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   兄

李亚民

说来有趣，我和乔兄都曾在企业生产一线服务，都曾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后勤学校受训，都曾在工厂劳动工资部门工作。

那天闲聊，说到武汉后勤学校，我说：“这所学校真是不错呢，工厂受训四人，最后发展得都还可以，党委书记、总工程师、总会计师、高级工程师各一人。”乔兄想了想，说：“嗯，李亚民，就你爱琢磨事儿；不过，让你这么一说，还是真格的哩。”

情况是这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工厂逐步进入市场。面对新的历史环境，不仅技术人员，经济管理人员也是青黄不接。地处武汉的解放军后勤学校，承担起为部队所属企业培养经济管理人员的任务。工厂的老常、乔兄、我，以及后来的老金，先后成为这所校开办的一至四期培训班的学员。十几年后，我们都成了企业的骨干。个人进步固然由许多因素造成，却和这家部队学校的培养不无关系。同一家单位职工，同在一所学校受训，所学专业接近，在这三个前提之下，我还和乔兄有缘同在一个处室工作，成为彼此人生中很重要的朋友。

后勤学校经济干部培训班，为期一个学期，加上假期，也就半年时间。乔兄学的是劳动工资，我学的劳动定额。这两项工作，均归口于劳资部门，所以，毕业回厂，我们都在工厂的劳资处工作。不过，乔兄早我一期，1980年7月下旬我到劳资处报到时，他已经在处里工作半年时间了。

劳资处在办公楼的一层，只有一间大办公室（楼道对面还有一小间小房，用做库房）。当时我二十六，乔兄三十一，其余同事，都是四、五十岁的老职工。那时候，企业很正规，管理人员严格按比例编制，加上处长、副处长，全处也就七个人。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满满当当。我到处里时，乔兄这个工资员已经顶上去了。当时，企业已经有了奖励机制，他每月按车间统计上来的报表计工资、算奖金，工作量很大。特别到了下旬，上厕所他都是小跑。我到劳资处，是接定额员朱师傅的班的，老先生年底就年满六十岁退休了。我是朱老师傅带的徒弟，虽然是打下手，事情也多得干不完。那时，工厂除了生产解放车传动系全部零部件之外，还制造团体客车。技术资料堆得山一样，工作不说粗细，图纸你总得一张一张地过吧？俩人忙得不亦说乎。定额关乎职工切身利益，政策性很强。下面反映上来的问题，还得及时调查处理。

乔兄大我五岁，属于老三届高中生，他戴副深度近视眼镜，皮肤白皙温文尔雅。虽然性格温和说话绵软，工作起来却是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处里都是老同志，就他和我年轻，所以俩人走得很近。乔兄个子高大身材修长，待人谦恭举止稳重，上上下下都喊他：小乔。说来奇怪，我比他小几岁呢，却没人叫我小李。大家见我直呼其名，是名字起得顺溜，还是人长得怒目金刚？心里很有些嫉妒。

我和乔兄在同一处室工作，俩人关系很好，可实际时间却很短。这是什么原因？那年的冬季，工厂外协办公室找米下锅，揽回虢镇615厂的一批钣金零件。要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相应的工艺装备。你说这事儿和你李亚民有什么关系呀？稍安勿躁，听我继续道来：去后勤学校培训之前，我搞过一段时间冲压模具设计，上上下下对我还算认可。这不，来了紧急任务，工装设计员却不够用，全厂一盘棋，这就临时抽我到技术处突击任务了。谁知道，这个临时调令竟成了刘备借荆州。那项工作一告结束，就是某型军车试制、工装准备、某型团体客车试制……将近两年之后，我的工作关系就正式转入了技术系统，直到2006年因故离开工厂。

如此说来，我和乔兄，在同一个办公室共事，满打满算也就半年光景。时间虽短，却不代表我们交往不深。脾气相投之人，半年时间，足够建立深厚的友情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人在技术部门，工作关系却在劳资处。因此，我们仍属一个党支部，俩人同是组织培养的发展对象，活动会议自然常在一起。处里除了我，还就乔兄年轻，所以，通知我的开会学习之类就是他的事情了。那时候，电话还是金贵之物，我所在那个办公室是临时的，因此没有装电话，他就从一楼上跑到三楼的西头来通知我。他来了，俩人就聊聊。乔兄初中、高中是学霸，原本是一心要考大学的，谁料遇到了文化革命，大势所趋，只能上山下乡当农民。几年之后招工上班，再从外县调回省城；先在车间一线工作，由于表现突出，借到供应处跑采购。经过组织考察推荐并考试，又去后勤学校学习，这才正式提干，说起来也是一番折腾。看到图板上的绘图，乔兄大发感慨：“唉，亚民，看你画图我挺羡慕的。你不知道，上学时我理科成绩也不错。原本希望上大学，毕业就当技术人员，安安静静地搞设计，谁知道，一场文革运动，就把我的人生改写了。”

乔兄这话我信。文革前，理工科排在最前面，考上工科学校是那个时代青年学生的理想。他两个哥哥理工科毕业，服务于国营大工厂，自然成了他的榜样。以乔兄的聪明好学，考学、毕业一定不成问题。他性格恬淡，心思缜密，认真细致，干啥都能干好。他的秉性，倒是做学问、搞研究的料子。但是，人生不能设计，青年人大都有自己的理想目标，道路却是曲曲折折，不确定性极大。

乔兄温和，成熟老练，很有大哥风范，恰好，他弟弟××也在工厂，和我同龄。由于这些原因，我真是把他当哥哥看的，心里话也愿意给他说说。虽说是劳资干部了，但是，自己长相不赢人，又负过工伤，二十六岁了，婚姻无着，心里既迷惘又苦闷，很有些气馁。乔兄性情绵软，说话却实在：“你和××一样，他也没有找下对象。你们生活太平静了，接触实际少，把这些事情理想化了。你们是春蚕自做茧，自己把自己锁缚住了。要我说啊，应该先把自己解放出来，换个视角，就是另一番景象！”

当时，我对乔兄这番话理解不深，后来结婚成家了，才体会到他所说的道理。小资情怀，老觉自己得受了磨难委屈，总想在所谓的纯洁爱情中寻找安慰或者弥补。自己编织了一副大网捆绑住了自己，实际全是幻想。现在回想，当年自己实在天真得可笑。生活总是平凡的，大多数人还不是平常夫妻，一日三餐柴米油盐酱醋茶？自己当年真是坐井观天，不知天地之大的一个傻瓜。

1981年，广播电视大学招生，由于关系在劳资处，我就和乔兄一起报考汉语言文学专业。说来有趣，俩人竟然都被录取了。职工议论说：“看看人家劳资处，两个年轻人考上了一对！”老处长听到这话，喜滋滋地说：“我老惠是干啥的？我选出的人，哪能有错儿？”

其实呀，乔兄考上，那是手到擒来势所必然；我被录取就有些偶然性了。如果细究原因，就是老兄的提携之功。我说这话，毫无矫情之意。复习功课，他知道找必要的材料，然后去粗取精删繁就简。抓住了重点，复习就举重若轻了。我是看样儿学样儿，跟着老兄，认真地走完全过程罢了。那段日子，他用废纸订本子记笔记，我回办公室时，他就甩几本过来：“我用废纸订的，不要嫌弃。记住了：‘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勤动笔，记得牢。”

我这个人命背，考上了电大却上不成，为什么呢？那时，我办公桌在劳资部门不假，人却在工厂技术处上班，调到技术系统已成定局。既然成了工程人员，再上文科就是瞎掰了！经过一番努力，领导仅仅同意我保留学籍，有本事你自学，跟不上课程就淘汰认命。好在电大中文专业原本就是半脱产，因此，完成学业虽然艰难，却也不是不能克服。

要说呀，电大三年我能坚持下来，还多亏乔兄呢。由于上述情况，我全日上班，不能去班上听课。没别的办法，我就把乔兄的笔记借来自习。他也慷慨，就把笔记放在办公桌右手那只没锁的抽屉里，我随时拿，用完归还就是了。那时候，我们是真忙啊，我试制新品加班加点，乔兄也把全日工作压到了半天完成。俩人常常见不着面，这些事儿就成了心照不宣。说起来侥幸，这个纯系无奈的办法，却使我找着了适宜自己学习的便捷途径。听录音我注意力不集中，云里雾里抓不住重点；看那些辅导材料，如堕烟海弄不清头绪。我就以乔兄的笔记为线索，反复阅读理解教材。老师讲课虽有拓展发挥，却总围绕着教材，重点、要点、考点就不会离之太远。这时，乔兄的笔记就成了我学习的指南。说来惭愧，电大三年，我是靠着乔兄的详细笔记完成学业的。

我记得清楚，乔兄的笔记本全是废纸订的，边角不齐毛毛拉拉，但是，翻开本子一看：字迹工整清晰娟秀，好似清风徐来。很像一身布衣的儒雅士子，朴实无华却风采依然。当时，每看到他那一丝不苟干净利落的笔迹，我脑海里立即冒出四个字来：纸劣字优！

电大毕业，乔兄发展得很好，不长时间，他成了劳资处副处长；再不久，老处长退休，他就转为正职。乔兄思路清晰、态度和蔼、待人热情，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既准确把握政策又机动灵活，解决了很多棘手问题。工厂劳资部门和上级对口单位的业务往来很多，由于业务精通，乔兄他和工厂局、市劳动局、省劳人厅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和沟通。在劳资处那几年，他工作独当一面，根本用不着工厂领导操心。省厅领导还真看上了他这块材料，但由于工厂坚持不放，他就留在了工厂，要不，他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

时间说快真快，是金子就会发光，十几年过去，乔兄成了厂级领导。他先是副厂长，不久就担任了工厂的党委书记。那些年，我也有一些进步。电大毕业我没挪地方，依然坚守在技术岗位上。我先是技术员，再是技术组长、车间主任、工艺处长、副总工程师，也五花六花的丰富多彩。说来有趣，那年离开劳资处，我就和乔兄各在生产经营、技术互不干涉的两条线上，有友谊却无工作交集。这下好了，乔兄成了工厂一把手，他就管得着我了。

老朋友当书记了，这是大好事啊。可我却是个怪脾气，朋友当官了，就下意识远离了。其实心里没啥，还是把他当老哥看的，臭毛病而已。心想：你当你的官，我干我的事；友谊归友谊，工作归工作，不是挺好的吗？实际也是，副总工听起来官儿不小，却不是班子成员，按理，并不受厂长书记直接领导。

那时，我有自己的活思想，学历所限，副总工就是我人生的极限了。没了进步空间，人就有些泄气。所谓船到码头车到站，心想我就这样儿了，旅进旅退地混着，干到退休就是。所以，我先后陪了老少两代总工程师，倒也无功无过。

副总工和工厂主官之间隔着总工一层，厂长、书记还真管不上我，这就是我的自由空间。我不多事，你不越级；敬而远之，如此甚好。但是，事情不是想躲就能躲过去的，乔兄和厂长老盯着我，总会给我压压担子。见了我总是一句话：“李亚民，你是副总工，情况熟悉大家认可，大胆地协助总工把技术系统管起来！”我点头笑笑，心里却有自己的主意。

总工经常出差，工厂班子开会我就得去顶。世纪之交，工厂移交了地方，由于不适应市场经济，经营不善职工积极性不高，人心浮动，这些问题反映到工程人员中就更突出了。工作搞不上去不说，要调走的、要住房的、要和领导对话的、甚至炒了工厂鱿鱼的……状况是层出不穷。班子开会，技术系统就成了众矢之的。前任老总工，年龄大资格老，领导礼让人家三分；继任的小总工呢，年纪轻学历高面皮薄，厂长书记也很给面子。只要我开会，技术系统就成了受攻击的对象，我成了顶缸的受气包儿。仗着是工厂的老人，我就六月的狐狸不顾毛不顾皮了。自称是技术系统挡风的草包，常常意气用事，和别人辩驳争论，甚至和领导磨牙顶嘴。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能弄了弄，弄不成了去球！说到底，官也到头了，既然不是系统领导，就不想开这些破会。把任务带回去，我安排得了？有些工作，你们不要往我身上硬压；话也不要跟我说，我真的管不了！

有难处，是真的；有怨气，也是事实。这些，厂长书记自然清楚明白。他们觉得，和我大致同龄，关系近话好说。既然你是副总工，在行政上多负点儿责任也没错啊！他们批评我：“亚民呀，咱也是老职工了，技术系统的担子很重，就要多负点责任！你想想，我们已经很高看你了，你说，我们还能咋样啊？”这话的潜台词就很明白了。话是实话，人听着却不舒服，好像我有什么野心似的，所以，我的怨气就更大了。

我的思想状态乔兄自然知道。想解开我思想上的疙瘩，他找我谈了几次，想从私交角度突破。我却觉得，你们当领导的，站着说话腰不疼。我是副总工，工作上唯总工马首是瞻。该干的我兢兢业业，可我不越雷池一步，这是起码的做人原则。说起来，我那时也倔，多管点儿多干点儿你就篡位夺权了，也太把自己当根葱了？现在回想，当时我没有设身处地地体谅领导的难处。工厂与部队脱钩，没有大盖帽压了，似乎自由了；但是，没有了婆婆，直接面对市场，两千多人的吃喝拉撒，他们身上的压力非常之大。

情况就是这样，乔兄做我的思想工作，非但没有效果，我却产生了抵触情绪。从那以后，工作虽然一如既往，我的情感成份却淡了不少，交往也稀疏了。当然，这只是我单方面的思想情绪，乔兄怎么想，我就不得而知了。估计他做工作无果，只能无奈地摇摇头；“这李亚民呀，咋还是个这？”那时候大家都忙、都挺难，焦头烂额，沟通就少一些，这也是事实。

现在回想，当年自己就是个倔，思想拧巴了就钻牛角尖儿，不体会领导的难处一意孤行。很多情况下，是我自己偏激，误解了老兄。感谢他的大度，工作做不通暂且撂下，毫不计较我的执拗，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真乃君子风范也。

再不久，乔兄调外单位当书记了，没了工作关系，兄弟情感就恢复到了常态。我们常通电话，彼此问候。

2006年3月，我总工程师一职因故被免，灰溜溜地铩羽离厂，乔兄第一时间打来电话安慰我。所谓患难见真情，一股热流涌上我的心头，从心里感激老兄！

离开工厂，我就在西安航空四站打工了。乔兄知道后，打来电话问清地址约定时间，和他所在企业的厂长专程来看我。退休打工之人，还有原企业的领导前来看望，使我很有面子。

……

今年正月的一天，乔兄打来电话：“亚民，你是耀州人，五六十年代，耀县秦腔剧团的《下河东》那是名震全省。传统历史剧目，我却没有看过；弥补遗憾，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弄了两张三意社的戏票，你陪老哥看一场秦腔大戏，如何？”

这是好事啊，我何乐不为呢？实际呀，看戏并不重要，关键是退休了，生活的面狭窄了，和外界沟通少了，人就会怀旧。长时间没见面，很想和老兄聊聊。乔兄一定也是这个意思，那天，俩人都去得很早，坐在剧场旁边的石凳上，说了很多当年的事情。

……

俱往矣，我总觉得老人家这句话说得好，过去了的就过去了。人老了，应该像春蚕，做茧之前，排净体内杂质，一身透亮地从容吐丝。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不把那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萦怀心上，弄成沉重的思想负担。人应该向宽看、向前看、向前走。但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个人，应该记住人生旅途中善待你、给了你帮助影响的那些人。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它是一笔金钱买不来的精神财富。

这些人间真情，她会不断地焕发热能，温暖着、鼓舞着你不断地走向前去。

光阴荏苒，一晃人就老了，我都是年近古稀的人了。衷心祝愿乔老兄，身体健康生活快乐！

136—21—08

2021年8月3日

（2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