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06 12                                                                                                                                                       ---记得两年之前的这个时间段里，我曾经前往距离雅安不远的辖属于成都的彭州市博物馆进行参观时，曾经对该馆所拥有的众多青铜制品的展品赞叹不已，两年之后来到这里进行参观，发现，虽然说就总体数量来说，该馆与彭州市博物馆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但同属于巴蜀文化传播之地的这两个地方的青铜器遗存自然使得在两地的博物馆展柜中都有不少诸如被两地居民用以日常生活所使用的双耳青铜罐之类的容器和诸如各种兵器青铜尖头以及青铜箭镞，刀，剑之类的常见青铜制品，虽然说这些距今己经都有两叁仟年历史的青铜器从历史价值上讲都弥足珍贵，但是在我看来该馆中最有价值的青铜器，则应该是仅仅在这里只有文字及图片资料在此展示而无实物呈现于此的青铜器【匜】，这种最早起源于商代晚期的其形制相似于觥这种用于盛水或酒的容器是我两年前在彭州博物馆参观时听都未曾听说过的珍稀的青铜制品。其珍贵程度不仅仅在于其历史的悠久以及制作的精美，也在于不少的匜在岀土之后从其内部所刻有的和外盖上所拥有的字数不等的铭文。此外还有的就是一组从雅安地域内的墓葬中发现的包括长方形，心形，王字纹等多种形状的青铜印章，这些青铜印章上镌刻的字体之小，使得每个参观者需要通过馆方设置在这组印章中的每个字体前面的一面放大镜方才可以认清这些字的读音。尽管回到家己经近两周时间了，但我至今还没有弄清这些字究竟是如何镌刻上去的。毕竟那个年代还没有发明放大镜和显微镜吧。而该部分青铜器展览的最后部分，我终于通过一幅图片见到了堪称该博物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刻有【成都】铭文的青铜矛，这件迄今为止全国唯一一件在矛的侧面有阴刻铭文成都二字的青铜矛全长不过二十多厘米，宽三点一厘米，銎径二点八厘米。这件展品是在上世纪的一九八五年在荥经县古城村的战国晚期船棺葬一号墓中发现的。在发现该矛之前，关于成都的称谓都认为是源于西汉，而该矛的发现，足以证明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是完全有可能是在战国时期就有的了。别的不说了，单单有这样匜和成都青铜矛这两件青铜器就足以证明，雅安博物馆的青铜器展品虽说数量不足，但质量还是不差的。                                                                                                                                                             --- 参观完第二部分辟疆拓土后，便立即进入了第三部分大汉风流展区，这部分讲述的主要是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东汉汉明帝时期最终以永昌郡的设置完成汉朝平定西南边彊的这段历史过程。因为从考古出土的陈列在展柜中众多的汉代文物 生动地再现了汉代雅安地域内的人生百态。其呈现的社会形态与距雅安不过二佰多里的成都城市并无什么太大的区别。而在这其中尤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极为盛行的青铜制品的使用变化让我非常的有兴趣。从该展厅中青铜与铁器的展岀比例就可以看岀。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青铜器的使用高峰后，在秦汉前期，虽然青铜器的使用总量并未有太大的下降，但作为礼器用途的使用比例大减而用以居民生活用品的青铜器比例则有所上升，而在军队使用的青铜器兵器的数量则是减少较多，而这部分的减少则是由铁制兵器数量的增加来弥补的。 ---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包括雅安地区在内的陶器生产工艺都一直处于急速进歩的过程之中，到了两汉时期，中国的陶瓷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从数十年以来雅安城区及属下县域发掘的秦汉时期的墓葬的陪葬品的品质及数量就可以看岀，在数量众多的陪葬品中，除了少量的石质，金属及木质品外，陪葬的绝大部分都是陶制品。而之所以用如此多的陶器作为陪葬品，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陶器的化学性质非常的稳定，可以更长时间地在墓中陪葬主人。其品种主要包括各种的饮食器具，贮藏器具在内的各种生活用品，当然，众多的人形陶俑则是绝对不可少的，不仅仅在当地的汉墓之中，即便是在我在今年五一假期中在乐山市域内的汉墓发掘过程中也是处于一个常态化的，                                                                                                                                          --- 虽说在汉代，青铜兵器早已不是主流，但是在居民生活领域却仍然用途多多，这其中主要包括食器，酒器和水器，烹饪器，乐器，度量衡器等，但与前朝铜器的器形与种类相比，在一部分完全承继的同时，一部分又有了一些新的改变。这些改变主要在于，它一改商周铜器的那种庄重，古朴，厚重的作风，开始趋向于轻巧，灵便以适应居民曰常生活的需要。而陶器之所以能够在当时能够大规模的应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则是在于当时当地的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而对于汉朝国之生产力根本的农业生产来说，汉代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是采用庄园经济的方式，而该方式也是汉代社会地主阶级经营地产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以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以人身强制的劳役地租或实物地租为剥削形态，有着严密的生产管理体系，这种经济的主体田庄大约产生于西汉的前期，它是当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也使得当时的居民可以从事关个人生存的繁重劳动过程中摆脱岀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对个人精神生活的追求中，也正因为有了这样更多的非物质化的精神需求，从而也使得在汉朝之前只在民间流传的乐舞，杂耍，说唱的统称为〃百戏 ＂的艺术形式开始向庙堂进军了。这从多少年以来在雅安地区出土的众多处于歌舞状态下的陶俑和众多石棺上的歌舞画像 让所有人仿佛又见到了那个百戏峥嵘的时代，而画像上的汉代女乐舞蹈作为汉代的独特舞蹈艺术，为中国传统舞蹈民族风格的形成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