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韩线上

赵佩瑺

1971年暑假，我回到家乡，在生产队里劳动，有幸参加了当年的西安——韩城的铁路建设。

那是文革时期，形式主义盛行，所有行动都张张扬扬。生产队派出了大部分劳动力参战，场面也是轰轰烈烈。我们在涧西的山沟里支起了帐篷，安营扎寨起火烧饭。工地上的大锅饭，吃起来很是热闹，男女老少嘻嘻哈哈如同过年。玩笑归玩笑，工作却毫不含糊，分工非常明确。男劳力炸山采石，妇女们就把采来的石料砸成合乎要求的路基石。干活儿有定额，几十方的任务，早完早回家。

那时生产力水平很低，开山取石的主要工具就是大锤和钢钎了。大锤不去说它，钢钎改制就是个技术活儿，一般人干不了，聚集在简易工棚里的全是能人。我的六叔经验丰富手艺好，负责给钎子淬火。每到关键时刻，平日滑稽诙谐的六叔就一脸严肃的专心致志。熊熊炉火映红了他的脸庞，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流。他脖子上搭条毛巾，一边儿观察火候一边擦着头上的汗水。六叔告诉我说：“淬火可是个技术活儿，不是轻易能掌握的。要亲自操练哩，光看你是学不会的。”说起来，我倒不完全是学技术，而是借送钎子的机会偷懒儿。所谓从北京到南京，走路也算功，和六叔谝上一会儿，就是休息了。实际呀，耍奸溜滑没啥用，心里安慰而已，因为劳动定额是规定死了的。老话儿说：人美不如家伙美，钢钎的质量很重要。淬火好硬度合适就好用，耐磨锋利不崩裂使用寿命长，工作效率也高很多。所以，和六叔搞好关系极其重要。

我和佩生哥一组，专门打炮眼。炸山取石打炮眼儿是关键，一晌打多少炮眼，直径深度都是有标准的。打炮眼儿，可真是一件苦力活儿。我和佩生哥搭班儿，他抡锤我扶钎。扶钎有窍道儿，一锤砸下去，钢钎要晃晃，再转动一下。不能转多，转多了砸不下去；转少了呢，锤就白砸了。抡锤就更讲究了，施工工地就佩生哥一人会抡令人羡慕的背花锤。什么叫背花锤呀？就是把大锤抡圆，在半空中划一个三百六十度的圆圈，然后，大锤稳稳狠狠地砸在钎子上。别人用八磅锤，佩生哥用的却是十磅大锤，抡起来带着“呼…呼…”的风声，锤砸在钎子上，震得人虎口疼。劳动就得用心，不但要注意锤起锤落，还要算计钢钎的转动。由于精力高度集中，人就会忘掉危险和害怕。我想：没有经历，这种体会是不会有。有时候我也抡上一阵儿大锤，佩生哥就鼓励我学背花锤。试了几次不行，带上劲儿怕打不准，不带劲儿又不行，学不来还是用老办法。打锤的扶钎的配合必须默契，锤打偏了伤人，不是手上，就是胳膊。那时候的农民皮实，佩生哥说：“砸不着脎（脑袋）就么事儿！”

还有放炮，这是开山采石最危险的工作。放炮组的轩娃、耐民他们，身手敏捷反应快，负责给打好的炮眼里面填药下雷管。点火的时间、速度都要掌握好，最后还要数清点了多少炮眼儿，炸了多少响，有没有哑炮。这就责任重大了，失误就可能伤人。

后来，我当了兵，部队基建时我们班负责炸土方，由于任务完成得好，受到了嘉奖。其实呀，成绩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当年修铁路抡锤打钎、开山炸石的经验。

最令人难忘的是我和书平的一件事。书平和我同龄，是我在村里最好的朋友。虽然居住赵家寨，书平却不姓赵姓吉。由于两家同居一条巷子，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辈辈儿关系很好，我们也以弟兄相处。书平爷爷在同辈兄弟中行五，我就称他五爷。母亲常说：“你五爷一家对咱可真好，常常接济我们。”书平也对我说，解放后，我父亲曾接他爷逛西安城、到艺俗社看戏。老辈子情谊深厚，我们交往自然也就密切。文革期间，我回到农村啥都不知道，书平却像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懂得很多。他对我帮助很是不少，教我干农活、学赶马车，一同拉煤，拉砖拉石头，送公粮……

那天，下起了大雨。农村的布帐蓬顶什么事儿？简易帐蓬挡不住雨，里面湿漉漉雾蒙蒙的，人只能窝倦成一团，抵抵潮冷，挨着等待天亮。这时候，书平过来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说：“走走走，咱俩儿窑里睡去！”当时，仅有的一面窑洞里喂着牲口。那时牲口是农民的宝贝，加上是两头高脚子骡子，自然比人金贵。

哥俩儿挟着被褥来到窑里，地方倒合适，牲口后面的空地刚能铺开被褥，这就到天堂了。谁知新的问题也来了，雨是淋不着了，一夜却没睡好。为什么呢？那两头骡子可能也受了凉，臭屁放得一夜没停，熏得人脑袋发晕。一听见“卟…卟…”的声音，就像遇着花脚蚊子打扰，人就发毛打寒战。

前段时间回去，见到了书平，提起那段闻骡子臭屁的经历，俩人哈哈大笑起来！

                                                                          2019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