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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断地写着,在那个女作家无法以真实姓名将作品出版的时代,在那个女性财产继承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时代,在那个只有嫁人才算得上是女人的“好归宿”的时代……她独自一人,用六部作品,对抗着她本应该畏惧的孤独和贫穷。
“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
如果玩一个“看首句,猜名著”的游戏,《傲慢与偏见》一定是在中国读者中,辨识度最高的著作之一。
今年是其作者简·奥斯汀逝世两百周年。
请客吃饭,弹琴跳舞,择偶嫁娶,夹杂点小误会和小算计,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奥斯汀的小说世界是窄小的,她自陈自己只适合在二寸象牙上书写。
但这部杰作的“存活期”,已经超越了作者的人生。甚至,它超越了时代局限,超越了国别和文化差异,至今仍为大众所讨论和推崇。可见,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很多读者热爱这部作品,流连于英国贵族阶层风雅的生活,被其中机智的社交辞令、趣味十足的舞会场景和感人的爱情故事所吸引。
但它的背后,却是以奥斯汀为代表的十八世纪英国女性,在法律和社会层面的集体焦虑。
舞台:表面的自由,内在的困境
当我们阅读《傲慢与偏见》时,会感到相对于同时期的清王朝,十八世纪英国女性有着可堪夸耀的各种自由:可以接受教育,可以外出聚会跳舞,可以同异性交往。
但这一池平静的春水,不过是个浪漫的表象。
小说开头,展现的是这样一个情境:生了五个女儿的班内特太太,对富有的单身汉宾利先生搬到附近感到欣喜雀跃——于是巴不得把所有女儿都“推送”到社交圈,以期获得对方垂青。
班内特太太在读者眼中如此“庸俗势利”的举动,其原因是:按照当时英国法律规定的“限定继承权”,班纳特家的财产只能由男性继承的。班内特太太没有儿子,她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丈夫的庄园,被势利猥琐的远亲柯林斯先生继承。这位母亲所能为女儿们寻找的最好出路,就是帮她们找对象。
奥斯汀所处的社会阶层中,女性有三条出路:一是嫁与他人作妇,以求丈夫供养和荫庇;二是留守在家中当老姑娘,像寄生虫一样,仰赖亲戚的好心收留和接济;三是以收入微薄的家庭女教师为业。
第三条出路看似职业女性。但当时的教育界普遍认为“男人作为立法者,理智天生应该比女性多一些”,女性在智能上就不如男性,所能起到的教育作用是值得怀疑的。因此女家教不但不受尊重,反而被社会歧视,地位低下。更重要的是,受过教育的女性少之又少,她们中能通过教书来养活自己的,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在《傲慢与偏见》所搭建的舞台中,“妻子”,是社会和法律压力,留给所有女性角色的唯一位置。而她们面对这一现实,都必须直面困境,找出自己的生存之道——这就是这部小说故事展开的基调之一。
班内特太太:谁来娶我的女儿?
不管奥斯汀是否刻意,班内特太太是以被讽刺的形象出现的。
我对班内特太太的最直观感受,是她在家庭中毫无权威。她经常受到丈夫班内特先生的嘲讽和奚落。丈夫的态度,导致女儿们也都不重视班内特太太的意见,甚至有些看不起她。
我们当然可以说班内特太太愚蠢、狭隘,眼睛里只有钱。但她为女儿们的人生做出的考量,是在她受到的教育形式,和社会法律的重重威压下,逼出来的仅剩的一条道路。
女儿们可以在父亲在世时悠游快活,但母女在男性家长离世后随时都可能被撵出家门,这在班内特太太看来,是实际的威胁——它还有保护财产限定继承权的法律作为依据。
而班内特太太从小所受的教育,也决定了她看问题的眼光。这也就难怪班内特太太经常做出一些“精分”行为,令人觉得她反复无常,庸俗可鄙。
女儿们的婚姻之于班内特太太,就如兴奋剂之于垂死者,令她时而抑郁,时而亢奋。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求婚后,她对女儿的劝告,或许能说明原因:“爸爸去世以后,我真不知道谁来养你,我可养活不了你。”
当时保障女性生存的,不是法律和勤劳的双手,而是必须成为他人的附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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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当花瓶,还是做天使?
前文讲到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对女性教育的限制,那么,班内特家的小姐们,能接受到什么样的教育呢?
当时有种说法:女人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要在婚前做“社交圈里的花瓶”,婚后成为“房间内的天使”。
无论是花瓶,还是天使,都有个共同特点:不是人。
《傲慢与偏见》中女性的爱好和学问,大都偏向于持家、绘画和音乐方面。聚会时姑娘们展现的才艺——钢琴、声乐、舞蹈、桥牌等,无一例外,都是以钓金龟婿为最终目标。此即所谓“淑女教育”。
然而,一位女子即使将这些技能锻炼得多么无可指摘,她依旧会因为地位和财富的不足,而受尽冷眼。这同拥有财产继承权的男性有权挑选妻子,形成鲜明对比;女性只有被男方挑选的份儿,根本谈不上能自主择婚。
这就是为何家中最美丽娴静的大姐珍,其恋爱谈得如此一波三折的原因。
珍就是在“淑女教育”下培育出的“完美”女性。她深居简出,含蓄优雅,谦卑克制——这些都是当时社会要求妇女应该具有的美德。
但“美德”没有在爱情中帮珍的忙,反倒成了劣势,使她显得优柔寡断、缺乏主见和勇气。
心上人宾利的姐妹嫌弃珍微薄的嫁妆和卑下的社会地位,玩命放“拆婚”大招。然而珍相信人心本善,对她们的假意善待深信不疑,从而给了对方构陷栽赃的机会。
又由于珍奉行淑女教育的准则,往往隐藏真实情感,不轻易流露出对宾利的爱慕,更不去主动追求爱情、解释误会,这就使达西越发觉得宾利是被“套路”了,从而将珍划入贪图男方财产之流,令两人的佳缘,险成悲剧。
珍同班内特太太一样,她们都是在青春貌美、风华正茂时,嫁给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丈夫。
由于教育不健全,班内特夫人变得无知且喜怒无常,逐渐使丈夫感到厌倦疲惫,从而失去对她的耐心。但谁又能说温柔美丽的珍,不会面临相同的婚姻困境呢?
这不是成为成功的“花瓶”或温柔的“天使”,所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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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迪亚:“堕落女子”如何洗白?
前述三条女性出路之外,还有一条隐藏路径:堕落。
奥斯汀时代的中上层未婚女子,若不慎卷入丑闻,就会被贴上“堕落”的标签,彻底失去尊严:任何一个有体面的社交圈都会拒绝她,终生失去嫁人资格,甚至被禁止当家庭女教师或陪护——生存之路全被堵死。
但不是不能洗白:只要诱惑者愿意接受贿赂娶她。
班内特家的小妹妹莉迪亚,她同韦翰的婚姻,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结成的。
韦翰可谓是奥斯汀小说中的“极品渣男”。他道德败坏,先是贪图钱财,试图引诱坐拥三万镑资产的达西小姐;事发暴露后加入民兵团,又对伊丽莎白大献殷勤,诽谤达西;继而追求拥有一万镑巨款的金小姐;最后虽带莉迪亚私奔,却又想抛弃她,让她一人承担后果。
韦翰撩妹简单粗暴:非色即钱,步步为营。
班内特太太从未教莉迪亚如何处理人生重大问题,并且放纵她过早步入社交圈。这种失当的家教,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莉迪亚选择配偶仅仅以“颜值”为标准。
她涉世未深,完全不知世间险恶,更不谙身败名裂后,社会将给予她和她的家族莫大的冷酷。
这一危机到底消解了,尽管用了当代人最难以理解的方式:达西不但为韦翰还债,还为他斥巨资买官,并且给了莉迪亚一千镑做嫁妆。
这样的人渣,非但没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唾弃,反而因此得到各种好处;受害者反倒要被贴上“堕落”的标签,面临被整个圈子唾弃的风险——然而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且是莉迪亚可以获得的最好的人生结果。
至于她的嫁妆是否又会被韦翰挥霍,婚后是否幸福……这些问题不会有人关心。
夏绿蒂:我真的是“绿茶”吗?
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遭拒,碰了一鼻子灰。夏绿蒂抓准时机,巧施手段,由伊丽莎白的闺蜜摇身一变,成为柯林斯夫人,同时也成为班内特家族财产分配时的间接受益人。
她的精明、见缝插针和目的性明确,在书中表露无遗,“卢卡斯小姐(夏绿蒂)所以愿意答应他(柯林斯),完全是为了财产打算。”面对伊丽莎白的不解,她更是以守为攻,主动坦承:“柯林斯先生不幸没有得到你的赏识,难道就不作兴他得到别的女人的赏识吗?”
由此,夏绿蒂成为了一位多少为读者所诟病的角色。按照当代一些青年的标准,她妥妥就该是一枚“绿茶”。
然而夏绿蒂的选择是无奈的。
她27岁,比闺蜜伊丽莎白年长六岁。在那个年代,这年龄基本是“斗战剩佛”的级别。她尽管聪颖不输伊丽莎白,却既无显赫家世,又无美丽的外貌,还没有受过多少正规教育。
如果说年轻妩媚、聪明机智的伊丽莎白,追求健康又有经济后盾的婚姻,是实力中应有之义,那么对于夏绿蒂,无法高配,更无法用知识养活自己,她的人生也就只剩下“无可奈何花落去”——当一位老姑娘一途了。
但夏绿蒂是务实而“明理懂事”的。
她嫁的柯林斯是何等人物?他那一副蠢相和自以为是,令所有被他求爱的女性,都忍不住要让他碰壁。三天内向两位姑娘求婚三次,这也是没谁了。夏绿蒂嫁给他,令好友伊丽莎白感到难过——不是为财产,而是为她的自贬身价和自取其辱。
夏绿蒂全家,为她终于不用当老姑娘而欢呼雀跃。然而她真的幸福吗?
或许是幸福的,“只要把柯林斯忘掉,其余一切很舒适融洽。”
她鼓励丈夫多收拾花园;对丈夫在朋友面前出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她不在乎丈夫的陪伴和殷勤……小说结尾,夏绿蒂即将生育,孩子或许会给她带来更多希望。只是,婚姻带给夏绿蒂的快乐中,恰恰没有丈夫的成分。
夏绿蒂的低配婚姻,或许用书中这段话可以解释缘由:
“尽管结婚不一定会幸福,但总算给自己安排了一个最可靠的储藏室,日后可以不致挨冻受饥。”
伊丽莎白:经济独立等同于人格独立?
小说往往高于现实。当其他女性配角,都在为源于现实的婚姻困境苦恼时,女主伊丽莎白早已从社会和法律束缚中跳出,获得了称心如意的完满归宿。
在奥斯汀的视角下,女主不再是迎合男性的玩物,而是拥有个性、好恶和人生追求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人。
伊丽莎白面对前述若干困境,她选择“抗争”。而她抗争的方式,是拒绝男性的求婚。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扛住了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态度鲜明地拒绝了两次求婚。
尤其是拒绝达西求婚那次,面对达西口口声声说爱她,却又瞧不起她的家庭和出身时,伊丽莎白断然选择了自尊。
她从不刻意取悦达西,坚信婚姻关系应该是平等公正、互相尊重的,坚信自己的理性和智慧与男性同等。良性的两性关系,会彼此促进。在伊丽莎白的影响下,达西也逐渐开始正视自己,改善着性格中的不足之处。
伊丽莎白非常自信,特别独立。当达西的姨妈优越感十足地指出她配不上达西,要她再次拒绝他时,伊丽莎白同样坚信,只有她和达西,才是人生的“最佳拍档”。
大家前段时间都在讨论电视剧《我的前半生》。无论是在一段婚姻中选择依附,婚姻破裂后重归职场打拼的罗子君,还是工作游刃有余,对感情却信心全失的白领女强人唐晶,她们的剧中人生,都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独立就等同于人格独立吗?
我想,两百年前的奥斯汀,其实已经用伊丽莎白应对婚姻的态度,给出了答案:
理想婚姻不只意味着面包和激情,它是真挚的爱情、相称的品德修养、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彼此的人格独立综合而成的复杂存在。
想获得这样的婚姻并不容易。是选择宁缺毋滥,还是草草而就,在于社会观念的转变,在于法治对妇女权益的保护,同样,也在于女性对自身的体察和认知。
落下帷幕:简·奥斯汀是“剩女”吗?
奥斯汀的人生经历,多半已成谜题。
她一生中写过三千多封信件,但存留至今的,不过二十分之一。其他资料来源于同时代人对她的回忆,以及后人对当时法律及社会文化史的探寻。
她出身于乡村牧师家庭,从未接受过学校教育。
她连一间独立的房间也没有,只能在隔板后执笔书写自己。
那时候,小说在英国文坛中地位不高,女文人也饱受歧视。据说,她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婚约,却因对方家长辈嫌弃她的职业,戛然而止。
父亲去世后,她一直都寄人篱下,生活拮据。
她经常抱怨买不起茶和糖。
摄政王喜欢她的作品,每处居所都要放一套她的书。可在她生前最后几年,才获得一些稿费。她写信给姐妹说:我可以给你们买新裙子了,现在的我,非常富有。
她的遗产是150英镑,全都留给了姐姐。
奥斯汀死前给侄女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独身女子对贫困时时有一种可怕的畏惧——这也是人们赞成婚姻最有力的理由。”
然而,她一生只走过四十二个春夏秋冬,且终身未婚。
她不断地写着,在那个女作家无法以真实姓名将作品出版的时代,在那个女性财产继承权得不到法律保护的时代,在那个只有嫁人才算得上是女人的“好归宿”的时代……她独自一人,用六部作品,对抗着她本应该畏惧的孤独和贫穷。
简·奥斯汀是“剩女”吗?
200年的时光逝去。她没有被“剩下”,在她的作品面前,被“剩下”的,仿佛是我们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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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配图来源于电影:1995版《傲慢与偏见》,2005版《傲慢与偏见》,《成为简·奥斯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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