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两篇文字谈到了杨树达先生，那就只好接着谈，否则说过的话倒像兜不住。

传说中一部80万言的《汉书》，杨先生能“倒背如流”。这还有家学渊源，因为杨先生的父亲能背诵《资治通鉴》——这是杨伯峻先生说的。

按我的想法，一个人就是记忆力再好，要背诵比如《资治通鉴》这样大部头的书，也是需要大把时间的。对于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来说，就仅仅只是中国书，值得读的，几辈子能读完？假如一个人能够背诵《资治通鉴》，那能说明什么呢？那就说明他有够多的时间没法消磨，换句话说就是，他并不喜欢读书。

有时候，传奇也不过是要人“传”出“奇”来。这里面有“名”，自然也就有“利”。

当然，若是杨先生真能把《汉书》“倒背如流”，那也不是没意义的事。——至少能表明这人还是愿意下点笨功夫的。

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来推敲一下杨先生对《汉书》的熟悉程度。先看杨先生的一篇日记：

（1928年4月30日）与高阆仙书。阆仙昨日以李善注《羽猎赋》引“杜邺上书，三垂晏业”之语相问，遍检诸杜上书，不得。今日复检，乃知出《谷永传》，盖以永、邺同传，故善误题也。急告知阆仙。（《积微翁回忆录》页37）

这是怎么回事呢？

《文选》卷八杨子云（扬雄）《羽猎赋》：“虽颇割三垂，以赡齐民。”李善注：“《汉书》杜邺上书曰：三垂蛮夷。”（《六臣注文选》页166，中华书局，2012年）李善当然是大有学问的人，但有时不愿检书核对，也难免会记忆有误。

高步瀛（阆仙）先生那时正在做《文选李注义疏》，既然李善说“三垂蛮夷”出自“杜邺上书”，高先生自必会到《汉书·杜邺传》中去找，然而确实没有，于是写信问杨先生。

杨先生接到信，当天，“遍检诸杜上书，不得”，第二天，“检”同卷（《汉书》卷八十五）前面的《谷永传》，见谷永的上疏有“三垂晏然，靡有兵革之警”一语，于是，得了，“急告知阆仙”。

杨先生记录的是高步瀛先生（1873—1940，大杨先生12岁）得到过他的指教，却无意中把自己对《汉书》的熟悉程度也交了一个底。

谷永是史上“善言灾异”的著名人物，《汉书》除《谷永传》外，《郊祀志》（下）、《五行志》（中之上、下之下）、《匈奴传》（下）都引录了他的大段说辞，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一“汉儒言灾异”条也提到过他。

在高先生驰问之前，杨先生早就当上了“汉圣”（《积微翁回忆录》页62），然而在同一卷书中“检”，“检”后面的《杜邺传》，硬就记不起前面《谷永传》中的文字，这要是在课堂上遇着学生提这么一问，不就出洋相了吗？岂但是“倒背”不回去，简直就没印象嘛。

而且有意思（或者说没意思）的是，杨先生的《汉书补注补正》里面，在《谷永杜邺传》部分还有10条“树达按”（《汉书补注补正》卷五页6～9，商务印书馆，1925年）。

再说，李善注引的（自然也是高先生问的）是“三垂蛮夷”，杨先生用《谷永传》里的“三垂晏然”能够搪塞吗？

其实，李善不是把《谷永传》中的文字误记到了《杜邺传》，“三垂蛮夷”字样见于《杜钦传》（《汉书》卷六十《杜周传》附），而杜钦恰好与杜邺齐名，而且两人都字子夏，这才导致李善误记。所以后来高先生疏李注说：“杜钦上书，见《汉书·钦传》。各本作‘杜邺’，误。岂以二人皆字子夏，遂误记邪？”（《文选李注义疏》第四册页1893，中华书局，1985年）不取杨说，这才是正确的。

杨先生在《汉书》中忙活了一场，其实并没有找到“三垂蛮夷”的出处，而且到后来写回忆录时还浑然不知这四个字在《杜钦传》，那又何从“背”起呢？

再举一个杨先生在《汉书窥管·自序》中自鸣得意的例子：

《金日磾传》曰：“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高邮于奉车下校增都尉二字，不知班氏因下有都尉二字省略也。《儒林传》云：“上于是出龚等补吏，龚为弘农，歆河内，凤九江太守。”《王莽传》云：“又置六经祭酒各一人，琅琊左咸为讲《春秋》，颍川满昌为讲《诗》，长安国由为讲《易》，平阳唐昌为讲《书》，沛郡陈咸为讲《礼》，崔发为讲《乐》祭酒。” 讲《春秋》讲《诗》讲《易》讲《书》讲《礼》下亦各当有祭酒字，亦因下文讲《乐》祭酒而省略也。高邮（王念孙）必增都尉二字，不惟不能心知其意，亦暗于全书通例矣。此类误说，理宜在屏弃之列，而（王先谦）《补注》一一迻录，不加驳正，非也。

这段话，就是现在被人称为杨先生“平生最为得意的两例考释”中的又一例。

能逮着高邮王氏的错，那是杨先生最得意的事，尤其是像句读、省略之类比较难以质证的问题，杨先生必定振振有词，还要外加定责定性。就像这一例，就给杨先生弄到了“盖高邮好学而不肯深思”的高度。

写文章当然是会有省略的，条件大约是：一、需要省；二、可以省；三、作者愿意省。

比如杨先生举的例子，弘农、河内、九江都是郡名，写三个“太守”未免累赘（需要省），省掉两个“太守”也不影响理解（可以省）。至于《王莽传》，先就说了“又置六经祭酒各一人”，那就更应该省。

判断作者愿不愿意省，当然就是比较主观的问题了。《金日磾传》原文是：“日磾两子，赏、建，俱侍中，与昭帝略同年，共卧起。赏为奉车，建驸马都尉。” 王先谦于“奉车”下《补注》引王念孙曰：“奉车”下亦有“都尉”二字，而今本脱之。（《汉书补注》第9册页4647，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王念孙所据的是《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引文，其实也没说今本原文一定要改动，王先谦对改动原文也同样谨慎。

这一卷书，“传国后嗣”的金日磾与“宗族诛夷”的霍光同传，本就是对比着写的，前面《霍光传》文字紧凑凝重、不枝不蔓，后面《金日磾传》舒缓从容、旁逸斜出。如果务求简洁，“赏为奉车（都尉），建驸马都尉”的“为”字也可以省，可见班固在这里好像是不愿省略，两个儿子都“秩比二千石”而且是正副职，优宠如此，倒很可能是班固想强调的。而且一个“都尉”就只两个字，省了还可能造成误解，这与前面的那三个“太守”、六个“祭酒”是不同的，所以王念孙认为是“今本脱之”。

王念孙认为是脱了两个字，在此基础上，杨先生认为是省了两个字，这又算得是多大的发明呢？

退一步说，即令杨先生说省略了是对的，而且王念孙也确实主张“必增”“都尉二字”，与他“好学而不肯深思”、“暗于全书通例”扯得上吗？

三个“太守”、六个“祭酒”、两个“都尉”就一定都得省略到一个，倘若《汉书》有这样的“通例”，那不但非王念孙“深思”所能及，连班固恐怕都茫然不知，因为反例太多了。

即以王念孙所说的“都尉”为例，连字面都用不着换，如《汉书·武帝纪》：“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反，侍中驸马都尉金日磾、奉车都尉霍光、骑都尉上官桀讨之。”——这里就有三个“都尉”。 

又《宣帝纪》：“遣长乐卫尉高昌侯忠、车骑都尉昌、骑都尉虎将万六千骑送单于。”——这里也有两个“都尉”。

又《元帝纪》：“（建昭）三年夏，令三辅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这里又有两个“都尉”。

又《苏建传》：“有三子：嘉为奉车都尉，贤为骑都尉，中子武最知名。”——这里还有两个“都尉”。

杨先生总不至于批评班固“暗于全书通例”吧？

以上几例分别在《汉书》卷6、8、9、54，杨先生的所谓“倒背如流”，到底要从哪里背起？倘若真是要表演背诵《汉书》，杨先生是不是得先找好托？

下面再举一个例子。杨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是在《汉书补注补正》之后出版的（1933年），他论女子出嫁的年龄说：

女子有年十三而嫁者。有十四五而嫁者。有十六而嫁者。有十七八而嫁者。有十九而嫁者。古礼所称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者，皆不行焉。故王吉深讥嫁娶之太早云。（《汉代婚丧礼俗考》页21～23）

《汉书·王吉传》所说的当时有人嫁娶太早，没有确指是什么年龄，但女子从“年十三而嫁者”到“十九而嫁者”，当时是绝不在“太早”之列的。所谓“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是一个至迟的岁数，不可能是指定在这个岁数婚嫁，这样呆板的“古礼”任何时候都是不可能实行的。

《孔子家语·本命解》记孔子所言：“夫礼言其极，不是过也。”话是不是孔子说的可能有人怀疑，但道理却不会错，孔子自己就是例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生鲤，字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孔子活了73岁，可见他至迟22岁就娶了妻。据李零先生编的《论语人物表》，孔子弟子中的颜无繇、颜回父子也只相差24岁。还有周文王、武王（次子）父子甚至只相差15岁（《大戴礼记·文王世子》）。可见杨先生说的“古礼”，周文王、孔子、颜无繇都没有遵守。

回到杨先生“倒背如流”的《汉书》。汉朝是经过大战乱建立的，初期当然人口稀少，《高帝纪下》载高帝七年春有令：“民产子，复勿事二岁。”即生孩子能免除赋役两年。《惠帝纪》说：“女子年十五至三十不嫁者，五算。”这是规定，家里有女子过了十五岁，如果不嫁，就要年年交罚款（《通典》卷四《食货四》注：“《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五算是当作罪人在罚），谈汉代婚嫁年龄，这都是不能遗漏的内容。

因为鼓励生育，再加上迟嫁要受罚，所以就会有早嫁的事发生。——这肯定是指远早于十五岁。班固的妹妹班昭是十四岁出嫁的，那就已经不“早”了。

女子到了十五岁不出嫁就要交罚款，十六岁乃至十九岁出嫁却被“讥”为太早，王吉以及写《王吉传》的班固还讲不讲道理？

杨先生批评陈垣先生寄赠的《薛氏五代史辑本发覆》说：“举例罗列，事颇寻常，而名为‘发覆’，似不免于张皇矣。”（《积微翁回忆录》页140）然则杨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上不能追溯古礼，下不能稍涉流变，抄来的资料也不加辨析，又何必名“考”？

比如杨先生说：“男子于正妻之外，有小妻。有小妇。有少妇。有旁妻。有妾。有下妻。有外妇。有傅婢御婢。”（《汉代婚丧礼俗考》页55～57）不过是看见有这些字样的资料就照抄，至于小妻、小妇、少妇、旁妻、妾、下妻、外妇这些名目之间到底是何关系就不管了，而且，得是什么样的“男子”才会有“御婢”也不管。杨先生这是在“考”汉代礼俗呢，还是在“考”读者？

一个人惯会高自标置虚张声势，再加上有人桴鼓相应推波助澜，这就弄出了神话。

其实，不要说“倒背如流”，杨先生“治”《汉书》几十年，是否认认真真读过一回都是个问题，最好的例证恰恰就是他“考释”出的哪个所谓“全书通例”。

要发明这种“通例”，除了不读“全书”，还有什么别的好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