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记忆之

    从学工班到团委

1971年4月4日，笔者被风光电工厂（简称风光厂，下同）招录为学徒工,从此与风光结下不解之缘。

         (一）

4月8日上午，笔者和30多名同时招进厂的学工，从福泉县乘车到达都匀市，换乘上风光厂的解放牌卡车，经由小围寨中建四局五公司家属区和子弟学校，向排田山上的风光厂驰去。

这是一条由山间便道刚经人工开挖、加宽，仅能通过一辆车的山路。路面坑坑洼洼，崎岖不平，有的路段坡度达二、三十度。卡车一路颠簸，加大油门轰鸣着爬着坡。开到半路，有10来个女学工正在修路，见到我们，便示意停车。她们将锄头、铁铲和竹编撮箕等工具扔进车厢，爬上车，车子又轰鸣着费力地向山上爬去。穿过一片农田，在一幢陈旧的二层小黑楼前，驾驶员把车停下，告诉我们：“到了。”大家纷纷跳下车。车边站着五、六个男青年，“欢迎新学工。”一位身材魁梧的男青年笑嘻嘻的向笔者伸出手来。笔者赶紧把手使劲在衣服上擦了擦，也握住了他的手，过后得知，他叫陈黔忠，是二月份从瓮安招进厂的贵阳知青。

同车招进厂的女学工暂住在黑楼里，我们男学工则被带到一排以粗毛竹为房架(后来得知，搭工棚的这些粗毛竹，是先从都匀货场拉到小围寨，然后2月份进厂的学工、普工，两人一根从山脚爬了3公里山路扛上来的——因当时无路，不通车。)，芦席为墙，石棉瓦为顶的工棚前。推开用铁丝捆着一侧的门板，只见屋子中间是近二米宽的通道，左、右两侧是用竹子、木板钉成的两排大通铺，地面是铲除杂草后，稍稍平整了一下的泥地(不到一星期，大通铺下就长出茅草，顶到了床板。由于不见阳光，茅草长的又白又细)，房架上吊着一盏白炽灯——这就是我们的宿舍了。大家七手八脚，把各自的行李、箱子往床头或地下一放，就算安顿下来了。

下午2点过，看见不远处有几个农民在用锄头刨着什么，便好奇地过去看看，原来他们是在刨坟。朽烂的棺木中赫然露出尸骨，随着工具的撬动，一大群不知名的虫子“嗡嗡”的飞了起来，一股难闻的恶臭扑面而来。抬头四望，除了原都匀农中的那幢二层小黑楼和一排三间用土坯砖盖的陈旧、破烂的食堂，我们住的刚盖好的几间工棚,满眼就是一片布满乱坟堆的荒坡。

同日进厂的男学工共有十六人，他们是陈实、张文龙、何德元、李玉龙、宋本义、黄来根、张浩鸣、鲁振帮、陈建中、刘滇黔、杨礼谊、向兴燕、刘玉心、韩佐慈、刘群贵和戴浩梁。第二天上午，工厂在小黑楼一层一间屋子里开大会，军代表尤沧进参会。会上介绍了厂情：学工共分五个班。一班主要任务是搭工棚(大家称“盖房班”)，班长陈黔忠。二班主要任务是装卸建筑材料(大家称“装卸班”)，班长王建新。三班、四班是女学工班。我们十六人为五班，笔者和陈实分别被指定为正、副班长(后因配合打井，大家称“打井班”)。工厂目前主要任务是“三通(通水、通电、通路)一平(平整场地)”。会上先期从891厂调援的刘城、赵平等干部也和大家见了面。

(二)

开始几天，我们班的任务是修路，即将我们进厂的那条3公里长的山路（大家称“老路”）坑洼处用碎石、泥土填平，挖排水沟，并将有些路段加宽。因有福泉、兴义的一批复退军人和知青即将进厂，我们又配合学工一班盖工棚。那是一个星期天，天下着毛毛细雨，我们用锄头、铁铲将山坡上丛生的一蓬蓬竹子和杂草锄掉，把地面尽可能的铲平。每间工棚按相应距离挖上四个宽50公分、深至少80公分的大坑。有的大坑下是坚硬的山石，大家就用钢钎、铁锤打，用撬棍撬。坑挖成后，将用8号粗铁丝和抓钉搭好的毛竹房架埋进大坑，坑的四周用石头填紧夯实填平，房架四周钉上芦席，再盖上石棉瓦，工棚就盖成了。

陕西西安勘探队到厂，厂里明确笔者所在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勘探队打井。全班学工分组，跟着勘探队三班倒。勘探队师傅们负责钻井平台技术操作，我们干体力活。下杆钻探，我们把一根根七、八米长的钻杆抬着接杆，井台提杆起钻时，我们又要装卡子，把钻杆一根根卸下来。在勘探队师傅们的指点下，我们学会了上、下钻杆时，一手捏紧扶着，另一只手略微外推，使巧劲提高工作效率。勘探队从队长、党支部书记、技术人员到操作工人，真诚、和善，待我们象自家小兄弟般的关心，大家相处非常融洽。

各班任务虽有分工，但干起活来常常不分彼此。当时因基建盖房需要，每天都有大量装载木材、红砖、水泥等建筑材料的货车到厂。只要车辆一到工地，不分哪个班，大家都会主动抢着参加卸车。

卸砖劳动。

一天，笔者从打井队下夜班。午饭后还在睡觉，就听工棚外有人喊：“马上要下大雨了，大家赶快去帮忙检修水泥库房”。笔者一跃而起，套上工作服和班里正在休息的几个学工一起向水泥库房跑去(水泥库房在后来的18号楼前灯光球场位置)。芦席围起的水泥库房顶上的石棉瓦有的已破裂，近四米高的脊瓦处也散乱的多处透着亮。

笔者急忙顺梯爬上房顶，小心翼翼地踩在竹架上，把散乱的脊瓦重新一块块按序安好，有的同志则在下面撤换破损的石棉瓦。当笔者向另一端散乱脊瓦移动时，乌云密布的天空响起了沉闷的雷声。“要下雨了”,笔者心里一急，站起身加快了移动速度。这时，一阵大风吹来，笔者身子一晃，不慎踩在了一块已破损的石棉瓦上，一下子从近四米高的房顶摔了下来,晕过去了。迷迷糊糊中，只感觉有人背着自已，并隐约听到有人在喊：“快通知车队派车来，赶紧送到山下医院治疗。”然后又有不少人七手八脚将自己扶进驾驶室。车子开动，凉风吹进驾驶室，笔者清醒了，才知道是同班学工陈实背的自已。笔者右手小拇指受伤，指端搭拉着,流了不少血。黔南州医院检查：除身上有软组织挫伤、脸上皮肤有磕碰伤外，右手小拇指上端关节被掉落的石棉瓦砍伤．消炎止血后，缝合5针。事后想起还是有点后怕：近四米高处掉落的石棉瓦，破损处堪比利刃，如是砍到脑袋等身体要害部位，后果不堪设想。

一个星期后拆线，但小拇指首端关节从此无法伸直。

伤愈后，仍在打井班上班。

(三)

学工生活是艰苦的。

“衣”：无论男女，一年四季穿的清一色是工厂发的劳动布工作服。笔者还领到过一套细帆布材质的工作服，优点是比劳动布工作服厚实、耐磨，缺点是夏天太热，洗衣服必需用刷子使劲刷才行。

爱美的姑娘们穿的都是清一色的劳动布工作服。

“食”：男学工每人每月42斤粮食定量，其中30%是粗粮。很长一段时间，食堂供应的是纯包谷面做的窝窝头，一咬就掉包谷渣，粗糙难咽，后来才改进为用包谷面制作的发糕。用铝盒蒸的米饭方方正正一块四两，加上四分之一块则是半斤，副食则是炒青菜、罗卜之类。卖饭窗口地下放着一桶汤(实际是涮锅水加上两片少得可怜的菜叶)，免费、管够。基建劳动量大、体能消耗高，当时按人头，每人每月一斤肉、四两油，油腥少，男学工往往不够吃。笔者曾一顿吃过九两，但肚子仍感到空落落的 (那时能放开肚子吃上一顿饱饭是最奢望的事情了)。食堂每月一次吃肉，是大伙最开心的时间(大家叫会餐)。每人发给一张餐券，打一份红烧肉。那个年代，想要自己改善下伙食都难：一是买不到。二是住工棚，无炉子、餐具。厂领导、军代表也和大家一样，拿着饭盒在食堂排队买饭。为了解馋，有时星期天休息，步行下山，到都匀市里买上一斤本地产的、放了过多糖精而甜的发腻且咬着硌牙、大家戏称为“硬得能砸死人”的饼干，已经是一件很奢侈的事了。

70年代初，难得的每月一次会餐。在摇摇欲坠的土坯砖盖起的食堂里帮厨的人们。

“住”：进厂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住工棚。笔者起先住在厂卫生所位置的工棚里，尔后又搬到没挖足球场前(靠近后来的23号家属楼前)大水塘边的工棚里，所不同的是大通铺变为单人床。最后是在27号家属楼往排田农村左侧的工棚里住，前后共住了近一年工棚。工棚是夏热(石棉瓦顶)冬冷(四面芦席透风)。

  位于足球场下边、靠近23号家属楼的原1971年学工住的工棚，笔者曾在这排工棚里住了好几个月。

“行”：3.5公里长的新路(从厂经坝干到酱油厂、小围寨铁道口这段路，大家习惯称新路)没修通前，一直是走我们招工进厂时的3公里长的老路，坡陡弯急。唯一的交通工具是解放牌卡车。当时，运输任务多且杂，大多是拉基建材料及食堂生活用车。没有交通班车，星期天下山办事、买生活用品，全是步行。

学工生活也是紧张、充实、充满激情的。

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激越悠扬的军号声响起，大家急急忙忙穿好衣服，跑出工棚，两人一排，在排长带领下，踏着“一二一、一二一”的口令节拍，呼应着“一二三四”的口号，步伐整齐地沿着老路跑步。跑步回来，洗漱、早餐、上班。

为了落实开国领袖关于“走五•七道路”的指示，白天劳累了一天，晚饭后也没有闲着。除了要完成各班的开荒任务外，还参加厂里的挖鱼塘工作(鱼塘位置在后来的卫生所对面)。每天晚上7点钟，学工、军代表及其他部门职工，拿着十字镐、锄头、铁铲、撮箕等各种工具，人挖肩扛。干到9点半，凭厂里发的一张餐券，每人到食堂打一份面上飘着一丁点辣椒油花的二两面条。第二天晚上接着干。用了好几个晚上在平地上挖成了一个大鱼塘，注满水，放入鱼苗。一次下大雨，鱼塘涨水，不少鱼从泄水口冲走，学工李长盛纵身跳下鱼塘，堵住了外泄口，受到了厂里表扬。

下班后参加卸砖等基建劳动，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大会前的激情拉歌活动，给笔者的印象是很深的。

1971年二季度，一大批兴义、福泉藉的复员退伍军人及福泉招的又一批学工进厂。厂里将他们和原先的学工统编,调整为学工连、排、班建制。复退军人大都是农村兵，能吃苦，干劲大。刚从部队下来,组织纪律性可比知青学工强多了。为加强管理,学工班、排长基本上由复退军人担任。胡维祥、文登国分别担任笔者所在班、排的班、排长,笔者改任副班长。那天开全厂大会(地点在现在厂门球场位置)，刚刚平整好的工地上，几百名学工、复退军人按班、排、连顺序整齐坐着。会前,复退军人x排长耿忠胜（1980年6月退职回兴义）站了起来，向自已所在排喊道：“我们让xx排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好！”他马上带领着喊：“xx排，来一个。来一个，xx排。”于是，xx排就放开嗓子唱了起来。“xx排唱的好不好？”“好！”“再来一个要不要？”“要！”逼的xx排又唱了一首。xx排长也不甘示弱：“我们唱完了，是不是该x排唱了呀？”“是！”x排还没想好唱什么歌，xx排排长就领着大家喊起来了：“一二三，快快快”“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们等的很着急”……于是一首接一首、一曲接一曲，唱的都是一些铿锵有力、节奏感强的、大家熟悉的如“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开国领袖语录歌,而女学工班、排往往成为被拉歌的重点对象。如有哪一方不想唱，就会被其他排以口号的形式，逼的你不得不上阵。虽然谈不上歌曲音律的优美，但此起彼伏的高吼的歌声，把拉歌气氛推向了高潮。

1971年9月下旬，学工代表戴浩梁在全厂大会上发言，一身“标配”的劳动布工作服，因在打井队上班，故脚上穿了一双高帮水胶鞋。

每周一次的露天电影是大家最企盼的。厂里没有电影放映机，每次都是联系都匀市电影放映公司到厂里来放。那时放的片子，有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前苏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及国产影片“南征北战”等。面对物资匮乏、生活艰苦，大家经常喜欢念叨影片中瓦西里的一句台词：“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表达了大家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期许,反映了大家对企业未来充满信心的心境。

                     2017年9月1日

                     2022年9月19日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