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兄

李亚民

何兄，不是别人，他是我的姐夫。

何兄出身书香门第，受传统文化熏陶，属于中规中矩那类人。文革期间，何兄毕业于北京某中等专科学校，原本是按国家计划定向培养的学生，却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改变了人生走向。随着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时代洪流，他一下就从北京城到了陕北的黄土高原。你看看，人生境遇的随机性大不大？

何兄当年下乡的地方，属于陕西延安市的黄陵县。陕北地界既是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所在，又是共产党由弱到强发展壮大直至夺得政权坐了江山的革命摇篮。这里，桥山巍巍，沮水悠悠，龙脉绵延，浩浩荡荡，不但是华夏民族繁衍不断的肇基之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大名鼎鼎的圣地。但是，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人们热衷于政治运动的大轰大嗡，这里的经济发展却非常缓慢落后，解放十几年了，仍然是黄土弥漫沟壑纵横。为共和国建立做出巨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吃杂粮、喝窖水、住窑洞、修梯田，生活苦焦得不得了。这些来自北京的青年，从现代化的大都市一下进入半原始的生存状态，反差不谓不大。

才到陕北乡下，似乎回到了三十年代的延安，一群知识青年在黄土高原上展现自己旺盛的生命力。那时正处在文革运动期间，“左”风炽盛，形式主义泛滥。上面大呼隆，千篇一律学大寨；下边瞎糊弄，邯郸学步生搬硬套。全国农田建设一个模式，上级指导着农民在山峁峁、沟峠峠里地修梯田，这些下乡的知识青年自然就成了这支队伍的生力军。风大、土大、劳强度大，汗流浃背地干一天活下来，累得人像散了架。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风沙扑面，水就是金贵之物了。下了工，就不能像城里那样及时洗澡清理，因此，跳蚤、虱子自然滋生了不少。城里长大的娃娃那儿见过这些玩意呀？晚上回到窑洞，就坐在煤油灯下围猎小生物了。

体力劳动原本艰苦，不务实际地改天换地，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强度更大。一段时间下来，这些知识青年就学会了像当地农民一样的抽烟解困。烟瘾慢慢见长，资金链条却接续不上，后来连最廉价的羊群牌香烟也买不起了。知识青年嘛，那就动脑筋想辄儿。他们试着把干了的植物叶子揉碎卷喇叭筒子抽，老农的经验加上自己的实践，居然摸索出几种聊胜于无的解馋品种出来。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真是了不得，存在决定认识，环境改变人，慢慢的呢，这群来自大都市的文化人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山区劳动者。这些来自京城的娃娃中式棉袄一裹，左右襟儿交互一掺，腰里缠一条宽布带子，头上扎条擦汗、保暖多用的羊肚肚毛巾。再下来，就是别上旱烟袋，抄起放羊鞭儿，山梁梁沟峁峁地吼起了信天游，一下成了标准的陕北后生。

不久，国家修建梅七铁路线，由于劳动力不足，就在沿线抽调民工，何兄就和当时很多下乡知识青年一道，加入到了筑路大军。那时，属于文革运动期间，工地上年轻人多，又是集体性的强体力劳动，这就需要热情，需要宣传，需要鼓动了。何兄到工地不久，梅七铁路线指挥部招揽人才，组建脱产性质的文艺宣传队。何兄原本有些基础，歌唱得不错，很有点儿专业演员的范儿，他就成了那个宣传队初创时期的成员。

说到这里，需要做一点儿补充：学生时代，何兄属于颇有才艺的风华少年。他学习不错，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各方面发展得很均衡。除对机械对航模感兴趣之外，他还爱唱歌演话剧，是学校里的文艺骨干。后来，他考入了北京市少年宫“布谷鸟合唱团”（后改为“友谊合唱团”），由于有一副不错的嗓子，就成了少年宫合唱团的领唱。那个年代，共和国还没有后来的银河、天鹅之类专门培养少年艺术人才的团体，就在少年宫里发现人才，北京更就是首选之区了。

少年宫常来一些专业演员辅导，歌唱家胡松华就给他们上过辅导课，并同台出演过节目。尽管当时《赞歌》还没有创作出来，但胡先生也已经是小有名气的青年歌唱家了。这么说来，何兄受过胡松华老师的点拨培育，唱歌也算有所传承其来有自。所以，到梅七线不久，他就成了修路指挥部下面的文艺宣传队的骨干。这个宣传队穿梭于筑路的生产现场，几年历练，进步很大，演出水平和专业文艺团体比起来也没太大差距。这些年常在文艺演出中露脸，操一口陕西或河南话，扮演老妪的丑角董某某，就是这个宣传队当年的导演。

在那个宣传队里，何兄先担任报幕员和独唱。北京学生，谦恭礼貌，中规中矩，温文尔雅，歌唱得也不错。他年龄大一些，编排节目外出演出能出一些很不错点子，又是一副深沉稳健的样子，很有点儿后来走红演员陈道明的范儿。不久，领导就安排他当了宣传队的副队长，带着一群宣传队员为筑路大军鼓舞士气。

这就说到缘分了，姐姐从小就喜欢蹦蹦跳跳，在学校就是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她1968年初中毕业下乡到了富平吕村原的舅家，不久，也去梅七线当了筑路的民工。后来，宣传队扩充，类似后来的艺考，她以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通过选拔考试，进了脱产的宣传队。这个时候，他们自然而然的就相识了。

人生的命运就是这样，很像打麻将掷骰子，极其偶然的随机原因，就会把本来毫无交集的人和事扭结在一起。想起来有趣，老话儿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可牵他们的这一线却是修筑铁路。梅七铁路线的南起点梅家坪在富平，北端点的七里镇就在黄陵，是这条冷冰冰的铁道线把两个各处一端的年轻人联系到了一起，这也许就是命吧？何兄出身读书世家，受环境熏陶，总是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样子。他大姐姐四岁，和姐姐属于半师半友的那种关系，几十年夫唱妻随，和和谐谐。我们兄弟姊妹的婚姻，还就是他们顺利自然，没有一点周折，毫无悬念的水到渠成。

何兄和姐姐处朋友那阵儿，我们的年龄都不大，他对我们姊妹，何兄很有老大哥的风范，有什么需要他都会竭尽全力地给予帮助。当年我学吹笛子，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学习班指导老师之类，也就听听广播自己摸索鼓捣。当我会吹一些简单的歌曲以后，就想再上一个台阶，学吹独奏曲。何兄有心，每当他们宣传队到方便一些的地方演出，就邀我去看，听人家专业演员的笛子演奏，体会其中的细微之处。当时独奏类的器乐曲谱很不好找，就是宣传队里也没多余的，只有演奏员手头的一份，何兄就借来帮着我抄。记得有：《边区运粮队》《塞上铁骑》《枣园春色》《牧民新歌》《陕北好》《广阔天地炼红心》等等笛子独奏曲谱，那些曲子都挺长，还有很多曲曲弯弯的符号，真的挺麻烦，他却抄得工工整整。

器乐独奏像舞者的独舞，难度很大。我手头只有一本《怎样吹笛子》的小册子，书中只介绍了一些原理和名词，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操作指导。那时没有现在这样先进的媒体，除了听广播上很有限播放之外，想听专业的器乐演奏那就很难了。书上讲的那些泛音、花舌、单吐、双吐之类技巧全是语焉不详的一般性介绍，都需要自己细心地体会和摸索了。我耐心不够，吹不好就埋怨乐器：“唉，我这支笛子不行，很多音出不来！”何兄听见了，他瞅了瞅我，摇了摇头，笑了。下次回来时他带了一只很不起眼的笛子：“亚民，这就是宣传队小崔吹《边区运粮队》的那支，筒音为索，F调的，你试一试看？”我接过来一看，那支笛子还不如我的呢，中间还裂了一道缝儿，缠着厚厚的医用胶布。这才知道自己是急于求成，功夫欠火候，屙不下屎来怪茅坑。知道了差距，自己也笑了。

何兄从小就喜欢音乐，他能把文革前拍摄的《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中的很多插曲唱下来，这在当年，就是绝对的厉害了。他的这个爱好慢慢地转染给了我们姊妹，我就是受他影响喜欢上歌曲发展到迷恋歌词的。由于喜欢唱歌，见到歌页就收集。弄到他认为好的不仅自己收藏，还不忘送给我们。他是一贯的细致认真，把那些歌页复印后叠得整整齐齐，然后写上每个人的名字，再送给我们兄妹。我至今还保存着他弄来的《群众喜爱的获奖歌曲15首》以及八七版的连续剧《红楼梦》插曲合页歌片。

前段日子，和一个玩乐器的朋友聊天，说起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伤痕文学题材的那些歌曲，老朋友颇带遗憾地说：“唉！那些歌好听得很，就是找不来歌谱。”我就告诉他：“嘿嘿……你说这些呀，简谱我有。也没啥用，那天找着送给你了！”

因为太熟了，那朋友也很直率：“哎，老李，你是一个粗人呀，咋还保留这些东西？”

我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你他妈的，小看人啊，保留个歌页，和粗人细人有啥关系？”

当把那些泛黄发脆的歌谱翻出来时，我这个粗人却忽然心思一动，却觉得它无比珍贵，珍藏着一段美好记忆，又不舍得送人了，就说：“伙计，你复印一份吧，原件你得还我！”

1971年，不知梅七铁路线的工程结束还是告一段落，当年这些当民工修筑铁路的下乡知识青年并没有再回农村，而是被招工到铁路系统参加了工作。何兄和姐姐一块儿被招工到地处临潼的西安铁路局下属的一个设备修理厂工作，这就到他们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了。

那是个新建的企业，下乡的知识青年多，一揽子都是经过了广阔天地锻炼的年轻人。正式工作挣钱了，这就是天大的喜事，一帮子青年人到西安城最大的馆子吃了一顿，好好地庆贺了一番。单位新建，职工年轻，所以热情高，干劲大，他们经常加班加点。那年头，别的行业可以萧条、可以停产整顿，可是铁路却不行。它是共和国的命脉所系，如同人的心脏不能停跳，血液必须流动一样，运输不能中断，道路必须畅通，火车必须正点！所以，铁路系统还是很忙的。

何兄属于正经八百的中专学生，在校学的机械专业，有系统的专业基础，那些高中生、初中生自然不能和他比了。他很快从一群青工中显现出来，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他们车间的技术主任老吴，是文革前西安交大学生。专业功底扎实，艺高人胆大，竟然谋划自己设计制造建筑工地上的塔式吊车，何兄就成了吴主任的帮手。一个完整的机器设计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结构、功率、润滑、配重、强度、刚度等等，要把这些因素统一在一起就很艰巨了。何兄突出的特点就是谨慎细致，他协助主任绘图、计算、试验，选择材料，外购标准件。不长时间，这个大型的工程设备，竟被他们设计并制造出来了，经过生产实际使用情况良好。一个二三百人的小工厂，能鼓捣出大型的工程设备，真的很厉害。

塔式吊车设计制造成功以后，他们再接再厉，不久又弄出不少很有实用价值的机械设备和工具出来。几年下来，他们成绩斐然，修理厂成了西安铁路局的先进单位，吴主任被评为陕西省劳模，何兄他们也是很有成就感的豪情满怀。那时，胡兄和我姐已经成家，来家里，因为我也在机械工厂工作，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他们设计塔式吊车的轨道跨距、桁架刚度、臂伸长度、电动机功率、配重调整、吊装重量等等。我很佩服这些文革前的学生，他们专业基础好，敬业精神强，不干则已，干就能干好。

何兄出身书香门第，传统的家庭教育使然，他谦恭待人，礼数周全，回家从不空手。那时候他和姐姐在临潼上班，铁路单位有通勤车票，每个周末都能回家。临潼的糕点水果供应虽然不如西安，可土产品却很新鲜丰富。他就常到自由市场买鸡蛋、活鸡之类的带回家里。自由市场当然可以讨价还价了，知识青年老实书生，逻辑清晰语言便捷，嘴巴似乎很会说话，最终还是缠不过那些阅人无数见人下菜的小商小贩。人家东说说西拐拐，结果还是上了人家的道儿，买回来的东西未必便宜。 

那时候，我们家住平房，左邻右舍融洽和谐，就像一大家子人。看何兄带回了活鸡，邻家阿姨就问：“哎，文萱回来了，你买的鸡挺好的，多少钱一斤呀？”何兄好面子，害怕别人笑话他不会搞价，就报一个打了折扣的价钱。但他没有想到，就这个好面子的随口一说却给自己带来了麻烦。邻家口口相传：“哎，临潼的鸡便宜啊，人家文萱还很会搞价呢，买得鸡比西安便宜小一半儿价钱呢。”结果，邻家就托他在工厂附近物价便宜的自由市场买鸡。因为已经把价格说出去了，托他买鸡的都是些长辈，他就只能按那个价格给人家买鸡了，也不知道贴了多少冤枉钱进去。

书生，遇见那些难缠的商贩他确实不行，三拐四拐就被人家踅了进去。但是，何兄长于语言表达，和风细雨侃侃而谈却是他的长项。他说话神情凝重，态度认真，条理清晰，逻辑严密少有漏洞。

要说，那些年，何兄为我操了很多心呢。那年我在工厂出了工伤，在家休息了两个多月，说来很寸，刚好就碰上多年不遇的工资调整。那时候有几个硬性的指标，例如考核时间段儿的出勤率不能低于多少，这么一算呢，我自然是超限了，不在工资上调之列。工厂晋级几年一次，旷过去亏就大了，也许一辈子都撵不上。原本出了工伤心情就不好，再失掉晋级的机会，想起来，真是挺郁闷的。

这个制度是不合理，它并没有把病假、事假、工伤假进行必要的区别。但是，已经成了正式颁布执行的考核办法，这就成了铁案。意见归意见，你可以提人家可以听，事情却很难办。

当然，这是我的想法看法。何兄却说：“工厂也应该讲理不是？制度是人定的，为什么就不能改改呢？一些特殊情况还是应该合情合理处理的，因公负伤为什么不能算正常出勤？我们去找找吧，老差着别人一级，你说多别扭啊？咱争取一下，不努力咋就知道不行呢？”他利用单位四年一次的探亲假，几次到我们工厂，和车间、有关处室进行交涉。

何兄的判断很对，制度是人定的，不可能尽善尽美，总有一些照顾不上的特殊情况。当事人找了，把道理讲清楚明白了，组织上就有可能考虑解决。他先找车间了解情况，再找安全技术处，最后又寻到劳动工资处。后来，经过厂长办公会讨论，我顺利地上调了一级工资，硬是让他把一件难事儿办成了。这也说明一个问题，事在人为！当事人自己必须有个积极的态度，如果连你当事人自己都不关心不努力，别人更就懒得管了。

通过这件事，我的一些同事知道了何兄，就问我：“亚民，你姐夫是干啥的呀？人精神得很，嘴巴子真能说，硬是把劳资处惠处长说的：‘办办办，这个事儿咱们尽快办！回去叫亚民安心养伤，我们现在就写报告上厂办公会，争取下个月补发工资。’”

我属于又蠢又倔的那类人，那些年真是流年不顺百事不谐。我先上工厂“七.二一”工人大学，不久又患上了神经官能症，整日昏头昏脑，没完成工人大学的学业，回到车间的第一天就出了工伤。说起来，工厂对我挺好的，工伤痊愈上班就安排我在车间做现场技术工作，下来就准备正式提干了。我这个人呀，总是背运，轮到我提干时，情况却变了。到了新的历史时期，国家政策强调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严格规定提拔干部要经过正规院校的培养。厂办大学当然不在正规之列，工厂又送我到解放军武汉后勤学校学习企业管理，学习回来我就在工厂劳资处当工时定额员。经过一番折腾，工作这一头才算弄停当。

几经周折，我已经是二十六七岁的人了，婚姻问题严重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对条件好的人来说，如果不是太挑剔，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很难。可到我身上这就成难事了，自身条件不怎么样，人还是个狗怂牛毬，高不攀低不就的一撂就是许多年。 

婚姻成了老大难，家里大人担心，自己干着急却也无奈，甚至有些心灰意冷。何兄很关心我，鼓励我对婚姻抱积极的态度：“咱把大门敞开了，只要有人说咱就见，见见面怕个啥呀？不行就算了，咱也不少个啥？”

何兄成了我找对象的导演，穿什么衣服，注意什么细节，遇到天气不好就说：“嗨，今儿天公不作美，不能好好聊聊了，咱再约个时间吧？”“如果觉得不合适也不要伤着人家，就说：‘我们有电话，下来咱们再联系，好不好？’”说完了这些，他又担心我过于草率，把一些机会失掉：“也不要轻易地下结论，多见几次怕啥呀，说不一定还行呢！不就是一顿饭吗？不行交个朋友也是可以的呀！”那时候，我精神上很纠结郁闷，是何兄帮着我一步一步地挨了过来。当年的一些情景现在想起来，我依然感到温情满满。

1987年，我和妻子处朋友不久，她进京到航天部开会，那时何兄和姐姐已经调回北京工作了。听说李亚民的女朋友来北京了，何兄就和姐姐特意请假，把我妻子请到家里盛情接待。他还特意让姐姐陪着她上大街，买了不少礼物。这个推动作用，成了我和妻子联姻结合的积极因素。

1988年秋天，我的岳父岳母由大连返程路过，在北京逗留了一天，何兄想法儿弄来故宫、中南海的门票带着老人游玩，直到送他们上了火车。其实，接接站安顿一下住处，再帮老人买买火车票就足可以了，可是，他却是善意实在，力尽所能地把别人照顾好。

何兄是一个极重人情的实在人，我每到北京家里，他都会亲自下厨，给我做北京的炸酱面：“亚民，尝尝北京的炸酱面，看看我的手艺如何？”凡是我注目过东西，他都会说：“拿去吧，能用你就拿去，放到我这儿也没啥用！”就会往我的行李包里塞。我爱看书，他就安排儿子：“铭铭，你把书柜的书整理出来，打包儿给大舅邮过去！”要说，他送我的东西还真不少呢，衣物、日用品、书籍。那天整理书柜，发现我早年抄录唐诗宋词的那些塑料皮本子，全是他和姐姐当年梅七线宣传队演出所得的奖品。

由于在陕西工作过，何兄对西安去的人特别热情。我出差到北京，有时带同事去姐姐家转转，他就会陪着吃饭，说起西安的事情他就兴致勃勃，常常高兴地撂出一两句陕西话来：“坐哈坐哈些，哎，咱陕西乡党坐哈谝一哈！”“吃了走吃了再走，嗨，你说你是急啥哩嘛？”走的时候，他就会送一些他们企业生产的玻璃小物件给我的同事：“带上带上，这是我们工厂生产的烟灰缸，不敢说好，特色还有一些的！”

……

何兄一家人后来如何到了北京呢？还得我费一番口舌：

下乡陕北，再修铁路当民工，接着就参加了工作。娶妻生子，儿子由我父母照看，临潼离省城西安挺近，铁路职工有通票也很方便。咥黏面调辣子，生活过得很滋润，陕西成了何兄的第二故乡。原本也就这样了，可是，生活像一个万花筒，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何兄有了一个返回北京的机会。前面说了，他原属文革前某中专学校的毕业生，本在国家定向分配之列是可以不下乡的，所以，按当年的国家政策本人可以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说起来，国家也有意思得很，几十年过去，这才睡灵醒。似乎是打麻将掷骰子，几十年情况变化一笔抹掉，推倒重来！好事儿虽然是好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原来下乡陕北孑然一身，现在却是拖家带口。那个政策规定很明确，本人可以回京，可配偶和孩子就不在解决之列了，这就得跑关系，甚至得用钱来疏通了。

可世上的事儿却很怪，难事儿有时解决起来却一点儿不难。在回北京的事上，姐姐和她儿子的命却是好得出奇！也许是贵人相助，姐姐和儿子的进京户口、她的工作安排竟然办得异常顺利，用何兄自己的话说：“嗨，一切恰恰都在火候儿上，顺得不可思议。完了我说说，你写一篇小说出来。”当然，这些都是些玩笑话，但是，户口进京绝对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回到北京时，何兄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虽然属于老北京是中专生，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还好，何兄的大姐在北京玻璃总厂工作，算是资深的一级领导。经过一番努力，就把他安排在下属的一个工厂，成了名副其实的京城上班族。由于当年学的机械专业，不久，他到了厂部的设备动能科。还是一贯的认真敬业，设备的折旧、报废、更新，他把这些进行了合理归类，建立台账，一目了然。老科长对他是刮目相看，不久，他就是设备科的副科长了。

北京玻璃总厂的前身，是前清京城琉璃行业那些小摊摊儿。共和国成立，国家就把这些零散的作坊整合在了一起成为一个企业。琉璃近似于玻璃，就称为玻璃总厂，总厂隶属了好几个分厂，经济改革以后，竟成了一个颇有历史渊源颇具规模的集团公司。

你想想，那儿是京城啊，怎么能让这些小厂子七零八碎地一块一块分割？到了上个世纪末，玻璃总厂隶属的那些企业，有的外迁，有的转业。历史厚重的琉璃行业渐渐地远离了紫禁城，这倒正常，啥年代了？除了文物修缮之外，琉璃之类的工艺品早淡出了人们的生活。但是，企业要发展，职工要生存。总厂就千方百计的想招儿，由于是京城，先是皇宫的琉璃作坊后是国家的玻璃器皿工厂，算得上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仅仅如此，这个企业还承担过给伟人制作水晶棺的这块儿耀眼招牌呢！

地处京城，有历史传统又有金字招牌，自然就有上门儿寻求合作的。后来，他们和某个国家的某个企业，办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生产高档酒的瓶子。何兄这个老牌的共产党人，就担任了那家公司的工会主席。合资企业的工会主席还是举足轻重的，作为职工的代言人，何兄力尽所能的调节劳资之间的矛盾。由于他实事求是细致耐心，既讲情又说理，正说反比、折冲樽俎，解决了不少颇为棘手的问题。资本家也是人啊，相处得久了就成了朋友。外方的代理人对他非常信任，最常说得话就是：“何，主席，你、我，老朋友的。你说的话，有道理的。这事儿，按你的意见办吧，我，很相信的！”

由于是工厂，生产和技术之间总有矛盾。中国人关系复杂，有段时间，管生产的副总和总工程师之间的分歧很突出。弄得外籍老板头疼，就操着一口生硬的中文找他：“老何老兄，这个事情，麻烦，很麻烦的。他们俩个，这个这个，咹，关系不好，很不好。我的，弄不明白，怎么办？是不是，你来处、处理，我说的不对的，你来调、调解一下，OK!”

其实，这些事情，已经出了工会主席的职责范围了。但是，那两位是原玻璃总厂的职工，何兄当科长那阵儿他们刚刚大学毕业，脸面也是资源，俩人倒买何兄的账。他一出面，二位老弟各退一步就海阔天空了，两人握手言欢，又相互配合着把工作往前推了。

京郊上班虽然远一些，但公司有班车接送倒也方便。工会主席属于高层管理人员，工资不低待遇也不错。何兄的人缘很好，配合行政管理以及生产经营，调节工作中的矛盾，工作上也没有什么硬性的指标，倒也是轻松潇洒优哉游哉，何兄在那个岗位一直干到了退休。

老式家庭出来的人，相应古板一些，退休以后，何兄他就躲进小楼成一统不管冬夏与春秋了。他心细，有工夫就拿着菜谱琢磨，在厨房里一捣鼓就是几个小时，不时弄个新品种出来请全家品尝。社会进步了，媒体先进方便，他也常常在网上浏览，关心关心国家大事。由于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何兄很有一点儿愤青情怀，看不惯的地方也发表一些议论。其实呀，随着民主化的进程，社会进步了，网上什么观点都会有，政府也宽容了很多。已经是退休的老百姓了，也就是说说而已，又有啥了不得的？经过不同生活的风雨历练，各有自己人生经验体会。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和判断，正面的负面的都有，个体的差异性也很大。存在就有存在的道理，和谐社会了，说说也翻不了天。观点虽然见仁见智，是也非也，不同观点认识，可以讨论，但没必要较劲儿。

自从有了微信，何兄也很活跃，常常在李氏家族群里发照片发红包，高兴得不亦乐乎！要说，高科技真好，信息发达，一下就把千里之外的亲人之间的感情拉近了！

何兄始终保持中规中矩的一贯风格，只要外出，他穿西装打领带，皮鞋擦得一尘不染。退休以后，他性情恬淡，甚至有一点儿倔。他社会活动参加的很少，除了单位每年年终的座谈会去一下单位，一般不到工厂去。但是也有例外，他对当年下乡陕北那段生活却很珍视，每有北京当年到陕北下乡知识青年举行的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他和当年的那些知青们一道儿，反穿一件老羊皮袄袄，头上裹着三道道兰的羊肚肚毛巾，腰里别一杆烟袋锅锅，甩起牧羊的鞭儿，兴致勃勃地唱起当年的歌谣。

那年，他们北京下乡陕北知青在黄河壶口组织的文艺汇演视频，可以说气势恢弘真情倾泻，台上台下互动，场面很是感人。七十多岁的人了，唱起陕北的信天游，依然是激情澎湃两眼泪花。他们一定是想起了当年，想起一群活力四射激情满怀的青年，为了一个美好的理想，来到荒蛮之地练就一颗红心！是的，那一段生活是真实的、生动的、火热的，是可歌可泣、终生难忘的！

一代一代的炎黄子孙，在历史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不断地向前探索。五千多年了，不就是希望寻求出一个合理的制度与美好和谐的社会出来吗？

68—17—02

2017年2月12日

2017年7月11日

2019年1月28日

（22\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