加载中…日本学者如何回应“文科无用论”
(2022-08-26 20:51:54)东京大学吉见俊哉教授他的新书《“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王京、史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
据最新数据显示，从2022年度的升学考试开始，日本正式进入了大学全入时代。所谓“全入时代”是指只要不挑肥拣瘦，考生就一定能考入某个大学、有学上的意思。日本的大学走向“全入时代”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两个。一是少子化导致18岁人数的减少。二是大学招生人数的增加。日本大约有764所大学（2017年度数据）。其中私立大学占据77%，扩大招生是其存立之本。这样看，日本的大学入学率先在亚洲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学生的高考压力转变为大学的招生压力。不过虽说进入了“全入时代”，但考取日本名校的难度丝毫未降低，人气的大学依旧门庭若市，不人气的大学依旧门庭冷落。招不到学生，面临关校危机的大学也不在少数。如2016年度日本大学数是780所，到2017年度就因倒闭等原因减少了14所。
“去文科化”的冲击
大学要关门，那关门之前必定是砍所谓无用的学部和学科以救校。于是有了吉见俊哉教授《“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这本书的问世。作者曾经担任过东京大学副校长，在第一线目睹了日本大学衰、盛、衰的整个过程，用自己的思考，给出了何谓大学/大学将往何处去的问题设定。这本书使我们能及时且立体地看到这场“去文科化”冲击的来龙去脉，感悟到进入21世纪，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得主的数量仅次于美国，有着巨大存在感的日本人，能坦然面对大学教育面临的新困境、新挑战的一种实在与冷峻。
2015年6月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向各国立大学的校长，下发了题为《关于国立大学法人等组织及业务的整体调整》通知。不料这份通知被日本媒体和部分学者解读为文科省要“废除文科学部”，从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知的“冲击”。一时间，这是“现代版的焚书”，是对“大学自治的侵犯”等批评声四起。不过在这些批评声中，吉见俊哉则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冲击的表面看，是文科有用无用论的老调重弹，但从背后看，则是21世纪大学的生死问题的深层“突刺”。其实，文科有用还是无用，放置于当今的知识价值时代，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公理”。日本文科省也不至于愚蠢到真的要废除文科。他们只是想着知识配置的再优化，想把“科技立国”这个方针再明确化而已。这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借问文科的有用无用，叩问大学的有用无用。大学若要在完成工业化的后现代社会中，不被高速化、碎片化、流动化的知识生产所淘汰，就要重新定义大学，重新设问上大学的意义何在。
读完整本书，笔者以为最具新意且具冲击的有二点。一个是对有用性的思考，一个是对21世纪大学向何处去的思考。
对“文科无用论”的回应
先说对有用性的思考。吉见在书中首提“有用”的两个维度：完成目的的有用性/创造价值的有用性。前者是说“在目标已经明确的情况下，找到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优解”（52页）。显然这是理科的思维，文科对此不擅长。后者是说“审视原有的价值尺度，或是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53页），显然这是文科的思维，理科对此不擅长。这两种思维对时间的要求是：一个只要有时间，物理的世界就能改变；一个是只要时间足够，精神的世界就能改变。理科是在实施技术主义过程中确立了自身地位，文科则对技术主义进行制约，对其价值进行质疑中确立了自身地位。这样看，理科的有用是直接之用，而文科则对此保持距离，对其主导地位持批评态度，其有用当属间接之用。间接之用也曰无用之用。而无用之用照庄子的说法“乃为大用”。《庄子·列御寇》讲朱泙漫花费三年时间学习屠龙的本领。虽属无用之术，但也万物皆备于我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两种不同的思维，作者在书中举了索尼随身听和苹果智能手机的例子。多少年前的索尼随身听，是一场便携性革命。它改变世界的是走路也能听到想听到的声音。但本质地看，随身听的功能还是听，说到底它“只是一个欣赏立体声的装置”（55页）。而苹果的智能手机则刷新了电脑和手机的定义。用怎样的技术实现现代社会的交流？苹果思考的一个结果就是最终“改变了技术这一概念本身”（56页）。这样看，索尼是在给定的价值尺度内开发出随身听产品，属于完成目的的有用，这是日本工科的强项。苹果是顺应价值尺度的变化而开发出新品。产品的外在性当然是技术（理工）的力量，但内在性则是文科的力量。这就令人想起乔布斯与禅、禅与乔布斯的故事。索尼随身听是给定目的的结果，苹果手机是无给定目的的结果。虽然同属优质产品，但其思想与行为绝不在一个层面上。吉见就此向读者指出了日本的问题所在。他说日本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而总是屈居于“跟风”地位的日本人，其性格养成与一贯的重理轻文有关。
所以，作为日本学者的吉见俊哉，罕见地喊出了“重回韦伯”的口号。何以要重回韦伯？原来，产业革命带动商业化，资本逻辑必成主流逻辑。于是有了马克斯·韦伯著名的两个理性设定：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讲资本逻辑，价值理性讲人文逻辑。工具理性有确定的目的，价值理性并无确定的目的，但思考和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在吉见看来，韦伯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新教伦理，可理解为“价值理性”，催生出的资本主义可视为“工具理性”。而在价值理性丧失之后，资本主义就“进入了工具理性的自我循环之中”，因无法从“内部打破这一僵局”，最终形成了“空心化的系统”。吉见说，这是韦伯对资本主义“前景黯淡的预言”——完成目的型的“有用”，在目的和价值尺度发生变化时，“会迅速失去其曾有的作用”（54页）。为此，韦伯曾希望能寻找到新的价值理性介入其已成“僵局”的工具理性，用来打破“空心化体系”。这样看，所谓重回韦伯，就是重新审视价值理性在社会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并用这种作用，转换或更新工具理性原有的作用。
应该说，吉见对“有用”的见解是有新意的。他巧妙地避开了“理科挣钱文科不挣钱”、“文科无用，但有价值”等的一般思考套路，而是指出“振兴科学”如果不包括本身就是科学的文科的逻辑矛盾和理念缺失，揭示出文科的知识生产是将目的和价值相对化，并创造出新的价值尺度。最后，作者亮出的结论是：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循环型社会，文科的价值理性不可缺少——只要时间足够，30年或50年或100年——文科才是所有意义世界的母胎。
21世纪大学向何处去
再说对21世纪大学向何处去的思考。吉见俊哉看到了这场争论的危机，其实是大学的危机，更是人本身的危机。这就又绕回到大学“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上。作者首先认定，大学不是经济泡沫的延伸地。不过从大学的数量看，确实发生了“大学泡沫”。1945年战败时，日本全国只有48所大学，到1950年增加到201所。1960年是245所、1970年是382所、1980年是
446所、1990年是507所、2000年是649所。到作者出版该书的2016年是780所。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18岁人口锐减，但大学还是增加了270所。在吉见看来，这新增的270所完全是多余的。按照日本的人口规模，要想守住大学的质量底线，“500所大学已经是极限了”（96页）。
其次，作者认定，大学不是回应社会需求的职业训练所。不过从日本大学学部的数量来看，大学事实上已经中招。1975年日本全国大学的学部名称只有69种，到1985年为80种。1995年是146种、2005年是377种、2015年增加到了464种。这也就是说，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间，日本大学总共增加了385种学部。平均每年增加19种。吉见将其形象地比喻为“寒武纪大爆发”（99页）。增加学部，看似是创新，其实无非是为了强化营销的卖点。于是这些新增的学部名称，也是一个比一个光鲜。如服务观光学部、流行文化学部、动画文化学部、生活设计学部、动机行为科学学部等。这些新的知识创造与其说是从零开始创出新的学科领域，不如说是以各种近代知识为触点，以各种跨学科知识为媒介的“挂羊头卖狗肉”。对此，知道大学为何物的吉见俊哉深感忧虑。因为学部名称数量的增加，必定导致其内涵的贬值；而内涵的贬值，必定导致其大学权威的败弱。而越是想往细处、新处培养人才，就越表明大学自毁身价，向职业培训学校靠近。对大学而言，诺贝尔奖是结果而不是目的。若将其颠倒，大学就成了奥运选手的训练村。
对此，吉见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上大学的意义何在？在一个知识不再神秘不再独占的高度互联网社会，大学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教授们辛辛苦苦查资料备课掌握的那点“独家”知识，学生只要网上一搜，就什么都露馅了。那么，上课还有意义吗？教授还是学问的代表吗？为了招生乱设毫无实质内容的学科与专业，学生毕业即遭淘汰的命运，大学的存续也就难为其难。在吉见看来，这就有必要将大学“置于更广泛更长远的社会视野中”重新定位。若还坚守“教学与研究”相长来定位大学，那就过时老旧了。因为那毕竟是近世的大学理念（德国的洪堡最先提出），是国民国家时代的理念。在国民国家式微的今天，如何重建大学与社会与市民的关系才是出路的关键。或许，这正如作者所说，现在到了“仅靠教学与研究难以证明大学价值的时代了。社会实践这一第三要素将变得越来越重要”（150页）。大学应该将庞大的知识资源，放置在一个“开放性社会”这个大“校园”中。
为此，吉见提出了大学结构转型的思路，建言在人生100年的时代，必须三进大学。第一次是18-20岁。第二次是30-35岁。第三次是60岁前后。他说，如果能做到这点，21世纪的大学就成了不同年龄层和不同知识层相互对话的场所（到目前为止一直是高中毕业专属领域），成了能不断催生出新的价值和认识的场所。入学者的多样化，既能很好地解决大学招生难的问题，同时也实现了从高中生到社会人的主体性转变，实现了大学价值目标的转变。而支撑“人生三入大学”的另一个原因则是“时间”。在吉见看来，从近代化开始到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所谓“学年”，从进入企业到退休的所谓“工龄”等的“直线型时间轴”，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后现代社会中已现崩溃。这一崩溃导致了社会自身的时间轴，变得更分散更富有流动性。在这一背景下，“大学内部也应该允许许多条时间轴共存”（173页）。而在不同的时间轴（不同时期）学习与毕业的大学生，因其个体的非同质化而被用人企业重视。企业为此改变了长期以来采用的录用同一时期同质化大学毕业生（日本25岁以上的大学入学者只占总数的2%，在发达国家中属最低）的做法。这样做既适应了日本经济规模和结构的不断变化，又同时推动了产业界用人标准的改变。
此外，入学者的多样化，也会带来大学学习模式的变化，以学生为主体的主动学习将成主流。吉见在书中就讲述了自己在课堂上尝试“Attack
Me”（怼我），即老师是“沙包”的做法，供出拳者出拳使用，以此提高他们的出拳力量。吉见还与学生约法三章：“不许赞扬/不许说感想/不能只进行概述”，而老师只能全盘接受“恶言詈辞”（174页）。这一章节读来令人印象深刻。至此，作者给出21世纪大学的全新定义也就顺理成章了：“大学是服务于人类或是全球社会的普世价值而发展起来的知识制度”，或者，“大学是不断催生出新的价值和认识的场所”。
作为学者的吉见俊哉著述颇丰。但作为日本“大学论”第一人，他的另外两部著作《何谓大学》（岩波书店，2011）和《大学向何处去》（岩波书店，2021）似也有翻译出版的价值。前者为大学的历史篇，后者为大学的实践篇。再加上这本《“废除文科学部”的冲击》为大学的争论篇，才是他完整的有新意有冲击力的大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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