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红了这么些年，他的一切故事，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几乎都给人翻了个遍，其中就有涉及到鲁迅先生的。

    按照某种说法，陈寅恪一直不提鲁迅，是因为鲁迅先生被抬得太高，所以不愿攀扯。这听起来当然品味很高，如果再用所谓“独自”（“独立之精神……”）阐释一下，那就更上层楼了。

当鲁迅先生1902年3月赴日本留学时，同行的有陈衡恪（字师曾）、寅恪兄弟，带队的便是这两位的舅父俞明震（字恪士）。

有此同船共渡的机缘，后来陈衡恪与鲁迅又多有过从，鲁迅1915年4月6日的日记里还记着：“赠陈寅恪《或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鲁迅全集》第十五卷页167，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如果陈寅恪先生愿意，这些当然是不妨提及的。如果不愿意，那也不难理解。

鲁迅先生是去留学的，同行的陈寅恪先生却只能算是作了一趟远游。一夜东风人万里，说起来却未必光鲜，因为揩的是大清国公费的油，或许还顶着别人的名字。这是俞明震权限之内的事（参看曹震《陈寅恪第一次出国考》，《掌故》第一集页104，中华书局，2016年），当然怪不着当时虚岁13的陈先生。只是这件事与他们家的“优美门风”（这四个字见于刘梦溪《陈寅恪的学说》最后一节的标题）多少有点对不上，更不是“公子之公子”该享受的尴尬吧。

    那么在陈先生的大作中，有没有需要提到鲁迅的地方呢？那却也是有的。这一路的不愿提及，就不免关乎文德了。

    我在《胡适与杨树达先生谈〈诗〉的故事》一文中曾经说过，30多年前，我读到的杨树达先生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抄袭的。那么陈先生的文字呢，说起来可就真是“不道人间巧已多”了。

最先引导我注意到陈寅恪先生的，是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程先生在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中说：“关于唐代进士科举和文学的关系，前人虽曾发表过一些零星的见解，而从事较为深入的研究，则实始于当代的学者们。陈寅恪、冯沅君等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有所论列。”下面的注解中列举了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韩愈与唐代小说》、《元白诗笺证稿》。（《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页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因为程先生提到的“当代的学者们”主要是陈寅恪，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对“行卷”有“较为深入的研究”的是陈先生。——在没读到陈先生的书之前，我当然不知道他是怎样“深入”的。

    使我感到疑惑的，是程千帆先生在书的后面（页82）引用了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一段涉及“行卷”问题的答问（文见《鲁迅全集》第六卷页335～336）。

假如在“行卷”这个话题上需要提到鲁迅的工作，那要提的就应该是《中国小说史略》以及《唐宋传奇集》中的“稗边小缀”。——程千帆先生的选择自也有他的考量，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且介亭杂文二集》出版时（1937年）鲁迅先生已经逝世，集子中也少有论学的文章，“研究”者比如1936年写《韩愈与唐代小说》的陈先生，当然参考不到。

然而，鲁迅先前的文字（比如《中国小说史略》从1925年到1935年就出了10版），陈先生是能够“参考”到的。

《中国小说史略》引证较多，为了方便比照，下面先抄一段鲁迅先生的通俗讲解：

唐至开元，天宝以后，作者蔚起，和以前大不同了。从前看不起做小说的，此时也来做小说了，这是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的，因为唐时考试的时候，甚重所谓“行卷”；就是举子初到京，先把自己得意的诗抄成卷子，拿去拜谒当时的名人，若得称赞，则“声价十倍”，后来便有及第的希望，所以行卷在当时看得很重要。到开元，天宝以后，渐渐对于诗，有些厌气了，于是有人把小说也放到行卷里去，而且竟也可以得名。所以从前不满意小说的，到此时也多做起小说来，因之传奇小说，就盛极一时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三讲《唐之传奇文》，《鲁迅全集》第九卷页324）

下面再把《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中的相关文字照录如下（其中关于韩愈的部分由《韩愈与唐代小说》而来），且尽量保持段落的完整，以便看清陈寅恪先生的“研究”：

（自来诠释《长恨歌》者）以寅恪之浅陋，尚未见有切当之作。故姑试为妄说，别进一新解焉。

鄙意以为欲了解此诗，第一，须知当时文体之关系。第二，须知当时文人之关系。

何谓文体之关系？宋赵彦卫云麓漫抄捌云：

    唐之举人，先藉当世之显人以姓名达之主司，然后以所业投献。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也。

盖唐代科举之盛，肇于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德宗本为崇奖文词之君主，自贞元以后，尤欲以文治粉饰苟安之政局。就政治言，当时藩镇跋扈，武夫横恣，固为纷乱之状态。然就文章言，则其盛况殆不止追及，且可超越贞观开元之时代。此时之健者有韩柳元白，所谓“文起八代之衰”之古文运动，即发生于此时，殊非偶然也。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中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寅恪尝草一文略言之，题曰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壹卷第壹期。其要旨以为小说之兴起，乃其时古文家以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所致，而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

是故唐代贞元元和间之小说，乃一种新文体，不独流行当时，复更辗转为后来所则效，本与唐代古文同一原起及体制也。唐代举人之以备具众体之小说之文求知于主司，即与以古文诗什投献者无异。元稹李绅撰莺莺传及歌于贞元时，白居易与陈鸿撰长恨歌及传于元和时，虽非如赵氏所言是举人投献主司之作品，但实为贞元元和间新兴之文体。此种文体之兴起与古文运动有密切关系，其优点在便于创造，而其特征则尤在备具众体也。

既明乎此，则知陈氏之长恨传与白氏之长恨歌非通常序文与本诗之关系，而为一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赵氏所谓诗笔系与史才并举者。史才指小说中叙事之散文言。诗笔即谓诗之笔法，指韵文而言。其笔字与六朝人之以无韵之文为笔者不同。）之部分，白氏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部分，陈氏之传当之。后人昧于此义，遂多妄说，如沈德潜捌选长恨歌评云：

迷离恍惚，不用收结，此正作法之妙。

……更取韩退之小说作品观之，（详见拙著韩愈与唐代小说，载哈佛亚细亚学报第壹卷第壹期）如昌黎集贰壹石鼎联句序及诗，即当时流行备具众体之小说文也。……（《元白诗笺证稿》页2～6）

陈先生的东西，抄起来真够累人。这里我们可以把陈先生上面的文字分为两部分。

比如陈先生所说的“行卷”与当时的诗以及小说的关系，是鲁迅先生说过了的。——白纸黑字在上面。

陈先生又说“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述“唐之传奇文”，谈到武后时的张鷟《游仙窟》之后说，“然作者蔚起，则在开元、天宝以后”。以下所举，除“大历中有沈既济”外，沈亚之、陈鸿、白行简、许尧佐、柳珵都是活动在贞元、元和年间，重点讲述的元稹、李公佐，也是在元和年间。（《鲁迅全集》第九卷页74～90）所以陈先生所谓“贞元、元和之世”，与鲁迅先生说的“开元，天宝以后”，原本就是一个时段，而且鲁迅说得更具体。

至于陈先生把鲁迅说的“作者蔚起”改成“起于”，是把兴盛说成了起始，明显与事实不合。——他要凸显韩愈的作用，所以要把这个“起于”挪后到与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同步，否则，他那既“载哈佛大学亚细亚学报第壹卷第壹期”又“载哈佛亚细亚学报第壹卷第壹期”的文章，根本就没法做。

概括说来，陈先生论述“行卷”与唐代文学的关系有两个要点（一、文体，二、时序），就其正确或者接近正确的部分而言，是从鲁迅先生的书中抄袭来的。《陈寅恪集》现在流布甚广，《鲁迅全集》或许读者要少些了，也还不是僻书，这是随时都可以比照的。

或许有人会说，陈寅恪先生根本就对《中国小说史略》不屑一顾，没看过。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或者英雄所见略同（与陈寅恪比，现在鲁迅还算英雄吗？），有何不可？

此际当下，愿意为陈寅恪辩护的人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交通拥堵是决无问题的。

这里姑且假定陈先生没读过《中国小说史略》，那就来看看汪辟疆先生的说法吧：

    唐代文学，诗歌小说，并推奇作。稽其起原，盖二者并与贡举为倚伏也。宋赵彦卫《云麓漫抄》云：“唐世举人，先藉当世显人，以姓名达诸主司。然后投献所业，逾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至进士，则多以诗为贽。今有唐诗数百种行于世者是已。”景安（赵彦卫字）生际绍熙（南宋光宗年号），去唐匪远，《四库总目》尝推其言有根据，盖不诬也。风会既开，作者弥众。……斯亦极稗海之伟观，迈齐梁而轶两京者欤！（《唐人小说·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汪先生这序写于1929年，书是1930年出版的。他在介绍牛僧孺的《玄怪录》时说：

且小说至贞元元和之间，作者云起，情文交互，靡不备具本原，掩其虚饰。而僧孺于显扬笔妙之余，时露其诡设之迹。（《唐人小说》页233）

如果陈先生没有抄袭《中国小说史略》，那就是在抄袭《唐人小说》（这书程千帆先生却提到过，见其书页13注），不过大同小异而已。

汪先生的书后出，而且与鲁迅先生的工作多有重复，这是早就有人指出过的。即如上面谈到“行卷”问题的文字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子。

那么会不会有人说，陈先生对《唐人小说》也不曾寓目呢？这个“自由”就该有点边际了。

《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即创刊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是一册我喜欢的刊物。其中的第一篇出自“中国现代文史学界学术宗师之一”（据“内容提要”）的笔下，就是题为“陈寅恪遗作，包敬第整理”的“《唐人小说》（汪辟疆校录）批注”，正好可以证明陈先生读过《唐人小说》。

另一点让我感到可喜的是，这一期发表的所有文章，从第二篇到最后一篇，都远比第一篇更值得一读。

陈先生惯会高自标置、放言高论，到了把别人的见解弄到自己笔下，却能做到九天风露寂无声。

这里不妨来看两条与现在的话题相关的“陈批”。

《柳氏传》：“天宝中，昌黎韩翊有诗名……”

陈批：“翊”当作“翃”，下皆仿此。《顾氏文房小说》本《本事诗·情感第一》载此事，“翃”皆讹为“翊”。《新唐书》二百三《文艺传》下《卢纶传》附《韩翊传》：“字君平，南阳人。”《新唐书》以翊（察按：《新唐书》作“翃”，此处似向无异文。）为南阳人，此传以为昌黎人，例同退之之籍贯也。（《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页4）

对照看《中国小说史略》第九篇唐之传奇文（下）：

又有许尧佐作《柳氏传》（见《广记》四百八十五），记诗人韩翃得李生艳姬柳氏，会安禄山反……劫以还翃。其事又见孟棨《本事诗》，盖亦实录矣。（《鲁迅全集》第九卷页90）

陈先生没有“参考”鲁迅的说法吗？

“陈批：‘翊’当作‘翃’，下皆仿此。”与鲁迅的话明显重复，其实却是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鲁迅说“记诗人韩翃”，是偏重于“盖亦实录”的一面，小说之外，史书上确有此人。《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录有《本事诗·情感第一》中的一节，“述翃复得柳氏后事较详审”。（《鲁迅全集》第十卷页101～102，汪辟疆《唐人小说》所录《本事诗》“翃”作“翊”）

但现实中的原型“南阳韩翃”在小说中却不妨是“昌黎韩翊”，这是不可校改的，所以《唐宋传奇集》里的《柳氏传》，鲁迅录着的还是“昌黎韩翊”而不是“韩翃”。假如陈先生的批语不是从《中国小说史略》上来的，他会想到“‘翊’当作‘翃’，下皆仿此”吗？

陈先生写过《读莺莺传》，《莺莺传》里的“张生”不能改成“元生”或者“元稹”，这总用不着想吧？

下面再看一条。

《东城老父传》后面汪先生有笺记：

按《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载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不载此《传》。《宋史·艺文志》史部传记类，著录陈鸿《东城老父传》一卷。《传》末语及开元理乱之原，有不胜今昔低徊之感。则是陈鸿此篇，固犹《开元升平源》意也。（《唐人小说》页137）

再来看“陈批”：

撰《东城老父传》者，陈鸿祖也，非陈鸿也。自来录此传作者之名，下脱一字，故此二人混为一人矣。《新唐书》五九《艺文志》三陈鸿《开元升平源》一卷，注贞元主客郎中。《全唐文》六一二《陈鸿小传》改作“大和三年，官尚书主客郎中。”但据其所撰《庐州同食馆记》，（《唐文粹》七五有陈鸿《庐州同食馆记》，后云“大和三年太岁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记”）（察按：“据其所撰《庐州同食馆记》”是与下文不搭的半句话。）陈鸿祖《东城老父传》文收入《全唐文》七三〇卷（察按：“三”当作“二”。），但仅书“颍川人”，盖亦据此传文，其他皆无考故也。（《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页12）

读者如果离开了原书看“陈批”，或许会叹服于陈先生的博通，这里且不枝蔓，看《唐人小说》中还有下文：

《两唐书》无陈鸿传，《唐志》著录《开元升平源》一卷，注云：“字大亮，贞元主客郎中。”《全唐文》（六百十二）《陈鸿小传》云：“大和三年，官尚书主客郎中。”又《唐文粹》（九十五）载陈鸿《大统纪序》有云……。鸿尚有《长恨歌传》，与此文并称史外逸闻。清修《全唐文》，录陈鸿文三篇，而此二篇不收，盖以其为小说家言，近于猥琐妄诞，故摈斥不录，已于叙例见之也。又按近有疑此《传》为陈鸿祖作者，因本《传》后段叙及颍川陈鸿祖访问贾昌问开元理乱之原，其必为鸿祖撰《传》无疑。惟此《传》相传已久，宋时所编之《太平广记》及《宋史·艺文志》对于撰人，皆无异说。今姑存之，以待考定。（《唐人小说》页138）

比照一下就可以见出：陈先生其实是把《唐人小说》里面第138页上的内容，抄到第137页来做了“批语”，至于像“《唐志》”变成“《新唐书》五九《艺文志》三”之类，除了能干扰一下“查重”，不过增加了累赘而已。

这种“批语”中的奇葩，出自“学术宗师”笔下，借用杨树达先生的说法，叫“殊堪骇诧”。——我能记起的可与仿佛的例子，也只在《杨树达文集》里容易找到。一时瑜亮，俱皆智勇双全，亦无怪乎那么惺惺相惜了。

或许有人会认为，批语中判断《东城老父传》的作者是“陈鸿祖”可以算陈先生自己的见解。其实这是说不过去的。

比如汪先生说了“近有疑此《传》为陈鸿祖作者”，又说“其必为鸿祖撰《传》无疑”，只是不便轻下按断而已。陈先生说到底也无非是在附议此说，难道“也”“矣”几下，语气斩截，这见解就能变成自己的？

假如现在的在校研究生写论文，依样画葫芦学着陈先生这样“也”“矣”，学籍会不会有危险？

既然陈先生的批语是这么一个来路，原本没有评判其对错的必要。但可能因为陈先生的影响，现在有人把《东城老父传》直接归于“陈鸿祖”名下，这就仿佛在清人编《全唐文》之前，所有的著录都错了，而且鲁迅当初也见不及此（参看《鲁迅全集》第九卷页78，第十卷页113～114）。这就有必要辩驳一下。

《东城老父传》后段说：“元和中，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见竹柏森然，香烟闻于道，下马觐（贾）昌于塔下。听其言，忘日之暮。” （以下“鸿祖”之名又出现了三次）可见小说中出现的那个“陈鸿祖”便是此《传》的作者了。

然而，这与他的真实姓名是陈鸿又有什么矛盾呢？

白居易的《长恨歌》和陈鸿的《长恨歌传》作于元和元年，假如“元和中”（806～820年）另有一个写《东城老父传》的“颍川陈鸿祖”，“携友人出春明门（长安城东正门）”，应该是喜欢交游的了，而且又是在冠盖云集的都城活动，何以竟没听说谁是他的“友人”？

陈鸿字大亮，“鸿”可训“大”（如“鸿雁”即“大雁”），以字释名，“大亮”就含有光大门楣、光宗耀祖的意思（想想光祖、耀祖、亮祖有多少）。他的姓名在小说中变成了“陈鸿祖”，岂不就是平平常常的一件事？

因为小说中询问贾昌的人叫“陈鸿祖”，于是倒推出作者就是陈鸿祖而不是陈鸿，这样的“发覆”一旦时兴起来，那《红楼梦》的作者就容易“考定”了。——除了贾宝玉还能是谁？

把上面说的小结一下：陈寅恪先生关于“行卷”问题的论述，就其正确或接近正确的部分而言，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是从鲁迅先生那里抄袭来的。

那么，陈先生是否对这个问题不大在意呢？

再来重抄一回杨树达先生的一则日记：

（1936年8月9日）昨日晤陈寅恪，告余云，近日张孟劬剜板改订《蒙古源流笺证》，多用渠说而不言所自出。渠说系用梵藏文字勘校得之，非孟劬所能，或不致引起《水经注》赵、戴之争耳。按近日少年多不留意于此。如许维遹集释《吕览》，于卷二十《行论篇》“官实”，用余撰《左传军实解》之说，而不言出自余，其一事也。孟劬老辈，不应有此，殊可诧也。（《积微翁回忆录》页120～121）

杨先生记陈寅恪“告余云”，当然无法凭空想象，可见陈先生对抄袭问题是够敏感的。然而，即在我们上面讨论的狭小的范围内，陈先生的抄袭就已是累见而不一见了。

抄录上面杨先生的日记，我有传谣的感觉，所以附带要提一下。我在《杨树达与许维遹先生的抄袭案》一文中为许维遹先生辩白过，陈先生诬赖張尔田（字孟劬）先生，有与杨先生类似的缘由。若说其间有何区别，那便是陈先生的作为更适合给李宗吾氏做案例。——为张尔田先生洗刷的事，且留待他日。

现在简略地说一下在“行卷”这个题目下属于陈先生自己的部分。

“行卷”与唐代文学当然是有关系的，但陈先生的《长恨歌》“新解”，却不过是捕风捉影。

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随即写了《长恨歌传》，陈先生认为这两者组成了“不可分离之共同机构”。这所谓“共同机构”听来够新奇，然而与“行卷”有何干系？

陈先生套用赵彦卫《云麓漫抄》的说法：赵氏所谓“文备众体”中，“可以见诗笔”之部分，白氏歌当之。其所谓“可以见史才议论”部分，陈氏之传当之（陈先生的文字已见上，此不具引）。

陈先生自认这是弄清楚了“当时文体之关系”，属于世人未知的“须知”、千载未发之覆。

可是这里另有一个“须知”：“文备众体”须得是一个人的文字“文备众体”，方能见出其才之全。两个人联合弄出一个所谓“共同机构”，能够用来“行卷”吗？

比如陈鸿拿这“共同机构”去“行卷”，他的“史才”是没问题了，可是“诗笔”部分却要假手于白居易来“当之”，这样自曝其短，他“行卷”的目的是指望及第还是申请落第？

其实，写《长恨歌传》时，陈鸿早已登第，而白居易不但已经登第，名声已经够得提携别人了，还会有“行卷”的兴致吗？

再退一步说，即令可以用来“行卷”，这样的“共同机构”也寥寥无几，陈先生能够举出的例子总共就4个，如何能代表“当时文体之关系”？后来陈先生还重复说“唐人小说例以二人合成之”，这是所谓“全部唐人小说之体裁”，“可参拙著《元白诗笺证稿》”，虽然陈先生承认“韩愈作‘石鼎联句》’”是个例外。（《论再生缘》，《寒柳堂集》页105）

今存唐人小说，假如仅以800篇计（李时人编校《全唐五代小说》正编收1313篇，属于五代的决不会超过500篇），那按陈先生“治学严谨”的算法就只能是，4篇（0.5%）代表通例，796篇（99.5%）列入例外。

至于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写不写《长恨歌传》都无碍于它是一篇完整的作品，无需陈鸿来替它“真正收结”。——“言尽意不尽”，“篇终接混茫”，诗又何需什么“真正收结”？

陈先生急于抑人扬己，其实立论的基本依据都是一团糟，所谓“新解”，徒见其好为大言而已。

再说“韩愈与唐代小说”，这里只需澄清一个概念就够了。“古文运动”提倡的“古文”，是相对于“骈文”而言的。在韩愈提倡古文之前，唐代小说的篇目已经不少，除了《游仙窟》中有点骈文的影子，还有哪一篇小说是用骈文做的？若是顺着陈先生的说法，那唐代小说从来都是用“古文”在做，则“以古文试作小说”又何待韩愈的提倡？

从文体上说，小说源于街谈巷议（所以不会用骈体），在当时是不算“文”的，是“小说”就不是“古文”，说“以古文试作小说”、“古文乃最宜于作小说者也”根本就是概念混乱。就算韩愈的“古文运动”能量再大，总管不到他出生之前的事吧？

因为韩愈事实上没有写过小说，所以陈先生又把韩柳元白搅在一起说成“中坚人物”。元、白自然与小说大有关系，然而，韩愈当时号召得了他们吗？

一边抄袭，一边还能有自己清晰的思路，这样的大神是不容易有的，至少陈先生不是。

孟子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王阳明衍而为良知之说，道是“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传习录》下）。这里可以用张岱记下的一件事做个注解：

一士人从王文成学，初闻“良知”，不解，卒（猝）然问曰：“良知何色？黑耶？白邪？”群弟子皆笑。士人惭而面赤。先生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快园道古》卷四言语部）

一个人不好意思，脸自然就红了。——王阳明认为，脸上的那一抹红色，便显现着良知。

陈寅恪不愿提鲁迅先生，在我看来，便是因为良知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