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话说2012年6月，我途径纽约，打车去肯尼迪机场的时候，遇上一个爱聊天的司机。那时正逢国内某西部省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大月份胎儿强制流产的事情，沸沸扬扬世人皆知。司机确认我来自中国后，问我此事是否属实。我给出肯定回答，并解释了一下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司机满脸不可思议的表情，追问，已婚夫妻已经有了一个孩子，如果再怀孕怎么办？我依然一脸轻松地说，那就上医院找医生去呗，没啥可说的，要不然——像我这样有公职的——恐怕会失去工作。司机沉默了。过来一会儿，司机说，美国有一种药剂，可以埋在女性皮肤下，避孕期可达到半年，你们有吗？我表示没听说过，挺神奇的。气氛总算缓和了一些。司机话挺多，说，看你英语挺好的，移民到美国来吧，你们的政策听上去蛮吓人的。我哈哈笑起来，太晚啦。

       现在回想起来，不禁感慨，也许让司机震惊的不仅是那件事情本身，更在于我的不以为然、司空见惯的态度。那时的我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美国其实是个相当保守的国家(即使在2012年奥巴马当政时期)，堕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形成坚定共识的问题，更别说在中下层老百姓中。我也没有认识到并不是人人都像我那么理解和支持计划生育政策(简单地以为解释一下大家就都能接受)，也就不能意识到不同观点之间的尖锐对立。在那位司机眼里，我大约是一个怪物。

二

       此次美国高院关于堕胎权的裁决(即推翻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裁决)并非孤立，而是最近一系列荒唐判决中的一起。先从堕胎权说起。

       当然我们都知道即使1973年的裁决生效，对于堕胎权的讨论和争议从未停歇，就连当事人诺码·麦考维(当年化名为罗伊，在两位女权律师的帮助下起诉地方司法长官韦德)的最终立场也发生了根本变化，但多年来基本处于暗流涌动状态，并无直接冲击高院当年裁决的态势。转折点发生在2021年10月，密西西比州起诉本地医疗诊所杰克孙妇女健康组织(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该州唯一一处提供堕胎服务的医疗机构——为一例孕期超过15周的妇女提供相关服务。在州级对峙中，医疗机构获胜，依据即是1973年裁决所认可的宪法权利。密州上诉至高院。经过一系列“怪异操作”，高院不仅接案，而且宣布将合并听证得州关于堕胎的州立法(孕龄超过6周即不得流产) [1]。高院决定一经宣布，举国举世哗然。大部分人都明白，1973年裁决凶多吉少。

       看看高院9位大法官的组成就一目了然。在特朗普任期内，他居然有机会一口气提名三名大法官，最后一名Amy Coney Barrett更是火速提名，在2020年11月3日将将获得参议院确认(11月4日就是选取日) [2]，一下子使得本来已经右倾的高院走向极右(从5:4到6:3), 就算小组长John Roberts有所游移也无济于事。如果9月18人去世的Ruth Bader Ginsburg泉下有知，一定会后悔她死在任上的决定。当年奥巴马希望她能够主动退休，让民主党有机会提名大法官，被Ginsburg断然拒绝。5月提前泄露的文案已经昭示了判决结果 [3]，最终投票结果7:2，应该算是保守派大获全胜了。

        息事宁人者会说，高院并没有对妇女是否拥有堕胎权做出“是或否”判决，而是交由地方立法机构来决定，这是一种“司法节制”的表现。但看看地方政府的一贯立场就会知道这最后的“护身符”被剪除后，遭遇意外怀孕、想通过合法手段堕胎的女性将遭遇多少困难。

       罗伊案之后，美国地方政府已经累积通过了1000多项限制妇女堕胎的法案，集中在中西部和南部州；罗伊案被推翻后，那些保持中立的州将转向，有些许反堕胎规定的州将强化法律。最直接的后果大约是这样的：居住在这些州的女性将至少需要跋涉450公里才能获得合法服务，单这一项就可能给10万女性带来不可逾越的障碍 [4]。而不得已生育后代的社会、经济和健康影响，我就不赘述了。

三

       关于堕胎权的争论在美国由来已久，我也明白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同团体自然拥有不同立场，相信他们不是没事儿找事儿。通过辩论获得共识是正确的途径，哪怕过程漫长耗时。作为科研工作者，我支持基于科学和证据的决策。除了以上数据，这里再列举两个数字：2020年美国的产妇死亡率是24/10万(而欧盟国家仅为3.3/10万)，而因堕胎造成的死亡率是0.5/10万例 [5]。

       对其他反堕胎的理由我不一一反驳，唯独想对以宗教为由头的说辞进行批判。

     美国其实是个相当保守的国家，世俗文化程度很高的同时宗教文化也无处不在 [6]，尤其在很多情况下道德标准以宗教教义为准绳。教友们以“上帝教导我们生命不容侵犯”为挡箭牌回击一切保护堕胎权的言论和行为，极端主义者甚至会攻击相关医护人员。自由派的力量再大，也没有大到直接反驳圣经教义的地步，辩论到此只能偃旗息鼓了。

       这真是奇葩。在我看来，搬出教义已经属于黔驴技穷了，没想到还能占上风。就像《我爱我家》中的老爷子理屈词穷之后恼羞成怒，斥责儿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你还是我儿子吗？杨立新委屈地回答；您要老这么不讲理，我还真不能当您儿子了！

       宗教和《圣经》如果能解决所有问题，那就不需要哲学和科学发展了，而后者才是摆脱中世纪黑暗、人类获得有史以来最大的进步和自由的基础。解决堕胎权这样的复杂社会问题，需要远远超越宗教的全方位视角——法律、人文、经济、医学、健康，简而言之需要的是真相真理而不是宗教信仰。前者愈辩愈明，激发共识，引导政策；后者不容辩论，只强求大家相信，否则上纲上线，那我们可以相信，也可以不信。古人云，之所不欲勿施于人，现在社会更加重要的是，己所欲也不能随随便便施于他人。

       如何判定生命是否存在，这更是一个复杂问题，不是谁都能提供标准答案。在我看来，胎儿脱离母体之后，如果能独立生存(包括依赖严密的医疗辅助设施)，那应该算是有生命存在；如果不能，则可以认为不是“独立生命”，女性和/或女性家庭应有自主做出决定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大龄流产确实有违人伦，例如开篇谈到的那个极端事件(请原谅我当年的“冷血”)，但至少在3个月之内，女性独立做出流产决定并不为过。

       “司法节制”呢？听上去有道理。我想说的是，这几个大法官不应该是全美国最聪明的人吗？他们对宪法应该有最深入的了解，进入高院之前也有普通人难以匹敌的司法实践，是不是有责任更有能力在原则性问题上做出公正合理的裁决？不能一再借口这是地方(local)问题就一推了之吧？再让我们看看美高院近期的系列判决，就能看出来，一方面他们滥用“司法节制”，一方面又把手伸得长长得，干涉地方立法。美高院其实已经站在了世界发展方向的对立面！

四(持枪案、校园祷告案)

五(西弗吉尼亚诉EPA案)

六(小结)

       不得不感慨，特朗普不仅给拜登留下一个烂摊子，他的流毒还将影响几代人！美国人亟需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未完待续)

美国各州堕胎规定(来源：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2834-7)

红色：有严格的堕胎限制；橙色：有一定堕胎限制；蓝色：有一定保护堕胎的措施；灰色：中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