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杨树达两位先生在清华共事多年，而且又都与梁启超先生颇有渊源，所以能够结成深厚的交际。这两位彼此推重、互相帮衬、共同拼搏的事迹，当然多有“待发之覆”，但他们各自获得的成功，那是百度、360都知道的。——至于那些条目后人是否会从新编辑，那我就暂不预测了。

我们知道杨树达先生的两顶帽子—— “汉圣”、“赤县神州训诂学第一人”是陈先生送的，这在杨先生自然是大为得意的事，那么在陈先生，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代表“汉圣”“最高成就”的《汉书窥管》，其中“精妙绝伦”的例子我差不多都谈到了。前些天看到一篇“研究”论文，说到杨先生一处“很精彩的考证”，这里不妨顺便料理一下，庶免遗珠之憾。

《汉书·贾捐之传》：“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师古曰：“粟久腐坏则色红赤也。”

树达按：“红假为䉺。《说文》七篇《米部》云：䉺，陈臭米。”（《汉书窥管》下册页500）

其实，颜注原本不误，若按杨先生的“红假为䉺”，意思就成了：“太仓之粟，䉺腐而不可食。”像一句通顺的话吗？（原文为“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粟”字下不当点断。《汉书·食货志》：“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可与对照。）

下面看清人朱骏声的说法：

䉺，陈臭米也。从米，工声。《汉书·贾捐之传》：“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以“红”为之。（《说文通训定声》页44）

杨先生明明白白就是在抄袭，而且抄的时候还分不清对错，这样的“精彩”有人想学吗？

在《汉书窥管》那冗赘不堪的3000多条中，要想选出几条有价值的“考释”，那是杨先生自己都无法办到的。我讨论过他在《汉书窥管·自序》中所举的5个例子，那就犹如卖瓜的王婆亲自精挑细选了5个烂瓜，当场切开了给人闻。

杨先生在日记里记着，“（1931年6月9日）伯峻侄来，言北大国文系学生开会，请当局聘余任教。北大教授不足为余轻重，但马裕藻等之把持又多一次考验耳。”（《积微翁回忆录》页57）

杨先生当局者迷，不明白阻止他进军北大的人，就正是他的大恩人。

假设杨先生比如能到北大兼课，结果会如何？他能教学生断句吗？能讲《汉书》吗？而且，杨先生最不能在北大登堂开讲的，却就是他号称天下第一的“训诂之学”。

在训诂学上，杨先生有自鸣得意的三大发明：一、形声字声中有义，二、字义同缘于语源同，三、造字时有假借。——我说过，这些都是抄袭加缺乏常识的产物。

这里可以简略地比较一下两篇文章。

曾在北大设教的沈兼士先生有一篇100多页的长文，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推阐》（《沈兼士学术论文集》页73～185，中华书局，1986年）。沈先生所说的“右文说”的沿革，也包含着探讨“形声字声中有义”的历史。

杨先生的《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是如何抄袭《说文通训定声》的，我在《杨树达先生的“大言”与常识》一文中说到过，他居然把“形声字声中有义”当作了自己的发明，批评“惟后人漫不经心，此种条贯尘翳数千年，不曾显见于吾辈之目前”（《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页78）。

这两篇文章是个什么关系呢？打个比方说就是，沈先生先讲了雨伞的由来和演变，杨先生接着讲是他刚刚发明了雨伞。——这个擂台不用打吧？

假如有学生“兼听则明”，会作何感想？会不会有人觉得这两位教授讲得都好？

学生的事当然无从知道，因为沈、杨事实上没有“同台竞技”。然而，有一位“教授的教授”说，都好！

不用介绍，这位“教授的教授”就是陈寅恪先生。

1934年3月6日，陈先生读了《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推阐》之后，有《致沈兼士》：

大作宗旨及方法皆极精确，实获我心。大约中国语言文字之学以后只有此一条路可走也。“右文”之学即西洋语根之学，但中国因有文字特异之点，较西洋尤复杂，西洋人仓雅之学不能通，故其将来研究亦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结果可期；此事终不能不由中国人自办，则无疑也。（《陈寅恪集·书信集》页171）

从信中看，陈先生读过沈先生的文章是无疑的了。称赞之外，还有非常正确的意见，“西洋人仓雅之学不能通”，这事还得“中国人自办”，不能交给西洋人。——于是“仓雅之学”侥幸留在了中国。

一个多月后，1936年4月10日，陈先生读了《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又有《致杨树达》：

顷读大作，精确之至，极佩极佩！公去年休假半年，乃能读书，弟则一事未作，愧羡愧羡！（《陈寅恪集·书信集》页174）

两篇“大作”，如果杨先生“精确”，那沈先生就一定是在乱扯；如果沈先生“精确”，那杨先生就一定是在抄袭。

如果居然都“精确”，那就是逻辑学办了提前退休。

遇上了这样的怪事，一般说来应该仰仗陈先生标举的“独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由此而来的看法是，这件事只有用陈先生不通（很完全的不通）“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学）来解释，那才可能讲得通。

陈先生在那篇稿件一般的《与妹书》中，给世人指示过“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途径（《金明馆丛稿二编》页355），难道会不通“小学”？其实，这又何足为奇。

举上次刚谈到过的例子，在陈先生亲自撰写而且流传下来的对联中，有没有人（包括研究陈先生“学说”的人）能挑出哪怕一副在平仄、对仗上合格（包括基本合格）的？然而，这毫不影响他理直气壮地出题考学生“对对子”。

因为需要表示出言有据，我多次抄录《说文通训定声》指证杨先生抄袭，其实，像《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这类寄给陈先生看的“文献”，只要有一点“小学”入门的知识就可以明了它们的来路，根本就无须翻书核对。因为杨先生临时“发明”的一些东西，比火药还要古老，例如胡朴安先生1929年在《文字学ABC》中就都介绍过。——这书现在叫《文字学常识》（中华书局，2010年），是“小学”最基本的常识了。

杨先生的抄袭陈先生视而不见，而且不管杨先生怎么坏规矩闹笑话，陈先生都会一概叫好，则陈先生的“小学”程度，岂非不问可知？

而对于一个不通“小学”的人，《汉书》就刚好超过了他阅读难度的上限，所以杨先生的“成果”才会使他歆羡而咨嗟，以致弄出一个“汉圣”。

陈先生曾经说过自己“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金明馆丛稿二编》页168、270），可是他的征引仿佛又不限于东汉以下，害得好些人在那儿猜猜猜。

其实，陈先生对于“三代两汉之书”的隔膜是一桩很明白的事，在普及性读物还不多的时代，没受过“小学”训练，这就是一个当然的结果。至于那些虚虚实实近于《百战奇略》或者“梭哈”的东西，倘若陈先生不能操作到得心应手的程度，又哪里会有“三百年来第一人”给他做？

要举例来谈当然又会比较麻烦，但不举就未免近于空泛，下面选几个简单而且比较容易说清楚的吧。先录陈先生原文，我的话以“察按”起头，以免混淆。

一、关于“阙疑”

陈先生原文：

    ……兹依据上述资料，作一李唐皇室血统世系表，起自李熙，迄于世民，以备参考。至李重耳则疑本无其人，或是李初古拔之化身，故不列入，以示阙疑之意。（《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页196）

察按：

     据两《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李渊的太祖父叫李重耳，陈先生怀疑这人不存在（这事另文再说），所以他排一个“李唐皇室血统世系表”，就把李重耳直接剔除，陈先生说这是“以示阙疑之意”。

那么“阙疑”是什么意思呢？省点事，摘抄《汉语大词典》“阙疑”条：

遇有疑惑，暂时空着，不作主观推测。 《论语·为政》：“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刘宝楠正义：“其义有未明，未安于心者，阙空之也。” （《汉语大词典》第12卷页150，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孔子小心谨慎，他说的“阙疑”是有疑惑时暂时空阙着，不要武断。

陈先生就果毅得多，他怀疑一个人不存在，就在“世系”上把这人弄“阙”，陈先生把这称为“以示阙疑之意”。用《论语》中的词句，却又如此富于反孔精神，陈先生对“阙疑”之意怕是有点误会吧？

二、关于“解人颐”

陈先生原文：

李唐自称为西凉李暠后裔，然详检载记，颇多反对之证据。兹摘其最强有力，及足以解人颐者，各一事，迻录于下。……此李唐自称为西凉后裔之别一反对证据，而又可解人颐者也。（《李唐氏族之推测》，《金明馆丛稿二编》页320～322）

察按：

陈先生两次提到的“解人颐”，是什么意思呢？还是先抄《汉语大词典》吧：

解人颐，谓使人欢笑。《汉书·匡衡传》：“匡说《诗》，解人颐。” 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使人笑不能止也。”唐·王维《慕容承携素馔见过》詩：“空劳酒食馔，特底解人颐。”宋·文天祥《五色赋记》：“前辈游戏文字，足以解人颐如此。”（《汉语大词典》第10卷页1363）

从字义上说，这里“解”是放松的意思（这个义项后来写作“懈”，古音同“解”）。《周易·序卦》在“蹇，难也”后面是“解，缓也”，艰难过了就松缓了。《汉书》中屡言“解怠”（见《宣帝纪》、《元帝纪》、《黄霸传》等，颜师古注：“解，读为懈。”），也就是“懈怠”。所以《匡衡传》中的“解人颐”，字面的意思就是使人面颊放松，因而也就是“使人欢笑”了。人笑起来当然没法绷着脸。

陈先生上面的文字我没有多抄，但陈先生说的“解人颐”实在严肃，哪有什么“解人颐”的呢？

看不懂当然就只好猜了，我想，陈先生原本要说的是“足以解人疑”，为了要雅致一点，就“足以解人颐”了。

三、关于“《诗经》篇名”

陈先生原文：

寅恪案：毛诗大序，关雎后妃之德也。孔颖达正义云：关雎旧解云，三百二十一篇皆作者自为名。

旧说之是非，别为一问题兹可不置论。唯据其说，则诗经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元白诗笺证稿》页124）

察按：

陈先生写这段文字，是为了论证白居易《新乐府》取法《诗经》。他的论证能否成立暂可不论，但这短短的六七十字中体现出的旧学修养，让捧他的人满面酡颜也是很有可能的。

首先，说“《诗经》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对于一个自认在“以诗证史”的人来说，当得起“数典忘祖”四个字。

《诗经》中的诗题，其字样见于诗中而不在首句的，有《周南·汉广》（首句“南有乔木，不可休思。”）、《召南·驺虞》（“彼茁者葭，壹发五豝。” ）、《鄘风·桑中》（“爰采唐矣？沬之乡矣。”）、《小雅·巧言》（“悠悠昊天，曰父母且。”）、《小雅·大东》（“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颂·桓》（“绥万邦，娄丰年。”）。

另外《大雅·大明》诗中无“大”字，《小雅·小旻》、《小雅·小明》、《周颂·小毖》均无“小”字，《大雅·召旻》无“召”字。

还有题中字样根本不见于诗中的，如《小雅·雨无正》、《小雅·巷伯》、《大雅·常武》、《周颂·赉》、《周颂·般》。

例外有这么多，则《诗经》“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又何从谈起？陈先生可曾抽空把《诗经》浏览过一遍？

不妨来看看孔颖达的原文：

《关雎》者，诗篇之名。既以《关雎》为首，遂以“关雎”为一卷之目。《金縢》云：“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然则篇名皆作者所自名。既言“为诗”，乃云“名之”，则先作诗后为名也。名篇之例，义无定准，多不过五，少才取一。或偏举两字，或全取一句。偏举则或上或下，全取则或尽或余。亦有舍其篇首，撮章中之一言；或复都遗见文，假外理以定称。《黄鸟》显绵蛮之貌，《草虫》弃喓喓之声，瓜瓞取绵绵之形（《绵》），《瓠叶》舍番番之状，夭夭与桃名而俱举，蚩蚩从氓状而见遗（《氓》）。《召旻》、《韩奕》，则采合上下；《驺虞》、《权舆》，则并举篇末。其中蹖驳，不可胜论。岂古人之无常，何立名之异与？以作非一人，故名无定目。（《毛诗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上册页26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孔颖达说的“篇名皆作者所自名”，与陈先生理解的“诗经篇名，皆作者自取首句为题”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自名”就是“自取首句为题”吗？），因为孔颖达后面接着就举了一排例证，说明《诗经》篇名“其中蹖驳，不可胜论”。

像陈先生这样征引《毛诗正义》，明显就是在临时抱佛脚，却有胆量不把上下文多看半页。——附带说一句，看了前面不管后面就征引，虽然很不符合陈先生“治学严谨”的公众形象，却是陈先生的一个积习。

至于孔颖达引录的《金縢》云：“公乃为诗以贻王，名之曰《鸱鸮》（注意：原文是没有标点，更没有书名号的）。”陈先生居然当作了“关雎旧解”，这就真是要让老僧伸脚了。

《金縢》是《尚书·周书》中的一篇，那个“公”是周公，《史记·鲁周公世家》中也引录过。其中提到的诗《鸱鸮》篇在《豳风》里，怎么会“解”到《周南·关雎》头上？

按陈先生的“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俞大维先生的回忆，“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页4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这段话被人引用来称赞陈先生的“功力”已经不知多少回了。

俞先生那个“我们这一代人”能背诵“《左传》等书”，也许甚至几乎是真的。但“寅恪先生”，上面的例证可以告诉读者，他与《诗》《书》中的篇目都对面不识、形同陌路，则所谓“背诵”《十三经》、“必求正解”的回忆，以俞先生的理科背景，未必不是借鉴了科学幻想。“仇深曰切齿，人笑曰解颐。”（《幼学琼林》卷三“人事”）连这些发蒙的东西陈先生都未必熟，哪里就能跳到“曰若稽古”“元亨利贞”？

四（略）、五（略）、六（略）——再举例就未免写得太长了。

最近偶尔会记起年少时看戏的事，曾经得到过长辈的提醒：看戏的时候是不能随便叫好的，大庭广众之下，如果叫得不对路，就等于在高呼自己是外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