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哪位哲人说过：没有梦想的人不会取得成功；只有梦想而不去行动的人，也不会有所成就。

如果有了梦想，也脚踏实地去做的人，就一定会成功吗？其实也未必。

1971年春夏我和郑启伟在杨桥搞了几个月的微生物农药和微生物化肥的实验，终因缺乏经费而告结束，我们都回了生产队。但这场短暂的杨桥春梦并非烟消云散化为无形，它给我带来了新的希望。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公社综合厂的董书记派人找我去谈谈。他说，公社的综合厂准备向微生物制药发展，比如生产一些像兽用土霉素之类农村急需的药品。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打算让我来筹办。我当然喜出望外。董书记让我先造个预算，最初阶段要哪些设备，多少人，大致的投资。我很快就将一份比较与详细的计划和预算交给了他。他说，你等消息吧，不会太久的。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消息，我在做着制药工程师的梦，甚至想着自学有关的课程，争取到大学旁听。

可是消息如石沉大海，杳然无痕。我实在等不及了，就请人去问董书记。得到的回答是，董书记在向公社周国富书记汇报时，周书记说，何平这样家庭出身的人，可以使用，但不能重用，到综合厂来作为制药厂的负责人，不合适。董书记还一再请带话的人向我打招呼，要我不要因此受影响。我是很感谢这位董书记的，这样的知遇之恩，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至为难得的莫大鼓励。

这时我的父母都已经落户山阳大队的红旗生产队，而且已经建好了三间草房，做好了一辈子在农村的打算。父母都希望一家三口人团聚在一起，这时距离1957年我们一家人在北京分离已经14年过去了，这其间只有1962年父亲所在的茶淀农场因那场天灾人祸而把农场的人遣散至各地、父亲在宝应居住过几个月，我们一家三口一直是分隔千里之外的。一度时期，三个人在三个地方：母亲在“牛棚”被审查，我在山阳插队，父亲在河北茶淀农场。

于是1971年的冬天，我告别了知青班组，迁到了山阳大队的红旗生产队。

我还是有股属牛的倔强，虽然已经一辈子当农民了，但还是想“有所作为”，毕竟自己读了那么多年的书，也算有点知识，总归不能像普通农民一样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动吧。但如何去做，我茫然无知。

机会终于来了。也许是我们搞“九二〇”和“五四〇六”有了点名气，大队通知我去参加县里的农业技术培训班。我想，可能想把我作为农业技术员来培养吧，也挺好的。我对于每一个能走向成功的机会都充满了梦一般的憧憬。

我背着背包步行二十多里到了县城的城北农场，参加由县农业局举行的农业科技的培训。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学员们在一个大房间打地铺。没有教材，是老师撰写的，我自告奋勇参加刻写蜡纸，油印讲义。记忆中学员里的知青不是很多，但大家都很认真。老师都是农业局的专业人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徐珠老师，一是刚看到这个名字以为是一位女老师，见了面才知道是个很英俊的男老师。徐老师很和蔼，也很有耐心，课讲得清晰而有条理，对我也很关照。

参加了培训我才知道，就是种田，学问也很深，有许多知识需要学习。

当时好像是不定期的学习，每次三五天或七八天，过两三个月一次。当时我对小麦育种很感兴趣，因为当时宝应小麦亩产是比较低的，普遍只有三四百斤，而北方的小麦优良品种可以达到七八百斤。徐老师很鼓励我在小麦育种方面进行试验。他告诉我宝应的种子站有不少小麦品种，可以选育。于是，我的又一个农业科技梦开始了。

我回到生产队向队长进行了汇报，在我的多次说服下，队长同意拨出一块田让我搞小麦育种试验。我真是高兴得喜出望外。

夏秋之交我就跑到宝应种子站，还找到我同学的弟弟帮忙，买了大约四十个品种小麦种子，每种一两斤，大约有大几十斤，每种用纸袋包装好，我挑回山阳。虽然是二十多里的路，但那时的我已经挑个百十斤重的担子健步如飞了。当然到家已经是累得精疲力竭了。

秋天种麦的时候，队长将靠近大路的一块田让我做试验田。这块田就在我家的门前，一条南北向的大路从山阳镇上一直向北，向北向西去吴坝大队或淮安的小堆头要经过这儿，向东去徐庄大队也要经过，这可是块风水宝地。

队里把田耙好，我自己用大锹开好墒沟，把这块里划分成横四竖八的三十多块田块，每块一样大，都是三米见方。由队里最有经验的老农民，把不同的小麦种子撒到不同的田块。我画了张图，记下每个田块播种的品种名称。

这之后，我的心就完全扑到这块田上。我看着青苗破土而出，那麦苗的叶子有的宽，有的窄，颜色有的深，有的浅。春天麦子起身了，这块田的确与众不同，我坚持做着纪录，统一施肥，统一管理。这些麦子的成熟期有早有晚，抽穗拔节有先有后。那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麦秆高高低低，颜色深深浅浅，麦穗大大小小，不尽相同，各显其态，像在大地上的一幅装饰画。

早早晚晚，来来往往的人都有些觉得奇怪，后来也都知道了这是一块试验田，都啧啧称赞。接近成熟的时候，还有人走到麦田中间，弯下腰看看麦穗的情况。看到我，点点头说，不错。 我听了心里真是高兴。后来我才慢慢懂得，这时其实已经到了梦的最佳时分。

我心里在想象着成熟以后的情况，哪个品种产量最高，我就下一年重点进行研究。我甚至还做到一个梦，我筛选的小麦品种在全公社推广了。那时真是信心满满的。

就在要收麦的时节，我又接到了县里培训的通知。临走时我还和队长说，最好等我回来再收割，我要一块一块地称量，做好记录。队长说没问题。

也就是三四天吧，在培训时我还向徐珠老师报告了我的育种试验田的情况，他说等着你的结果。

可是等我回到队里，发现这一片试验田已经变成了空空如也，只有麦茬竖在田里在风中微微摇晃。我赶快问队长，怎么这么快就收了？队长说，公社催着抢收抢种，就收了。我说，那有没有分开各个品种？队长说，还费哪个事干什么？哪得花多少人工？一下子就收了。

我当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真想哭，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这时我有难以言尽的不甘与气愤，我大半年的心血一下子付之东流，而且是距离成功可能只差一步之遥。我没有说话，队长能支持我做这一切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那块试验田队里也有不少人说闲话，我知道队长的难处，可有谁能理解我——一个想为农村增产增收做点实事的知识青年而付出了这许多呢？

我觉得没有脸再去见徐珠老师了，也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再去县里学习什么农业科技了，天地是广阔的，但未必能有作为，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告诉我们，老老实实干活，安安稳稳过日子，不要再好高骛远、想入非非了。我的农业科技梦醒了。

后来我也想过，如果，只是如果，我能继续在农村研究小麦品种，会不会成为一个专家呢？呵呵，当然不会。梦醒以后，往往是一种反转，让人进入迷惘的深渊。一度时期，我有点不知所措。

不过，我还是不甘心于自己受平庸的命运的摆布，但又能如何？我想来想去，还是学一门手艺吧。农村有句老话“荒年饿不死手艺人”，比较一下，还是当个木匠比较好。于是请生产队的人帮忙介绍，准备投到当时吴坝的一个有名的大木匠门下，条件是三年没有工资，自带每个月38斤大米。我觉得自己只要认真学，有个一年两年的，应该就能掌握木工的技巧了，就下决心去学木匠了。

我是一个喜欢做梦的人，农业科学家的梦醒了，又准备做木匠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