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看到媒体上有篇文章《我们何时让生育回归生育》，里面提到：“最近，有关全面放开生育的传闻不绝于耳，让很多人不禁感到恍惚：生与不生，多生与少生，早生与晚生，几十年间，中国人的生育观念随同政策几经改变，也造就了形形色色的家庭结构。”一席话，让我想起了自己刚参加工作那几年的经历。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乡政府工作。那时，全国各地计划生育抓得正紧。原因在于这项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制度，作为一级政府，别的工作干得再好，只要计划生育任务考核不达标，全盘工作都会被否决。乡镇一级党委和政府直接身处“高压线”之下，为了完成繁重的任务，可谓是想尽了办法，使出了浑身解数。

全乡各村育龄妇女中哪些需要来上环而没有及时来，哪些已上环了而没有定期来接受检查，哪些超生了需要接受结扎手术，哪些需要强制引产，哪些是超生“钉子户”常年躲逃在外，我们乡政府的计生站已经把这些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于是，为了“抓住”这些育龄妇女，乡政府就经常实行“突击”行动，而且时间往往放在晚上，这样做一是为了保密，出其不意；二是由于白天一般无人，晚上家里总有人在。

记得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们全乡所有干部被召集起来，领导在会上进行了分工布置，确定了每个村的重点超生户，全体人员被分成三队，每队由一名副乡长带领十余人展开工作。我们这队一伙年轻人乘坐雇来的卡车，赶赴东村。月色朦胧，寒气逼人，静谧的村庄里，看不到一个村民，家家户户的大门紧关着，间或能看到一些灯光。只见计生站干部拿着名单带路，队长给我们分工，一众人守前门，一众人堵后门。“咚咚咚，”我们有人开始敲门，里面没人答应，“咚咚咚……咚咚咚！”这下终于应声了：“谁——啊？”“开门，我们是乡政府的，快开门！”门慢慢腾腾地打开了，我们一拥而进。然而，见到的总是老头老婆，而那超生育龄妇女总是不在家。在经过一番质问和查寻后，我们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其将人限期带到计生站。就这样，一户跑完又接着去下一户，我们一帮年轻人总是冲在最前头。等我们一队人马跑完那圈定的超生户，回到乡政府时，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各队的突击成果也都明了了，有的无功而返，有的把丈夫“抓”了来关在房子里，有的扣押了电视机，有的抬回了几麻袋粮食，不一而足。饥肠辘辘的我们这时候最期待的是：机关灶上的夜宵——在这样加班突击的晚上，乡领导都会让机关灶堂为大家免费提供伙食。开饭了，大家一个个端着一碗哨子面，在院子里围成几摊，站的站，蹲的蹲，一边吃一边谈论着之前的事情，交流经验，插科打诨，倒是暂时忘却了疲惫和寒冷。 

有一次，计生站接到报信，说东村的一个超生妇女回来了。领导安排我们赶紧出动，在计生干部的带领下，我们五六个年轻人坐着车火速赶到其家里，二话没说便将这个妇女抬上了车。她已经生了两个女儿（农村一孩为女时，可生二孩），为了要儿子，现在又怀孕三个多月了。尽管她哭着喊着，还是被我们最后用担架抬进了县计生服务站。而她也只是被“抓”去强制引产的一员罢了。

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拆房。那一天下午，风和日丽。全乡领导和干部一律出动，去强拆西村一家“钉子户”的房屋。这家已经超生了一个，据说三个女孩子都由外爷外婆家供养，而育龄妇女及其丈夫常年躲避在外，找不着人影。乡政府专门雇了一台挖掘机，我们乡党委书记拿着喇叭，站在挖掘机台子上不停地喊话指挥着行动，乡长也在一旁拿着小旗子跑来跑去指挥，派出所的几个民警拉起半腰高的红色警戒线，外围周边站满了围观的村民。挖掘机轰隆着伸起长臂，一铲子下去把门楼先挖倒了，大家一拥而入，两层砖混结构的房子上下全站满了我们的人。屋子里本已没有了什么值钱物品，我们一个个拿起事先准备好的棍棒，向一扇扇窗户抡去，朝一道道木门砸去，冲一口口缸罐击去，很快地上到处都是碎玻璃、破木片、烂渣子，满屋狼籍。待我们都出去后，挖掘机又继续伸出长臂，朝那房顶去铲挖了。“村民们，只生一个好，生儿生女都一样，我们今天将这房子推倒，是迫不得已……”我们乡书记喊累了，乡长又接着举起喇叭喊：“村民们，要响应政策，不得超生，谁要超生还拒不接受处理，就要让她无家可归……”

像这样的工作，我在此只是如实列举出来，除了村名虚化外并无任何杜撰成份。现在想起看来，可能有些不可思议。但那年头，却是经常有的。

   
      近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和老龄化社会的加剧，国家的生育政策顺时就势调整。从2011年双独二孩，到2013年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起的全面二孩实施，如今，尽管身边好多70后与时间赛跑抢生二孩，80后酝酿二孩，大托小的家庭越来越多，然而还是有更多的夫妇囿于种种原因不愿多生。唉，生育观念的形成和转变向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