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韧性：考虑到近来的许多政策限制是出于对韧性的考虑，它可能是对自然或是经济冲击的韧性，或者是对地缘政治风险的韧性，那很自然地，我们就不禁要问，政策制定者构想的新体系是否会使得经济更加具有韧性。就像本文通篇所强调的，如果没有对韧性的明确界定和度量，那么这个问题就几乎不可能回答。开发这样的测度体系需要我们社会的价值判断，这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例如，Carvalho等（2022）的文章，通过对一个紧密相关的概念的界定，在这个概念性上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上做出了研究贡献，一个企业若是不可或缺的，那就是在当前的价格上，关键物品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若该企业不生产，也就是说，没有拌饭去改变需求，通过供应网络，这样其他企业能够跟进这样的供给短缺。这是一个有用的起点，但是仍然留下了什么是关键物品这个问题。从某些美国消费者的观点来看，最新款的轿车可能是一个关键商品。类似的，如果人们关注的是经济的从产出，这个问题就变成了，社会愿意承受多大的产出下降，当一个重大的冲击出现时（如新冠大流行）。

这些限制条件，尽管如此，回顾理论论据和到目前为止的实证证据，表明，未来的韧性——不管如何精确地定义——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情形。

从理论层面来看，Elliott等（2022）显示了，现代生产网络如何制造了关键瓶颈的可能。私人最优化不足以避免严重的经济扰动，于是就有了社会计划者介入经济活动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在关键行业和领域的经济活动回流，可能是合理的。

从实证层面来看，实证证据是含混的。就像之前讨论到的，在几乎所有行业的现有供应链，对于应对大流行是有韧性的。但是欧洲的能源供应表明，结果是在乌克兰战争期间具有高举脆弱性。一般而言，就像之前强调的，韧性不能再没有特定冲击参考的情况下进行判定。Caselli等（2020）强烈地指出了这一点，当考虑这个问题——国际贸易是否使得一个国家增加还是减少了应对冲击（在一定意义上，指暴露在波动环境中）的韧性。就像他们所指出的，这个答案取决于这些冲击是特定行业的还是特定国家的。一个普遍的观点是，贸易使得国家对于冲击更为脆弱了，因为贸易鼓励了专业化分工，这意味着充分暴露在特定行业的冲击下。然而，当全国范围内的冲击是出于重要地位时，国际贸易可能使得该国更加具有韧性，通过减少对国内冲击的敞口。采用贸易的数量化模型，它们发现在近几十年里，第二类冲击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国家贸易缓和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波动。前面提到的于新冠大流行相关的问题，该冲击不仅是全国范围内的，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然而不是在所有国家内同步发生，就进一步印证了这个观点。

简言之，除非一个行业高度依赖单个进口资源（就像欧洲能源行业高度依赖俄罗斯那样），国际贸易似乎有助于提升经济韧性，而不是减少韧性。于是，贸易限制提升国家的韧性，这个说法是不太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