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先勇作为台湾地区现代文学的领导人之一，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短篇小说以独特的创作技巧、文学风格和深具历史意义的价值内涵成为台湾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旅美学人夏志清教授曾评价他：“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家中的奇才，五四以来，艺术成就上能与他匹敌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五六人而已。”而《台北人》作为被公认的现代最出色短篇小说集之一，描绘了当时台北社会各阶层的大小人物的身上的沉重历史记忆，表达出浓厚的“大陆情结”，是白先勇文学艺术的创造境界以及思想内涵的完美体现表现。《台北人》不仅在台湾文坛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传播到大陆的并顺利经典化的历程，不仅体现了作者本人的文学、历史地位，更体现出作品的优秀历史沉淀和文学意义。本文将讨论《台北人》这一作品在大陆的传播和接受历程，并从历史、文学、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与分析。

关键词：《台北人》、白先勇、传播与被接受历程、时代因素

一、《台北人》在大陆的传播及其经典化历程

在台湾现代文学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白先勇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领导意义，他的文学创作不仅演戏了30~40年代“海派”作家的风格和余韵，更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技巧和历史观的情感表达。大陆与台湾的政治关系影响到两岸文化的交流、传播与相互接受的变化，曾经两岸文学相互隔绝数十年之久，期间的文学变数，成为了两岸文学交流史上的空缺。而白先勇作为新时期两岸文学重新紧密交流的浪潮之中最早进入大陆的文学舞台和读者视野的台湾作家，其作品的传播与在大陆的经典化可谓是水到渠成。[1]其中，其重要的短篇小说集《台北人》在大陆的传播与被接受，甚至成为文学经典被研究被流传的历程就极具代表性。

首先，《台北人》作为白先勇后期的文学作品，有他成熟的风格特色，同时也体现了他对当时的时背景下的台湾社会各阶层的观察与分析。《台北人》是一部具有复杂意义的社会表现型小说集，描写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台湾社会各界层的大小人物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之中的人生经历与转折，具有强烈的历史厚重感和世事变迁的沧桑感。《台北人》全书一共14个小短篇，其人物形象概括了当时台北都市形形色色的各阶层代表性人物，上流社会的夫人、退休的女仆、社交界的名媛、下层低级的舞女、知识分子、商人、军人、佣人……这些社会身份地位悬殊，贫富差距极大的大大小小的人物身上，却又都背负这一段不为人知的沉重的过去，而这些过去展现出来的，正是当时显示社会历史变革下的人们的人生记忆。对台湾社会现状的好奇与探究，以及与书中人物所展现出来的“大陆情结”的共鸣，使得《台北人》的传播在大陆得以顺利进行。

其次，《台北人》在大陆的传播符合大陆新时期对台湾和海外文学的研究的学术浪潮，因此《台北人》在大陆传播的最初形式除了简单的书籍出版，便是通过大陆学术界热情的研究与评析进入到公众视野。众多高校有专门的针对台湾文学与海外文学的研究机构，大陆学者也多喜欢撰写有关白先勇的传记以及历史文章，并且召开学术会议，不断挖掘其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同时，《台北人》中的一些经典篇目进入了一些高校的文学史教材，甚至一些中学语文教科书，如《永远的尹雪艳》等。这些通过文学、历史教育的途径进入到大陆的知识体系之中的内容，体现了《台北人》在大陆学届被接受被认可的程度，也是其踏上经典化之路的真实表现。

文学作品的传播除了简单的书面形式和学术研究，往往需要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法，那就是转化为多样化的艺术手段，比如话剧、电影、电视剧等，而《台北人》在大陆的传播方式便是如此。《台北人》本身机具故事性，因此其中许多经典篇目往往被导演或编剧选中，由此成为剧本和影视作品出现在大陆人的视野中。其中的名篇《游园惊梦》通过舞台剧的形式先后两次在大陆播出，被改编为沪语话剧的《永远的尹雪艳》和改编为越剧的《玉卿嫂》也先后在大陆演出。1984年由台湾导演张毅、白景瑞便分别根据《台北人》中的《玉卿嫂》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改编了同名电影，只是由于某些客观因素没能在大陆上映。一番曲折过后，《玉卿嫂》的同名电影终于在2006年登上大陆荧幕，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改编电视剧《金大班》也于2009年在大陆播出。甚至到2015年，其中的《一把青》的同名电视剧也在大陆上映。这样演绎式的传播方式是《台北人》在大陆的主要传播方式之一，文学与影视、戏剧的结合达成的良好反响，使得大陆对于《台北人》的改编热情愈发浓烈。

因此，可以看出，《台北人》这一短篇小说集在大陆的传播不仅形式多样，影响广泛，并且一路走来十分顺利，并且不断朝着经典化的方向发展，成为学术界、影视界炙手可热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