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书虫

窗玻璃截住几片云朵，却框不住，伶俐地站着；她放下手中的诗集，隔窗成了一道风景，被自己收藏；当然，我所描述的不是一副画，是一种心情；这就是我合上诗人舒婷的诗集后所处的心境。

云仍然在我眼前变来幻去，窗玻璃构想出留的意念，挽住执着；不变把它砌入墙上和它的大小中示众；我们是观众，自构想出窗户，窗户已经关不上了，你看或不看，都在那本诗集里，哀叹、愤怒或呢喃。

确实，我们好像手里拿着没有底的木桶生活，最后剩下来的只有记忆和空空的木桶；舒婷本人已经七十岁了，只有她写的诗留在那个年代，那个日子；那个境遇；那个情性里保持着看来的样子。

窗户是打开的，我们抬起头来，从2022年5月某一天上午望过去；当然，我们的眼睛猛然闯进了四十年前布置的某个房间；里面井井有条，秩序像叠好的被；所有的家具被磨出厚重纯朴的釉色；泛黄的白墙上，挂钟留下的空白格外白，和着书页上薄薄的灰尘，一起加入这没有旋律的舞蹈。

然而，我们的一只脚还在门外面；我们只有一个腿后退或者向前，无论读诗还是生活，能用俩腿的人很少；我们随时进进出出的世界不是一个，而你只有一个；问题就出在这里，你不得不迈开右脚进去，同时用左脚站在自己这儿。

无疑，结果我们很快就感到了某种不适；好像把地里的花草移入了盆中，边界一下缩小了，呼吸的空间受到了限制，尽管窗台上阳光充足，盆里土壤肥沃，温室里气氛和谐，然而，却还是让我们鲜绿的叶子泛起了黄；这就是我们跨着门槛读舒婷诗歌的初步体会。

我们给自由赋予想当然的意义，然后被困在里面出不来；的确，只有当一个东西死了，我们才能凌驾于它；不管它是一个词还是一首诗，或者一个人，我们都不加思索去扼杀，然后，把它们拿去放在自己想放的任何地方，这就造成了经过当下诗歌不着边际的旷野去进入七八十年代诗歌花园的某种龃龉。

确实，那时候的诗人都住在花园里；而眼下诗人这一族类已经是一群居无定所的浪子，没有边界，也没什么标准，你就只管顺着头脑（所谓自由）滑下去，落到哪儿是哪儿，不管你摔成什么样子，总会有一拨人窜出来为你喝彩；这种事情在诗人舒婷那个年代是绝不会发生的；她们都是实打实的战士，不像现在，弄来一把玩具枪就能打个大“胜丈”；然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打什么败丈了，我们已经不再是战士，也没有了阵地，只要你稍稍保留住人的底线，那么随你在诗歌的地界任意撒花儿，随你的便。

所以，打开舒婷的诗集读着读着，我们的舌头不免打起卷儿来，觉得那么一种书卷气混在优美的节奏和至纯至朴的情感和思想的流动里，发出一种让我们深感不安的樟脑味儿；理所当然，里面我们不加思索地加入了自己的偏见和所处时代的气味儿，那么，樟脑就变成了樟脑丸。

像美食家依赖舌头一样，我们靠挑刺来维持我们并不高明的品味；然而，你无论长两个还是三个舌头，从舒婷的诗行里你也只能仰赖你的偏见剔出一两根似是而非的骨头。

也许翻译过来的诗歌我们读得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舌头已经好像只适合读那种二手诗；有幸的是，我们还没有完全丧失了根本，而且，恰好买了一本舒婷的诗集摆在书架上。

那种放哪儿都合适的书，舒婷的诗集要算一个；不管你八十岁，还是十八岁，读舒婷的诗都不会觉得自己太老或者太小。

单纯，又不失深邃；热烈不失端庄；克制中不失自然；求精而不落凿痕；就像真正的牡蛎吐出来的珍珠，唯一的问题就是，它是珍珠。

当然，只要你准备好了挑毛病，毛病就会长出来；眼光不停在变，而珍珠仍然是那个珍珠；问题就来了，你不能把旧的估价用于新的标准，但我们用了，而且一直在这么干。

显然，舒婷的诗，文人气有点重，就像我们知道的朱自清的散文过于矫揉；虽然诗不给人紧张感，但半个诗集读下来，我们就不难看出舒婷本人拿着笔坐在书桌前，对着稿纸朝每一个字下狠功夫的那副局促的样子。

我们为什么把鸟儿关在笼子里呢？因为没有笼子它就飞了!然而，诗振着翅膀飞走了，我们不就为此而写诗吗？

可是，话说起来太容易啦，只要是可以拿起来放下（包括语言）的东西，在我们举起来之前就已经在种种局限中了，然后才和那个东西打交道；那么，鸟是不是在笼子里，它啼叫的仍然是笼子，只不过笼子大一点而已。

那么，我们坐下来写诗，不管你是舒婷还是别的人，也都只是把鸟儿抓起来关进笼子里，不过如此；只是，你的笼子大，他的笼子小；或者你的笼子值钱，她的笼子廉价；你编笼子技艺精良，他造笼子的技术很差；而最后解脱的是人，肯定不是鸟儿。

可见，用通常的眼光看通常的事很容易；但用通常的语言写通常的事，而且，把诗写得无可挑剔，作为诗人，舒婷配得上我们充满恭敬地称她为老师；几乎没有几个人写的诗能像舒婷的诗那样适合所有人读。

尤其是她前期的作品，灵动而安静；感情充沛而不泛滥；文笔讲究而不刻板；热情而不失条理；这都是一种自制和负有责任感的体现，告诉我们，一个人拿起笔准备挥毫前里，不是那种像解脱肠胃那样，不分青红皂白疏泄一通之后，你解脱了，把别人弄脏。

泥沙俱下，那不是风格，是水平；这儿高昂，那儿底气不足；这儿惊艳一下，那儿又落于平淡无奇；这都是技艺不诚熟的表现；这些问题在舒婷的诗集里完全没有容身之地。

实际上她早期的作品要比后面的作品更上乘；别说败笔，几乎连一点瑕疵都没有。

如果，非要用现在的眼光和标准，那么仍然是那句话——唯一的问题就是它们是珍珠。

确实，舒婷把诗写得太得体，太没有瑕疵，太合格，把持得太好了，不免带来了形式上的某种局限，尽管不那么严重。

很可能没有缺陷才是艺术的缺陷，舒婷本人写诗的时候可能对某一中审美抱着刻求的态度，让它无意中长成了一种模式。

然而，我们不必满嘴艺术，艺术并不在谁那边；艺术在“人”这边；末了是艺术审判我们，而不是我们审判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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