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杨桥的那座桥。

前几日，宝应文坛的一个朋友怀旧邀我回山阳杨桥看看，她就是当地的人，可以安排一切。我自然乐于从命，去我曾经插队的地方怀怀旧，在当前宅家的情况下，不啻于一次旅行了。

一行六人两部轿车，到了杨桥东的公民村。

在村口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雕像，很抽象的，一下子还看不出是什么，有点印象派的风格。我是属牛的，对牛有种特别的敏感，这雕像给我的感觉是一头埋下头、弓起背、蹬着腿、蓄势待发的公牛。我有些震惊，一下子想起了很多。我写过一篇文章《野颠》，就是写的牛，而这牛与我文章中的牛似乎极其相像，都是不甘命运，用于抗争的。

到了杨桥，就先得说一说插队时的杨桥。

杨桥是山阳镇南边一个比较大的集镇，杨家是这里的大姓，祖上曾经出过武举人。之所以叫杨桥，自然是有一座桥。据说最早的桥就是杨家建造的，故而叫“杨桥”。上世纪70年代初时是木桥，高高地拱起，不是很宽，手扶拖拉机走上去是比较困难的。桥的两端沿河岸形成一溜排比较热闹的集市，有小学、供销社、澡堂、缝纫店、铁匠铺、机面店，等等。最早先时应该是逢集便有零星摊贩的，渐渐在桥爪子两边有了经常卖菜的农民。农民们把杨桥这个小集镇称为“桥上”，把去杨桥称为“上桥”。

周围的村庄也比较密集，单桥东这边的公民大队就有桥东、桥南、桥北等生产队。桥的西面叫杨桥大队，“文革”中改成“颂阳大队”。现在桥东属公民村，桥西是颂阳村。杨桥的集镇功能应该辐射到这两个村。

我当年插队在公民大队，现在公民村村委会的办公地点在桥东不远处（当年的大队部是在巫圩），那地方当年是一所小学。现在的村委会盖成了小楼，比较气派却也不奢华，可与我脑海中原有的样子完全不同了。

我插队的朱桥生产队还在杨桥南边三华里，但我对杨桥尤其是桥东的这所小学，却是难以忘却的。

那是1971年的春天，我同班组的知青郑启伟雄心勃勃要搞科学实验，也就是当时比较热门的土法上马搞“九二〇”。“九二〇”是指赤霉酸，这是一种作物生长调节剂，主要作用是促进植物生长，能促进植物细胞伸长、打破休眠、诱导开花、减少落花落果、促进作物提早成熟等。我们向大队提出自己的想法，当时的小叶书记还是比较支持我们的，他联系了杨桥小学的杨先武校长，由我们大队和杨桥小学联合搞。小学把在桥东分校的一间教室腾出来供我们使用。

小学的本部在桥西，有不少老师与学生。杨先武校长平时在本部，有事才过来。他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做事认真。我记得刚开始时，我们一起去芦村向已经搞起“九二〇”的知青学习。他早上起来，洗完脸，总是用热毛巾擦一擦外衣的两个袖口。那时人的衣服不多，不可能三两天就换衣服，而袖口是比较容易脏的，杨校长用热水擦袖口，保持着整洁。

他做事也是一丝不苟的，我们的费用是由学校支出，学校的经费也不宽裕，他总是问了又问，省了又省，还总解释说，不是不相信你们，但要搞清楚用途。这次我问起杨校长，知道他已去世多年了。

我们也到当年学校本部所在地去看了看，那里后来也成为颂阳村的村委会。有一堵山墙上我似乎依稀看到当年画的伟人的头像。那时学校有一位朱老师，戴着酒瓶底样的高度近视眼镜，是三泰那儿的人，他擅长美术，杨桥周围的伟人像和语录墙几乎都出自他的手。他后来调到山阳中心小学，我在山阳小学代课时，和他同过事。学校里那时有一个篮球架，可能是为了给小学生运动，篮筐离地面最多只有两米左右。我和郑启伟经常去玩，我们还可以跳起扣篮。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要不然来一张挂臂，是很拉风的。随着生源的锐减，现在杨校桥西和桥东已经没有任何学校了。

当时那间教室不仅是我们的工作室，也是我们的宿舍，我们在那儿住了好几个月。我们自己设计了接种箱，由当地的木匠做出来；我们在教室里支起了大锅灶，在锅上加上蒸桶压上许多砖头，做简易的高压锅，也在这锅灶上烧饭吃；我们还通过关系买了试管、烧瓶、营养皿等器材。我们成功地获得了发酵成功的“九二〇”菌块，经过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研究所的检测，含量不低，要高于当时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好的供销社“九二〇”小组的成果。

当时的桥东是女知青班组，有四个女知青，其中三个人基本呆在城里不下来，只有一个叫盛宝瑜的常年在队里劳动，经常到我们这儿来聊天。她瘦瘦的，显得很单薄，听说年纪不太大就去世了，好像还没有结婚。

还有一个经常到我们这儿来玩的，是当地一个徐姓人家的小儿子。当时最多十一二岁，很和善。有空就到我们这儿来闲聊，也经常给我们送一些米糕之类的食品和青菜。

他家是祖传做秤的，经济条件还不错。他个子不高，可能是发育比较迟，他说夏天家里每天清蒸一只没有打鸣的小公鸡给他吃，说这是很补的。

他的大哥当时已经是比较有名的做秤师傅了，记得还专门为我做了一杆秤。在秤杆的尾部还用水银钻的星花放上我的名字“何平”二字。这杆秤我家在农村一直使用，后来父母都到了南京，搬家时还把这杆秤带着。我在出版社逢年过节分食品，还用这秤称过东西。只是举家搬到上海时，这杆秤没有带了。

这位小徐全名叫徐正义，我一直打听他的下落。这次到了桥东，请我们吃饭的就是他的三哥徐正艾。他们弟兄长得很像，他告诉我，徐正义现在随孩子常住南京，生活得很不错，可惜这次没有见到他。而那位做秤的大哥已经去世了。

虽然我们成功地搞成了“九二〇”和“五四〇六”菌肥，但一无法批量生产，二也没有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到了秋天，在桥东小学搞科学实验的日子就结束了。因为搞科学实验除了需要知识需要热情，更重要的基础是钱，没有物质基础，是无法进行的。小学的经费很有限，大队里也拿不出这笔并非必需的钱，我们就又回我们的朱桥生产队扛起扁担了。

那段经历真像春天里的一场梦，不过，这毕竟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尝试。

当时的我，由于属于“右派”子女，没有丝毫招工、参军、上学的梦想，但还是

企图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命运；对于大多数知青来说，都不是狂热的理想主义者，总在想方设法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繁重体力劳动。我们一次次地努力着，就像那头与命运抗争的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