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榆臻:交学费
(2024-04-02 08: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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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猪市坝人多猪多,不时有人抱怨着蹲下拽鞋跟。几乎每一张嘴都在发声,人们的招呼声、问价声、砍价声、算账声,胖嘟嘟的小猪拱泥土的咕咕声,正在过秤的猪崽四脚乱扳的嚎叫声全都搅和在一起。隆冬的寒冷驱赶着脚下泥土、猪粪、猪尿混合的骚味、臭味,嘈杂喧嚣又驱赶着寒冷。
我牵着的一只白羊牯偶尔发出 “咩——咩——”的刺耳声后,便齐刷刷地扭过来一些张望的脑袋,然后慢慢恢复原貌。我原以为我只是帮母亲把羊牵到这里,没有想到还要担负卖羊的艰巨任务。母亲把栓羊的草绳递给我时再三叮嘱我说给三十五块就买,她去安排些东西就来。我不情愿地点点头。
家里喂了四只羊子,两只羊牯两只母羊。母羊已鼓起肚皮,快要下崽儿了。一大一小的两只羊牯很翻精,不是吃人家的小麦,就是糟蹋人家的菜园。卖掉大羊牯过年成为全家一致的决定。
公羊不一会就“咩——咩——”地叫几声,不知是喊冷还是叫饿,还是发出孤独的信号,反正我很烦它,让我完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担心它给我带来“麻烦”——遇到熟人,尤其是同学和老师。
(二)
“羊子啷个买?”
“三十五块。”我低头侧身,穿着解放鞋的右脚不停地刨着地面,像要刨出一个洞钻进去似的。
大多只是随便问问,了解一下行市,并没有真心要买的意思。
在我们大队读小学时,赶场成为我们的向往:花三角钱吃一碗抄手或羊肉粉,饱一饱口福;看一场武打或战争电影,积攒和同伴吹嘘的“本钱”,波澜不惊的故事片没有意思,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腊月间跟着大人们一起赶场备年货,我们最关心的是买震天雷、魔术弹。不过,卖东西我可不会,还非常害怕。家里卖大米呀、包谷啦、鸡啦、鸭啦,都没我们什么事,历来是母亲包揽。怕什么呢?我也说不清楚。平常母亲支我到隔壁借筛筛簸簸来用时,我总是逃得远远的,常会挨一句:“哪个把耳朵给你割啦?”母亲还经常数落我,说我们几个裹起像天神一样,有吃雷的胆子,跳天舞地的天不怕地不怕。喊个人啰,又害口失羞的。上中学后,我就更怕“割耳朵”了。
今天倒霉,不知要挨到什么时候?又冷又怕。
“三十五块。”我瞟了一眼,一个戴毛毛帽的人问。
毛毛帽蹲了下来,捏了捏公羊的后退,挤出两字:“没膘。”
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子凑了过来喊道:“刘老板,买羊子呀?” “顺便看看。生意好不?”毛毛帽反问道。
“不错不错。”中年男子回答。
他们俩看了一会羊牯,嘀咕了一阵,好像估了斤头,又比划了一些我看不懂的手势,朝我问道:“三十二块,买不。”
“不买。”我冷冷地回绝。
“总要少点噻,不可能喊好多就卖好多噻。”中年男子微笑着说。
对呀。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母亲刚才也没有告诉我可不可以少一点呀。我晓得母亲除了在店铺买东西外,都喜欢讲价。我还清楚记得上个月我跟她一起赶场买杠炭时,在炭市逛了一圈,她逐一询问价钱,不时拿一截炭摊在手上掂一掂,轻轻敲打,听听声音,还挑一大堆毛病。她来到一个穿抄襟衣服的年轻媳妇面前,几句话,就让她松了口,把一角五一斤的杠炭讲到一角三一斤。
“天气热热和和的,这么多杠炭,你高高的喊起,要等到猴年马月才卖吗?”。
“大姐,卖炭噻,是赚几分气力钱咯,不便宜哟。”年轻媳妇有点求饶的意思。
“卖了揣进荷包才是你的钱。都年关了,大家都要安排年货哇。”母亲像是在善意提醒,也像是在敲打。
“卖啰,卖啰。早晓得是这个价嚰,哪的还在这里站起冷一天啰。”年轻媳妇一边抱怨,一边过秤。
母亲还告诉我,买碳要挑天气,天热便宜,天冷就贵。水青杠起钢声,很铁实,燃起来经时;杂木炭很轻,三斤抵不上两斤水青杠。
想到母亲无情的砍价,我觉得我喊出冷冰冰的“不买”是不是坏了生意的规矩。前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就被我家坎上的牛贩子麻脸幺爷他们的声音吵醒,他们在我家圈门前给两只羊牯批价,说毛羊五角钱一斤,小羊牯可以卖二十五块钱,大羊牯可以管三十多一点。
“你做得了主不?”中年男人打断了我的思绪。
嗯。我都读中学了,瞧不起人吗。我抬头挺胸,斩钉截铁地说:“做得了主。”有点对天发誓的感觉。
“那就少点,再加一块,三十三,卖不。”
我磨蹭了一阵,都站着冷大半天,卖还是不卖呢?
“不卖我们就别处看看!”
我担心他们走了就错过了买主。今天要是卖不了,还得牵回家呢。
“好。买。”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交易完毕,毛毛帽顺手递给中年男人一张钱,说“打杯酒喝,不要嫌少,啊。”我没有看清是多少。
“不客气,不客气。”中年男人接过钱后,又拱入人群中寻生意去了。哦,想起来了,这就是大人们常说的猪偏二,今天他是兼职批羊价。
羊牯“咩——咩——”的叫声,像是在和我作最后的告别。常言说,喂牛得犁,喂马得骑,喂羊磕膝头都摔掉皮。想起日常追赶它经受的折腾,我没有一丝伤感。很快,公羊便跟着毛毛帽消失在人群中。
我没有去找母亲,担心她回来后找不着我。我把钱卷叠起来揣进裤子前面的表包里,右手伸进裤兜紧紧捏住,如释重负地等待着母亲。
(三)
我迎上背着香、烛、钱纸、苕粉、海带等杂七杂八年货的母亲,她把手里装着沉甸甸的盐巴的布口袋塞给我,问:“卖啦?”
“卖了。”我有些邀功请赏的兴奋。
“好多钱?”母亲追问。
“三十三块。”我掏出钱来递给母亲。
“卖好一歇啦?”母亲清点了钱问道。
“你走后一会就卖的。”我故意说得很轻松似的。
“天,你都不晓得多等会儿,卖这么便宜。”她奚落道:“硬是无用。记得买羊人的脸貌儿吗?
我惊奇地看着母亲。怎么啦,要翻翘吗?我在心里嘀咕,应道:“记得。戴的毛毛帽,那个那个偏二叫他陈老板。”
“走,我们去找他。”母亲像是已点燃快要引爆的火炮。
“不走,你倒好,少买两块钱。两块钱,要买十斤大米,晓得不?”
赶场的人们慢慢散去,街上的人稀疏起来。
我硬着头皮跟着母亲走到一家羊肉馆,一股羊肉香气扑鼻而来,我禁不住咽了咽口水。母亲和我都同时盯上那个用铁钩在大锅里捞出一大块羊肉的毛毛帽,只是他面前多了一块围腰。
母亲待我确认后,再次嘱咐我要我说“不卖”就行。母亲蹲下放下夹背。
“里边坐,里边坐。”毛毛帽很热情。
“大哥,你刚刚在猪市从这小孩手里买了一只羊,是吗?”母亲把“刚刚”“小孩”说得很响,围着两张桌子吃粉的几个人把目光投向了母亲。母亲好像是在告诉人们,这笔生意还很热烙,还在反悔的时限内。
“对,对对。大姐。”毛毛帽定睛看了看我,回答说。
“嗯,你们才行嘞,都说放牛娃儿卖不了牛,可你们真会买。我给娃儿说要三十六块才卖,你们倒好,三十三块就买走了。像你们这样做生意的话,发财多快哟。”母亲一副兴师问罪的派头。
三十六块?怎么多一块出来。我不得其解。
“大姐,这样说就见外啰。我们是住家人户,不是赶溜溜场的,做好几年生意了,老不欺少不哄,你可以打听。你喊这个小将说,我们还反复问他做得了主不。”他指着我要我开口。母亲也用手戳了我一下,要我张嘴。
“你嘴巴被逢住了。”僵持了一阵,母亲忍不住冒火催促,还悄悄把嘴巴递到我耳朵边:“快说‘不卖’。”
我真张不开嘴。
“嘟起个嘴巴,哑啦?”母亲咬了咬牙,像要吃掉我似的。
“大姐,五角一斤毛羊,大行大市的。”毛毛帽双手在围腰上搓了几下后,一手接过客人递来的钱,一手伸出张开的五指。“我头场二十九块钱买的,和你们家的这只差不多一样大,不信你们到圈头看看。”
“这小孩,没有赶过场,饿起肚皮冷了一天,不要说多买点吃碗少午,还少卖了三四块。”母亲的声音明显压低了许多。
“你真要觉得卖亏了,退也没有什么。常言说,生意不成仁义在。但你也知道,我们做生意的,正月忌头,腊月忌尾哟。”
母亲听出了弦外音,好像被人使了定根法似的,一动不动。
“哎呀,一回生,二回熟。来,你们母子俩来吃碗粉,我请。”
“还早哇,又不饿。”不知道母亲是在拒绝,还是接受。
在毛毛帽的盛情邀请下,母亲用力把我揪到桌前坐下。
热腾腾香喷喷的两碗羊肉粉端上桌后,我听到母亲吃粉的滋溜声。我吞了好几口口水,推开面前的羊肉粉,撂下一句“不想吃”,就跑到了斜对面的火炮摊子买火炮了。
(四)
回家的路上,母亲背着一背年货走得很快,我扛着那袋十多斤重的盐巴跟在母亲前面,一会从左肩换到右肩,一会又从右肩换到左肩。母亲对我说:“光在学校读书不行啰,哪样都要学喔。今天算是交学费了,懂吗。”
我脸上火辣辣的滚烫,不知如何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