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管理的重要性

从中国的历史看，咱的社会以及社会下的各组织是个特别偏爱人治的，虽在社会以及各组织管理方面，自古就已经存在各种制度条文，且历朝历代都设置有各种制度框架，但就帝王本身而言，则更偏好人治。

为什么这么讲？

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或者说特征，就是咱们的社会是一个自古就偏好谋略、也非常善于谋略的民族，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讲，中国是全世界的谋略鼻祖，当今世界所谓的强国或弱国所玩弄的权谋，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早已玩了不知多少遍，讲句不客气的话，从世界范围内，任何国家与中国玩所谓的权谋，都只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都是中国早已玩剩下的，咱们看世界大小国家的伎俩，完全就是以上帝视角在对他们的全景俯瞰。

正因为咱们的社会热爱权术谋略，善于搞权术谋略，所以，对自然个体的依赖以及崇上智慧之心越演越烈，也正因此，一个崇上智慧的民族，在谁当老大的问题上，自然而然会选择聪明人。

在这个问题上，古语早有言之，只有圣人可以为王，圣人是最适合当领导的，但与此同时，也伴随着另一重大问题，在实际职场过程中，干着干着就走样了，变成了凡事当领导就是圣人，最关键的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在选择继任者的问题上，不是通过完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确保组织的稳定与发展。

有基于此，自古有制度安排，却仍旧以人治为导向。

选择优秀聪明的继任者接棒管理组织当然是好事，但优秀聪明的继任者不是经常有的，即便有，如何筛选出来，筛选出来之后，如何使其顺利继位，且这种情况还是组织稳定的状态下发生的，在不稳定状态下，比方说，筛选过程必定会遭到各种势力的抵制或阻碍的情况下，如此，在组织制度不完备的情况下，组织的运行却并不一定会交到所谓的优秀的聪明人手里。

组织管理，用人治是可遇不可求的，用制度管理，则是即可遇又可求的。

所谓大秦帝国，奋六世之余烈，才赢来了一统华夏的资本与机会，那么，这相对比较长的时期内，是因为六世都是非常聪明能干人才？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但归根结底，大秦帝国的成功，在于商鞅变法之后的制度的成功，所谓的六世余烈根源就在于对政策以及制度的坚守不变的成功，也就是说，任何一位继任者只要不是2B，都能够在这一整套帝国制度的运转下获得成功，只需是个一般的正常的同志就够了。

汉武帝在人事安排方面，立小儿子为继承人，同时安排霍光等作为顾命大臣，最后的结局是小儿子英年早逝，霍光在排除其它顾命大臣之余、权倾朝野，甚至霍氏家族到了欲取而代之的地步，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前中期，作为臣属能够对帝王做直接的任免举措也是不多见的，如此人事安排，不依赖有效制度的完备来保证帝国的稳定发展与延续，而是通过人治的方式，结果是靠不住的。

曹魏家族到了曹睿这一代，同样如此，其人治的安排，不仅没有排除司马懿的篡位可能，反而引狼入室，而司马家族也好不到哪里去，就司马家族所统治的中原王朝而言，整个朝代的安定也不过在司马炎时期有过十几二十年的安定，仅此而已，司马炎将位置给了2B儿子司马衷，其出发点是司马衷的儿子却很NB，将希望寄托在隔代辉煌之上，但人算不如天算，没有制度保障之下，司马言这所谓的牛逼孙子，还未成年就被其疯P的媳妇贾南风给灭了，事实证明，依赖人治来发展组织仍旧是靠不住的。

而被史界论为帝王界的楷模的唐太宗，在继任者的安排上，仍旧逃脱不了人治的象牙塔，将李治安排上位，且以长孙无忌等作为辅政大臣，尤其是在李绩的安排上，唐太宗给其安排的这位军方人才，恰恰是助推李治给了武则天上位的机会，最后灭了唐国号。

可见有效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远比人治更为稳定有效，对组织的发展稳固更为妥当，毕竟有句话讲的好，人走茶凉，人际关系原本就有极强的个人化属性，所有臣属同志会惧怕尊敬效忠老领导，但对继任者却未必如此，即便老领导临走前，所有职场同志都表示永不背叛，鞠躬尽瘁，但过后，很可能就抛之脑后了。

在这个问题上，或许刘备同志是看得比较透彻的一位，活着能左右局势，死后便只能爱莫能助了，与其这防那防，倒不如以退为进，索性将君臣之间那点事给说破了，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诸葛同志想拿就拿去，如果不想拿，备在此谢过您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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