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案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的一种题材分类，从话本故事演变而来，主要描写作案和断案。

案，本来指代的是几案。公案，就是官府衙门里的桌案。官府里的桌案上堆满了各种文牍，所以官方文件也叫做公案。

在宋代大量笔记中提到说公案。罗烨《醉翁谈录》中把小说分为灵怪、烟粉、传奇、公案、兼朴刀、捍棒、妖术、神仙等八类，首次将公案列举为小说的门类之一。在宋代之前未有相关记载，所以将宋代看作是公案小说的重要转折期，将宋代话本包括元代的公案杂剧视为公案小说的萌芽，将先秦时期执法断案记载和魏晋时期志怪、志人小说视为公案小说的源头。

所以说，公案故事源远流长，甚至于比“公案”这个名词的历史还要长。先秦诸子里面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韩非子》里有记载，一天郑国的相国子产早上出门，远远停到一个女人在哭，他听了一会就命人把这个女人抓起来，一经审问，果然是个谋杀亲夫的罪犯。原来子产大人听出了这个女人哭声中的是恐惧而不是悲哀，所以断定这当中一定有奸情。这就算是一个公案故事，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有些莫名其妙。

公案小说在宋元流行，而在明代火爆，但是大多都为短篇故事。现代人流行说的“四大公案”才是长篇章回体小说，却出现的很晚，其中最早的《施公案》出版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以至于其他《三侠五义》《狄公案》《海公大小红袍》之类的都是光绪年间才井喷式出现的。说起来还是古代小说，但是作者立足视野格局稍微大了一点，要知道这些公案小说和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已经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了。

无能且武断的清官

假设你穿越回到清朝康熙年间。

你的身份是一个在衙门打工的马快班头，也就是捕快。你们县里出了一件离奇大案，有个姓胡的秀才，半夜里发现父母的人头都不翼而飞，枉死家中。

毫不意外，县老爷大人命令你去捉拿凶手，也没什么前因后果，莫名其妙就给了你一条线索：给我去捉拿“九黄”和“七猪”。

一脸懵逼的你从县老爷的贴身仆人口中获悉，之所以这么布置任务，是因为前一天夜里，县老爷他梦见了九只黄雀和七只小猪。

你觉得这线索太扯淡还不如没有，于是和同事们要求县老爷他明示：九黄和七猪到底是人名还是物件？于是乎，县老爷十分愤怒，“我要是知道还需要你们去办案？！分明是无用奴才！连个九黄、七猪都不知道！我看你们是偷闲躲懒，安心抗差玩法！“

于是你和你的同事们都被责打了十五大板….

六天过去了，案情毫无进展，所以你们又挨了十五大板。最后县老爷撂下话来：“再宽限你们三日期限，如其再不捉拿凶犯，定行严惩！”

实在茫无头绪，你和你的同事去城外寺庙莲花院走走散心。结果，无巧不巧，听到两个小和尚聊天：他们的师傅因为背上又九颗瘊子，故而外号叫做“九黄”，他还有个相好的尼姑，胸口又有七颗黑痣，所以人唤“七珠”。

于是你们回去向县老爷禀报，定下了设吉祥道场，请他们回来做法事，借机把他们捉拿归案的计策。

九黄，七珠已经拿下，怎么确定他们就是杀害胡秀才父母的凶手呢？对嫌疑人的恐吓和拷打也就是自然而然的手段了。

᪡͗纵观整个案件，侦破毫无技术含量：发现线索靠做梦，找到嫌疑人靠运气，获得口供靠暴力，唯一用到计谋的地方就是抓捕过程里设计了圈套，但不直接依法逮捕而做的那么鬼鬼祟祟，使一些鬼蜮伎俩，反而让国家权力显得猥琐而孱弱。

这个无能又武断粗暴的县太爷是谁呢？不是别人，正是晚清最火爆公案小说《施公案》的主人公，深受大众欢迎的施世纶施青天。

而这个故事不是个案。后文里，施县长继续且连续靠做噩梦或者其他超自然的因素发现冤情。他还碰到过鬼魂报案，白水獭报案，黑犬报案，狼虫虎豹都来报案….有一次，施县长的轿子顶给吹到河里，结果打捞轿顶的人发现了一只四只脚的螃蟹，施县长就吩咐：给老子捉拿老庞和蟹四二人。不久后，一阵风吹落了屋檐上的三片瓦片，于是施县长断定：阎三片一定是个罪人。（老庞，蟹四，阎三片：“我顶你个肺！@#￥%#！“）

而诱供和严刑拷打，始终是他最为依赖的破案手段。

施公既然如此，其他几部著名的公案小说，如《三侠五义》或《狄公案》《彭公案》其中的青天也好不到哪里去，只有半斤对八两，小巫见大巫。

《三侠五义》虽说理性色彩比《施公案》要好，但是鬼魂等第三类接触也是包龙图大人不可或缺的破案手段。比如说著名的乌盆案，就是冤魂自己附在乌盆上向包公报案。此外各种小动物提示破案关键线索的桥段，在包公故事里那可是一样不缺，活生生玩成了猛男捡树枝，包公版。

青天们还普遍喜欢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但对侦破案情的帮助倒甚微。最主要的作用就类似于《西游记》中唐僧老是喜欢对徒弟们说：“徒弟们，为师今天亲自去化斋。”然后就落入妖怪之手，为推动剧情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彭公案》里，县太爷彭鹏同志尤其不吸取教训，五次微服私访，无一例外都被贼人识破拿下。当然，正是因为青天们不断自投罗网，然后才好上演侠客们纷纷赶来营救，正邪大战的戏码。公案小说普遍特点就是越写越跑偏，越到后面越只能看见武林高手大战，青天们变得毫无存在感。不奇怪，就和西天取经本是唐僧的故事，后来大家的关注点却只在猴子和猪八戒身上一样，包公审案，看点为啥不能是御猫展昭和老鼠白玉堂的故事呢？

最让今人震惊的，还是青天们对刑讯逼供的热爱，一言不合，就大刑伺候。狸猫换太子的故事里，包公审讯作恶的太监郭槐，先打板子，后用夹手指，郭槐苦熬不招，于是包公陷入了困境：“我见夹他之时，头上出汗，面目更改，恐他有变。此乃奉旨的钦犯，他又搁不住大刑，这便如何是好？”言下之意，如果不是钦犯，那就用大刑把犯人折磨致死，亦无不可。

于是乎，公孙策这个狗头军师给包公设计了一种新的刑具：

包公接来一看，上面注明尺寸，仿佛大熨斗相似，却不是平面，上面皆是垂珠圆头钉儿，用铁打就；临用时将炭烧红，把犯人肉厚处烫炙，再也不能损伤筋骨，止于皮肉受伤而已。包公看了，问道：“此刑可有名号？”公孙策道：“名曰‘杏花雨’，取其落红点点之意。”包公笑道：“这样恶刑却有这等雅名，先生真才人也！”

                                                                                                   --《三侠五义》第十九回

所以说，青天不同于贪官污吏的地方，只在于他命里注定他就是青天，所以他用刑的对象，也必须都是罪大恶极的坏人而已。

被抛弃的人物原型

这些位青天大老爷，都有历史原型。挑重要的简单说一下。

狄仁杰是初唐名臣，大家都知道，他曾在大理寺即国家最高法院任职，在一年内就处理了大量积压案件，涉及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控诉冤枉，是非常卓越的表现。但是在他政治生涯中绝非至关重要的一笔。和唐代所有成功的官员一样，狄仁杰的履历表非常复杂，工作频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调动，但最重要的，就是他发掘人才的眼光，顾全大局的平衡手段还有与武则天相处的智慧。他在武则天面前捍卫了李唐太子的地位，被认为是体现了人臣大节，尤其为后世史学家所称道。

包拯字希仁，是北宋名臣，曾经官至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包龙图就由此而来。和狄仁杰不同，包拯在自己时代的政治舞台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重要性。翻看包公传世的文集，会看到他许多对军国大事发表的见解，显然他很喜欢自己的名声事业。然而与他同时代的同僚们对他的意见却往往并不欣赏。比如欧阳修就评价说：“拯性好刚，天资峭直，然少素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意思他包拯政治智慧有点低能，并不知道一些朝廷决定的深刻含义。

但是民间最看重的，确实是包拯审案时候的铁面无私，所谓“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

包拯断案的故事，在他去世后不久甚至生前，就已经有各种段子流传。有人说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张彩票，一张武的给关公中了，一张文的就给包公中了。后来他成了标靶人物，各种奇案故事，都堆积在他身上。大约是因为“阎罗包老”这个外号，又催生了许多日审阳，夜审阴的神话。

海瑞其人，引起现代史学家的兴趣，是所谓“古怪的模仿官僚”，其个人性格特点及其鲜明。但小说中的海瑞，却并没有什么特点。以他为主角的《海公小红袍传》里，大反派居然是张居正，这位虽然品格上道德上并无可称道之处，但不愧为治世之能臣的人物，被小说塑造成一个野心勃勃，却智商捉急，色欲包天的反贼。

开篇说的，喜欢狼虫虎豹来报案的施老爷，施世纶历史上是一个清廉，刚直而有些偏执的人物。就是说民众和读书人闹矛盾，他一定站队民众；读书人和士绅闹别扭，他又一定偏袒读书人。所谓鸡蛋碰石头，那就无条件的站在鸡蛋一边，也就是无条件帮弱势群体。他又坚信艰苦朴素是好的，做扬州知府时候，看不惯扬州人白天喝茶，晚上洗澡（白天皮包水，晚上水包皮）的生活，令行禁止，据说“俗为之变”。但是，当时扬州作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个风气怎么可能变得了？我反正是不信的。民众们对于你施老爷在的时候暂且忍一忍，肚子里面怕是不知道骂了多少遍娘。

康熙对施世纶的这个脾性也看得很透，皇帝知人善任，知道这种不晓得变通的臣子不能让他去管人事，但非常适合管钱。于是乎施世纶被派去主持漕运，果然物流成本骤降，绩效斐然。

所以说这些青天虽然不愧为青天的称号，但原因绝不是因为断案。总之，公案小说里面的狄公，包公，施公们，形象大多都是千人一面，和性格各异的历史原型很难说有多少干系。

当时小说写成这样，真是一点也不奇怪。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提到这些长篇公案小说的作者文化水平不高。《三侠五义》可以算作其中文学成就相对较高的，但长处也就是在写草莽豪杰，一写到高层就崩塌。鲁迅就评价说：“构设事端，颇伤稚弱，”至于其他作品，文句文法不同的地方比比皆是，在文化人看来，作者距离文盲并没太远距离。

但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的出现和流行与现代传播技术也有很大的关联。事实上，在小说出版之前，这些公案，侠义的故事就以评书戏曲的形式，早已广泛流传，但开始书商并没有积极招募写手，将之写成小说出版销售。光绪年间，西方石印技术大量引进之后，书籍制作速度加快，印刷成本降低，此外各种交通，通信手段的发展也加快了书籍流通的速度，于是这类小说也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

每一次传播手段的改进，都意味着文化水平更低的人可以加入到创作者的行列里来。要抢占市场热点，前作卖得好，就要赶紧出续集，炮制作品的速度要比质量来得更加重要。为了赶进度，若干作者分头写作，最后把稿子汇总也是极为聪明的办法。于是乎，人物性格前后矛盾，故事情节漏洞百出的情况就不可避免。也就是鲁迅说的：“历经众手，共成恶书，漫不加察，遂多矛盾矣。”

显然，作者本身文化水平越低，干这类事情的心理障碍就越小，于是地理，历史，制度的信口开河，也就理所当然的。甚至于，把人家现成的书稿拿过来，改下人物名字就算做自己的作品，也是流行的作风。

不过市场并不介意这一点，这些书还是卖得很好，《施公案》续到十集，《三侠五义》更是续到十七集。遗憾的是当时的书商远不及今天的各类网络小说文学网站厚道，成套的公案小说包括续集，都没有留下作者的真实姓名。他们地下有知，一定会感叹生不逢时，设若放到今天，创造了这么大的流量IP，什么某家三少之流根本不在话下。欢迎大家浮想联翩。

话说回来，这当然也意味着，这些底层文人很难理解他要塑造的那些高级官员的真实面貌，好在他的读者受众也并不关心，彼此心照不宣，天造地设的良配。不过小说作者也并不会全然虚构，一般走州县官员的办事风格，他们并不陌生，这些都会成为他们写作的素材，所以不管有意无意，他们都写出了当时时代背景另一面的真实。

基层官员都在忙什么

青天们往往都被小说家们写德残暴而无能，不奇怪。因为他们所接触的第一线官员就是这样的：身为一个第一线官员，同时也是一个好侦探，本来就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如果在汉朝，一个人得以举察举为官，理由很可能是“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那么他对司法刑侦工作可能还要熟悉一些。但既然到了隋唐之后，科举成为了入仕的最主要途径，那些靠和四书五经八股文死磕对线而取得做官资格的人物，对怎么破案，你能指望他会多少？

然后身为一个地方官，其职责极其庞杂。所谓：“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辟，劝农赈贫，讨滑除奸，兴养立教。凡贡士、读法、养老、祀神、靡所不综。”

断案只是他众多工作中的一项而已。实际上影响一个知县升迁的最关键因素，是他的税收才能。比如在清代，一个浙江的官员，如果在浅色到盐政的问题上受到弹劾和处罚，他就直接失去了评为“卓异”的资格。显然，财政问题才是官员们最牵肠挂肚的。

案件的审理当然也并非不重要。但官员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却颇为可疑。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名言就是说能使人民不打官司，才是好的地方官。在这个基调下，许多制度设计，都以甩锅为第一要务。康熙年间定下制度，每年夏季，除非重大刑事案件，政治案件。官员一概不受理诉讼。理由是农忙时节无暇顾及婚丧嫁娶，田土诉讼等琐事。州县官员如有接案子的，反而要被参劾。其余三个季度约定俗成也有三六九放告的规矩：就是说每个月只有初三，初八，十三，十八，二十三，二十八几天受理民间诉讼。

即使接受了诉状，官员也未必会花多少心思过问。状纸拿进来，自然有刑名师爷处理，官员可能只是在处理意见后面签字盖章而已。

当然如果是命案，要案，那就大不相同。不论远近风雨无阻，州县官都要亲到现场勘验，如有拖延就要被降级乃至撤职。

这是一次浩浩荡荡的集体行动。官员出门，要带着属吏，轿夫，车夫各色人等；为了保护现场还要动员人手搭设简易木棚；官员并不具备验尸的专业技能，还需要仵作等技术人员。如果一不走运你被怀疑成凶手，那么所有这些人的接待费用，都由你来支付，以至于其他各种陋规，更不必说。所以做一回嫌疑人，即使最终被证明清白，因此破产的也不在少数。

这么来说，倒是很容易理解公案小说读者为何那么爱听微服私访的故事了。官员如果都有这个爱好，那么民间该省下多少接待费用。

事实上，大量案件的审理结果，都是具有很强的随机性的。因为只要不因此引发群体事件，对官员来说这不算什么大弊。

案情审理完毕，官员要写判决书，即所谓判词。这大概是整个断案过程中，唯一需要官员亲自完成的工作了。不要忘了，县太爷也是读书人出身，这是他展示自己文学才能的好机会，他一定不会放过。故而半数以上的判词并不援引相关法律条文，但一定会写的骈四俪六，文采斐然。

如冯梦龙这样文化水准较高的作家，创作公案故事的时候，会表现一下官员们这种爱好。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讲的是女装大佬引起的一系列误会风波和情缘的故事，最后老爷是这样判决的：

弟代姊嫁，姑伴嫂眠。爱女爱子，情在理中。一雌一雄，变出意外。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孙氏子因姊而得妇，搂处子不用逾墙；刘氏女因嫂而得夫，怀吉士初非炫玉。相悦为婚，礼以义起。所厚者薄，事可权宜。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改娶孙郎之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波。独乐之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明断，各赴良期。

这是所谓的“花判“，和真正的判词，格式一样，但对仗巧丽，辞藻华美，议论油滑，是那些半吊子文人最喜欢的文字游戏。

当然，晚清的公案小说家们可没有拟判词的本事，他们的读者也没有读这些的兴趣，所以自然可以省略了。

实际上，传统的公案故事，自有它的好处，不过这些好处本来就应该在戏台上，在书场里，不在小说。

戏园子里，台上一分钟，要有台下十年功打底；茶馆里，说书先生东拉西扯，一回故事完全不靠谱的康熙私访月明楼，能说上一个月，但琐琐碎碎的细节里，无穷的物态诗情，风土人物，隐然就是三教九流真实的人生。

所以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一样，《三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也是世代累积的故事。口头传播，才是浩瀚的大河；小说文本就好似凝结的冰块。那些“大名著”，由于有比较优秀的文人参与创作，算是河流表面的基本封冻，但是冰面之下仍然是激流汹涌。公案故事就不同了，大河波涛汹涌泥沙俱下，仓促炮制出来的文本，不过是河水里的几块浮冰罢了。

                              2020年7月7日   多伦多   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