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当过“放驴娃”

1960年春，正逢我国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天灾人祸造成了广大农村的空前饥荒。不少学生被迫离开学校，或挖野菜，或干农活，停止了学业。外来逃荒要饭的人群，衣衫破旧，拖儿带女，时常出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

“清明”刚过的一天早上，父亲告诉我，从今天起，不要再去上学了，要我给生产队里放驴。听到这个消息，一直渴望读书的我，心中十分难过，不愿服从这个决定。可是，看到父亲毫不留情的严厉态度，最后还是在母亲的劝说下，含泪背起了粪筐，跟着当生产队牲口饲养员的父亲，来到生产队的牲口棚，牵着那头性格温顺的黑驴，当起来一名名副其实的“放驴娃”，那年，我刚满八周岁。

当时生产队实行“工分制”。每个社员都要到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队里根据每个劳动力的身体情况和劳动能力，评定不同等级的记分等级。男劳力的最高记分等级是每劳动一天记10分，稍差的分别为9分、8分不等，女劳力因体质差，干不了重活，最高每天记7.5分、7分或6分。16、7岁的少年男孩和妇女劳力差不多。

生产队里饲养着大约近20头牛、驴及骡马等牲口，这是当时生产队里的主要生产力，耕地、拉车全靠它们。冬天，饲养这些牲口的主要饲料，是秋收后生产队里早已准备好的花生蔓、地瓜蔓和玉米秸。每个生产队的场院里，都有4、5个切碎、垛好的饲料垛。每到春季青草发芽、可以放牧的时候，队里便找一些年老体弱多的老头或10几岁的少年，牵着各自固定的牛、驴，到河岸、沟边等水草丰茂的地方去放牧。这样既可解决牲口饲料不足的问题，又可使牛驴吃到鲜嫩的青草而膘肥体壮。

放牧牛驴的报酬也实行记分制。队里根据放牧牲口的数量和牲口的大小，确定不同的记分标准。我放的那头驴，一天记3分半，有人放一大一小两头牛，一天记6分或6分半。这样，我就成了三分之一个劳动力了。

几天以后，我慢慢想通了，也许让我放驴是家里大人们迫不得已的办法，别人能放，我为什么不能放？况且还可以为家里挣工分。于是，我很快就和放牛放驴的伙伴们成了好朋友。大家一起牵着牲口，背着粪筐，到村东、村南河边、沟旁的“牧场”放牧，有时也牵着牲口到路边、地阡上吃草。需要饮水了，就牵着它们到河边、沟边，让牲口们饱饮一顿。

放牧时，人人都要背着粪筐、粪篓，随时把牲口的粪便装入筐(篓)中，返回牲口棚时，倒入粪堆，作为种植庄稼的主要肥料。那时，生产队里很少使用化肥，因此生产的粮食绝对比现在安全。

我年龄小、个头矮，起初背着粪筐十分吃力，但很快就适应了。我放的那头驴，很是老实听话，从来不乱跑、不发脾气，也不和其它牲口打架，不久，我和它就成了好朋友。每天早上，我看到它以后，它总是友好地点点头，似乎向我“问好”。我便轻轻牵着缰绳，慢慢走向熟悉的“牧场”。

生产队里一位年近七旬的“老者”，是我们一起放牧的“头儿”。按辈分，我叫他爷爷。他放一头十分健壮的公牛，我经常和他一起放牧。他告诉我放牧方面许多十分有益的知识。比如，牛不怕下雨，驴怕下雨，因为驴经受雨淋以后，就会拉肚子，影响牲口成长；不能让牲口吃带露水的青草，否则也会使牲口拉肚子；还有，牲口需要饮水时，一定不要牵它们到水库、湾塘边上饮水，那样容易使牲口掉进水库、湾塘里，就会使人和牲口都受到危险。

了解了这些知识和“禁忌”以后，我和同伴们放起牧来就很是“得心应手”了。大家专门捡那些青草特别鲜嫩、茂盛的地方，让牲口们自由地采食。看到我放牧的那头驴长得越来越健壮，队长经常夸奖我，我的心里更是十分高兴。

夏天经常出现阴雨天。遇到阴天，外出放牧时，我就十分小心。为了不使驴受淋得病，就在外出时先从父亲那里要一条麻袋，搭在驴背上，这样下雨时，就不会使牲口挨淋受凉。再是尽量在离牲口棚近的地方放牧，一旦看到阴云密布、大雨将至，能够很快地回到牲口棚。有几次，虽然遇到了降雨天气，但都因提前预防、及早回棚，避免了因雨淋使牲口致病现象的发生。

另外，在天天放牧的同时，回家以后，我还抽空学习一下学校发的“语文”、“算术”两本书，遇到不明白的地方，就问一下在校学习的同学。这样，即使没有在课堂上听到老师讲授，课本上的知识也学习得差不了多少。

就在我悠然自得地扮演着“放驴娃”这一角色的时候，炎热的暑假结束，二年级下学期的学习开始了。不知什么原因，父母经过商量，又让我回到了离别了几个月的课堂。于是，我重新和同学们一起，开始了对新的知识的学习和追求。

离开了和我朝夕相处的“伙伴”——那头温顺、老实的黑驴，好长一段时间，我的心里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有时候，还会利用星期天的时间，专门到牲口棚里看看“它”。从“它”的眼神和姿态上，我似乎可以看出，它也没有忘记我这个曾经“数月为伴”的“朋友”。

                     （2025.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