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盖集·题  记

鲁迅

（对社会和政敌的韧性地战斗。）

在一年的尽头的深夜中，整理了这一年所写的杂感，竟比收在《热风》里的整四年中所写的还要多。（《热风》共收入杂文41篇及题记1篇；而本集包括“题记”和“后记”，共33篇。所谓“多”，应该是《华盖集》（34篇）《华盖集续编》（28篇）的全部。）意见大部分还是那样，而态度却没有那么质直了，措辞也时常弯弯曲曲，议论又往往执滞在几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贻笑于大方之家（见识广博的人）。然而那又有什么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

1、内容上的特点。

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这里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6）。佛经说他有感于人生的生、老、病、死等苦恼，在二十九岁时出家，苦行六年，仍未得解脱的途径。后来坐在菩提树下苦思七日，终于悟出了佛理。下文的三世，佛家语，指过去、现在、未来。天眼通，也是佛家语，所谓“六通”之一，即能透视常人目力所不能见的东西。天人师，佛的称号。）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但我又知道这必须深入山林，坐古树下，静观默想，得天眼通，离人间愈远遥，而知人间也愈深，愈广；于是凡有言说，也愈高，愈大；于是而为天人师。我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陈西滢、王世杰等。他们在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中，站在北洋政府一边，竭力为章士钊迫害学生的行为辩护，攻击鲁迅和女师大进步师生。这些人大都住在北京东吉祥胡同，当时曾被拥护北洋军阀的《大同晚报》称赞为“东吉祥派之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万不敢比附洋楼中的通人（博古通今、学识渊博的人。这里是对陈西滢一类人的讽刺。当时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在他主编的《甲寅》的《孤桐杂记》中曾称赞陈西滢说：“《现代评论》有记者自署西滢。无锡陈源之别字也。陈君本字通伯。的是当今通品。”），但也自有悲苦愤激，决非洋楼中的通人所能领会。 

2、内心无法平静。（第一部分。）

这病痛的根柢就在我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能够交着“华盖运”。 

3、年来运气不好。

我平生没有学过算命，不过听老年人说，人是有时要交“华盖运”的。这“华盖”在他们口头上大概已经讹作“镬盖”了，现在加以订正。所以，这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文集题目的由来）。我今年开手作杂感时，就碰了两个大钉子：一是为了《咬文嚼字》，一是为了《青年必读书》。

4、遇见两件霉事。

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至今还塞在书架下。此后又突然遇见了一些所谓学者，文士，正人，君子等等，据说都是讲公话，谈公理，而且深不以“党同伐异”（纠合同伙，攻击异己的意思。陈西滢在《闲话》中曾用此语影射攻击鲁迅说：“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都是坏的。”）为然的。可惜我和他们太不同了，所以也就被他们伐了几下，——但这自然是为“公理”之故，和我的“党同伐异”不同。这样，一直到现下还没有完结，只好“以待来年”。 

5、被人党同伐异。

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文士们指陈西滢、徐志摩等人。他们都曾留学英国，自以为深通英国文学，研究过莎士比亚，并常常以此自炫。如徐志摩在《汉姆雷德与留学生》一文中说：“我们是去过大英国，莎士比亚是英国人，他写英文的，我们懂英文的，在学堂里研究过他的戏，……英国留学生难得高兴时讲他的莎士比亚，多体面多够根儿的事情，你们没到过外国看不完全原文的当然不配插嘴，你们就配扁着耳朵悉心的听。……没有我们是不成的，信不信？”陈西滢在的《听琴》一文中也说“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吃黄油面包之有趣。 

6、说真话的艰难。

然而只恨我的眼界小，单是中国，这一年的大事件也可以算是很多的了，我竟往往没有论及，似乎无所感触。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文艺刊物，鲁迅编辑。该刊所载文字大都是对于旧社会和旧文化的批判。鲁迅在《两地书·一七》中曾说：“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但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这一种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在别的刊物上，倒大抵是对于反抗者的打击，这实在是使我怕敢想下去的。 

7、敢于批评社会。（第二部分。）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反语）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也正是社会的荒凉和粗糙的反映）。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荒凉和粗糙的社会，犹如风沙扑面的伤害的打击，一个斗士自然会受伤，疤痕是不会缺少的）。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不接触到社会的深层，不了解社会的真实，是不会被社会伤害的，也无法知道生活的真实。）。 

8、文章具有意义。

我编《热风》时，除遗漏的之外，又删去了好几篇。这一回却小有不同了，一时的杂感一类的东西，几乎都在这里面。 

9、数量上的补足。（第三部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夜，记于绿林书屋（西汉末年，王匡、王凤等在绿林山聚集农民起义，号“绿林兵”；“绿林”的名称即起源于此。后来，就以“绿林”或“绿林好汉”泛指聚居山林反抗官府或抢劫财物的人们。一九二五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现代评论派的一些人，曾辱骂鲁迅及其他反对章士钊、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教员为“土匪”、“学匪”，作者因戏称自己的书室为“绿林书屋”。）东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