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李华（766~779 年）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进士，此后仕宦四十年，晚年写给外孙的信中，罗列了种种“颓风败俗”，其中写道“妇人将嫁三月，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嫁则庙见。不见庙者，不得为妇。今此礼凌夷，人从苟且。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世教沦替，一至于此，可为堕泪。”其中的“妇人尊于丈夫”，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妇女地位较高的事实。婚姻为人伦大事，唐人的婚俗虽不能摆脱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影响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但李唐受胡化影响甚重，社会环境较为开放，对妇女的约束相对较为宽松，唐人的婚姻生活多姿多彩，成为唐朝的一个重要特点。

男尊女卑当色为婚 同姓不婚

唐朝延续古代保障男子在婚姻方面的特权，规定“一夫一妻”，但可以多妾。妾即是指嫡妻以外的庶妻，其中有官品的庶妻称媵，无官品的庶妻称妾，媵有限员，而妾无定数。但也有二娶并嫡的婚姻现象，如唐玄宗功臣高丽人王毛仲本来有妻，“其妻已号国夫人，（唐玄宗）赐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二夫人同承赐赉。”（见《旧唐书·王毛仲传》），但如此二妻并存主因是皇帝赏赐，实属特例，不具有普遍性。因为女皇武则天横空出世，在盛唐之间硬生生地楔入一个“周”朝代，其因为性别的原因争取了许多女性的权利，如增加官员母丧的假期，并身体力行开唐朝宫廷中公开蓄养男子的先河，如此就有了事实上的一妻多夫制。从武则天开始，到此后唐中宗皇后韦氏及诸公主，身边多有男人侍奉。但是，这种

现象限于特定时期特定人物，在整个唐代历史中没有普遍性，仅在增强女性在婚姻中主动性有着一定的意义，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男尊女卑的地位。唐朝从法律上将人们分成三个等次，即官人、良人和贱人。官人即是有官职的人；良人指具有独立社会地位的编户之民，如地主和自耕农；贱人分为官贱和私贱两类：官贱主要指官奴至一度想立杨氏为皇后；再以武则天为例，她本是唐太宗宫中的才人，唐太宗死后，其嫡子李治继位是为唐高宗，很快将武则天接到后宫册为昭仪，后来成为皇后。此事之所以能成，主要原因是受继婚的习俗影响到当世人，他们不认为此事有错。续亲，就是在妻子死后，续娶妻妹。如唐睿宗李旦之女荆山公主先嫁薛伯阳为妻，荆山公主死后，薛伯阳又娶凉国公主为妻。此外，在边疆民族中，还存在着一些抢婚等特殊习俗，宫廷与民间还盛行冥婚的风俗。

婚姻程序

中国古代对于聘娶程序非常重视，有“六礼”的程序，即纳彩（采纳择之礼）、问名（问女之名而卜）、纳吉（卜而得吉，复告于女家）、纳征（纳聘币）、请期（择定成婚吉日，告于女家）、亲迎（婿往女家迎新妇）。唐代正是以古代“六礼”为基础制定了婚姻程序礼仪。

一、问卜·择日·当梁

问卜相当于“六礼”之中的问名，根据卜筮的结果决定男女婚姻的吉凶。若婚姻相谐，确定婚姻时日也需要占卜来拣择吉日。唐人忌讳在腊月举行婚礼，“腊月娶妇不见姑”；此外，

“当梁”之年也不能举行婚礼，所谓“当梁”，以子、卯、午、酉年谓之，其年娶妇，也是“舅姑不相见”。

二、通婚书

婚事既定之后，男方要以家长的名义与女方通致问候，要写就通婚书；女方收到后，也要向男方致答婚书，敦煌文书中有相当格式留存：通婚书——某曰：第几男，年已成立，未有婚媾。承贤弟某女令淑有闻，四德兼备，愿结高援。谨因媒人某氏某乙，敢以礼请。脱若不遣，伫听嘉命。某白。答婚书——某曰：第几女，年尚初笄，未闲礼则。承贤第某男未有伉俪，顾存姻好，愿托高援。谨因媒人某氏，敢不敬从。某白。通婚书写就后放入木质礼函中，选择亲族中有官位、有才貌的两位儿郎担任函使和副函使送达，同时还要伴送聘礼。婢、官户、工乐户及杂户等，私贱主要指属于私人所有的奴婢、部曲及部曲妻、客女等。唐朝明确规定，禁止良贱通婚，不同等级的贱人之间也不许通婚，必须“当色为婚”，即严守本级

人员之间的通婚。若有违者，如奴娶良人为妻者，要处一年半的徒刑；如果奴婢冒充良人，与良人为夫妻者，处两年徒刑；杂户与官人或良人为婚，杖一百；奴婢私自将女儿嫁与良人为妻妾者，按盗窃罪论处。由此可见，等级制的婚姻制度在唐代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和保护，婚姻双方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会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中国古代从很早就有了“同姓不婚”的制度，唐律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以奸论”。其中的“缌麻”，指较为疏远的亲属或亲戚。如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中表兄弟等。可见唐代不仅不允许同姓为婚，对于近亲结婚者以犯奸科罪，实属严厉。

婚姻形式

自古至今，聘娶婚是中国人的主要形式，唐代也不例外，聘娶婚实为主流。但唐代的婚姻形式较为复杂，成为其一个重要的特点，除了聘娶婚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婚姻形式。招赘婚，即婚后男居女家，从妇而居的婚姻形式，唐人颜师古解释赘婿道：“谓之赘婿者，言其不当出在妻家，亦犹人身体之有疣赘，非应所有也。”可见采取这种婚姻形式的男子在这一时期大都比较受社会轻贱。但招赘婚在唐代较为常见，特别是中唐以后，这种男居女家的招赘婚，渐成风俗。表亲婚，即表兄妹通婚，“姑舅兄弟为婚，在礼法不禁”，这种习俗在唐代较为普遍，出于政治的原因，唐朝皇室间表亲婚的现象更为突出。唐太宗的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是亲兄妹，长孙皇后的两个亲生女儿新城公主和长乐公主长大后，分别嫁给了长孙无忌的儿子长孙诠和长孙冲，也就是说，长孙兄弟都是娶了姑姑的女儿。收继婚，又称“转房”或“挽房”，“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这种习俗主要在突厥族人中实行，但又影响到唐代社会。如唐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掉亲弟弟李元吉之后，很快将李元吉的妃子杨氏收继为侍妾，甚婚姻为人伦大事，唐人的婚俗虽未摆脱中国古代男尊女卑的影响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但开放的社会环境对妇女的约束相对宽松，唐人的婚姻生活也因而多姿多彩。通婚书具有法律效用，唐律规定：“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这里所说的“已报婚书”系指“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讫”的情况，这样的通婚书、答婚书就有了法律效应。

三、下婿·催妆·障车

唐朝的婚礼依照古礼在夜间举行，此时盛行北朝流行的“下婿”风俗，即戏弄女婿。该风俗由妇家亲宾妇女毕集，从盘诘戏谑到棍棒相加，将女婿视作“妇家狗”，极尽戏弄之事。

男家深夜到妇家迎亲，男家迎亲者要咏“催妆诗”，民间催妆诗多为固定的词句，而士大夫的催妆诗则是即事而作。顾名思义，此诗系催促新妇妆罢出门，有些新妇故意刁难，咏诗

一首又一首，眼见东方欲晓，新妇安如泰山就是不出来。为了表示新妇娘家不舍之意，此时还盛行障车风俗。所谓障车，就是迎新妇行车至中途，娘家人拦障不使通过，邀酒食甚至财物之后，方允通过。唐中宗嫁女安乐公主，令李旦、李隆基父子行障车之礼，可见此礼甚为普遍。

四、百子帐·转毡·撒帐

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女方要派人到男家“铺房”，这里所铺之“房”非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房”，而是从北朝鲜卑人遗留下来的“百子帐”，即毡帐。“转毡”又称“传毡”，就是以毡转承而行，使新妇至门后，足不履地而入室。与百子帐相似，转毡很可能也是出自北朝的胡人风俗，这种风俗一直绵绵不绝，流传到今天，新娘至新房前由新郎背抱而行，足不着地，当是依袭此风俗。据说，撒帐的风俗始于汉武帝，即在新婚夫妇坐床时，将花果撒于帐上，取多生子之意。撒帐时还要念“咒愿文”，其中说道：“今夜吉辰，某氏女与某氏儿结亲，伏愿成纳之后，千秋万岁，保守吉昌。五男二女，奴婢成行。男愿总为卿相，女即尽聘公主。从兹咒愿已后，夫妻寿命延长。”

离婚与再嫁

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妇女要“从一而终”，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离婚是男子享有的特权。唐代的离婚状况大致可分三种，七出与义绝为强迫性离婚，和离属于协议性离婚。

一、七出

七出又称七去或七弃，其源出于礼，后入于律，历代以来几无变动，据唐律户令规定，七出为“无子、淫逸、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嫉妒、恶疾”等七项名目。如果妻子触犯了其中任何一条，丈夫就有权行使“出妻权”，强制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七出的规定为男子抛弃妻子提供了非常便利的借口，他们可以非常轻易地就找到充足的理由解除婚姻关系。出妻书都是由丈夫手书，并由丈夫及夫妻双方的家长签署，“东邻西邻，及见人皆署。若不解书，画指为记。”但事实上，七出诸条并未被滥用，缘于诸条的施行要有一定的条件限制。除“恶疾”与“淫逸”两条外，如果触犯了其他五种出妻的律条，在三种情况之下不得出妻，即曾经为丈夫的父母服过丧者，女家本宗无人、无所归依者，娶时贫贱、后来富贵者。对于“无子”出妻的年龄，法律上限制在五十岁，若五十岁以上无子者，只是取消嫡妻的资格，不用出妻。

二、义绝

唐律对义绝有明确规定，主要有四方面的内容，有“夫犯妻族”，即丈夫殴打妻子的祖父母、父母及杀妻子的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奸妻母等；“妻犯夫族”，即妻子殴打丈夫的祖父母、父母杀伤丈夫外祖父母、兄弟、姑等；“夫族妻族相犯”，即夫族妻族亲属相互残杀；“妻犯夫”，即妻子谋杀丈夫。触犯以上几方面法规者，由官府强制离异。

三、和离与“出夫”

和离就是经由婚姻当事人双方同意，协议离婚，其主要原因是双方感情不和，并签署离婚书。女子提出离异的现象称为“去夫”，女子提出离婚者，先得由丈夫出具“离书”，然后还要得到官府申请“公牒”，程序相当复杂，与丈夫“出妻”的权利无法相比，成功率颇低。

四、再嫁

唐代鼓励寡妇再嫁，不管是民间妇女还是宗室公主，都不乏三嫁乃至四嫁的实例。对妇女再嫁的宽容，应该说是唐朝婚姻风俗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唐初人口凋敝，亟待人口增殖，朝廷下诏规定“庶人男女之无室家者，并仰州县官人以礼聘娶。皆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这样也就客观上鼓励女子再嫁。此外，盛唐的宽容，使皇室贵族乃至庶民百姓，都认为女子有再嫁的自由，并不以为再嫁有伤风化或有辱门第，但中晚唐之后，人们对再嫁的认识有所收紧。以公主再嫁为例，唐朝公主出嫁者 131 人，其中一嫁者 104 人，再嫁者 25 人，三嫁者 3 人，再嫁者占出嫁总数的比例超过了20%。其中有一个现象，即公主再嫁主要集中在盛唐，唐朝肃宗以前诸朝出嫁公主共 84 人，出嫁两次以上者 27 人，占总数的 32%；而唐代宗之后，公主再嫁的记载彻底消失，与盛唐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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