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父亲因病早退后，天气适宜的时候总坐在屋外廊道的椅子上，带着老花镜一脸严肃地阅读《参考消息》。逢放假在家，我喜欢站在椅后细看父亲的头顶——不为别的，只为那两个“璇儿”。他的头顶正中央不偏不倚地并列着两个顺时针的“璇儿”，就算直硬的黑发已经花白，那两个小东西依然很显眼，在我俯视的目光下。我一边摸着这两个头璇，一边说：“爸爸，你头上有两个璇哎，您知道吧？”父亲通常不理我，烦了会哼一声。

       我的家乡有句俗话：一璇横二璇愣三璇打架不要命。这话挺没道理的，绝大部分人只有一个璇儿，但“横”人得比例一定要低得多，三个璇的人我从来没见过。但“两璇”的人是不是真的有点“楞”呢？联想父亲的一生机遇，有时不由感慨，也许只有这三分之一俗语还有点总结性。

       在我们那个小小的煤矿上，父亲一直在运销科工作。“运销”对煤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的工作一直以“要车皮”为重点，上上下下地奔忙打点，为了那一队队黑黝黝的货运车厢。我们的家就在高高的储煤楼(那是我们矿的标志性建筑)旁边的排房里，一道长长的铁轨分割了我们通往外界的道路。每当车皮来到，大大小小的煤块从煤仓里“哗哗”倾泻下来，车厢一边承接一边一点点地后移，一两个小时之后，装运完毕。再等待一些时候，列车才“咣咣”地开走。车皮啥时候过来并无定时，夜里装运也是常态。孩子们无所谓，天大的声音都无损睡眠质量，但不知道父母是否有安稳睡眠。每当车皮横亘地时候，出入需要费些心思。大人们一般要多走几步绕到车头那里，孩子们左右观察一下，然后猫腰从车厢下快速钻过去。大人们一旦看见会坚决制止，但没啥用，该钻照样钻。

        我们日复一日地嬉戏上学，并不知职场风云。偶然会听年轻职工(他们的宿舍也在排房里)聊天，说“这次科长一定是老朱”了，个把时候甚至有人会直接恭喜父亲。疯传了那么久那么多回，父亲一直是普通科员，最多担任过“代理科长”。一任一任的科长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父亲岿然不动。父亲退休之前那任郭姓科长，一来就占据了排房中最好的位置，并再次加盖，彻底挡住了另一个出口。

寡言的父亲看上去是不动声色的，工作起来依然卖力气。车皮不足的时候，父亲就带人去另外一个地点进行装运，那里机械化程度不够，需要现场指挥调度，这个人通常是父亲。夏日里，母亲一边吩咐我叫他回来吃饭，一边生气地抱怨，那么卖力为啥啊？但见带着草帽的父亲站在烈日下的煤堆旁挥汗如雨地指挥协调，运煤车队缓缓地后退。

然而父亲吃醉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有些是公干——要车皮嘛，有些是和没成家的职工们聚餐。那一次，醉后的父亲躺在小屋里，我进去拿点什么东西，看到他拉着技术员小华哥的手，大哭着说：你看这么久了，这么久了……我骇然退出。我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

就在距离退休还有三年的时候，父亲彻底病倒，多年的胃病演变成胃癌。大手术之后，父亲办理了手续，成了矿上最年轻的离休干部。家里一片愁云惨淡，按母亲的话说“三个孩子一个都没交代呢”。听说核桃枝煮鸡蛋这个偏方管用，乡下的姨妈源源不断地支援树枝，父亲每天邹着眉头喝下几碗汤和两个黑乎乎的鸡蛋——确实艰难，大手术中，父亲不仅切除了大部分胃脏，整个消化道都大受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小口进食，稍不留神就会被噎住，难受好半天。

还算不是那么不走运，父亲坚持了下来，一直看着我们三个人立业成家。只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家道艰难。偶然听父亲感叹：提前退了三年，损失太大啦，那几年工资涨得比往年都快。常年不辍的《参考消息》是他从矿上借来的，小心翼翼地看完，隔天再送回去。为了给离退休职工争取福利，父亲还曾经带头去局里“静坐”过。局领导很有办法，没有任何时间差地找到在局里工作的兄长。这招当然非常有效，父亲很快偃旗息鼓了。

       父亲的职场生涯就是这样了。年少时参军，辗转大江南北，退伍时因家庭成分不好“流放”塞外，后落叶归根返回故土，勤勉一生连个科长都没混上，也许就是因为命中注定的“愣”吧。

二

       父亲本人是他那个时代罕见的独生子，我上面有两个哥哥，我的出生应该给他和妈妈带来不少欢愉。记忆中的童年时光里有不少亮点。父亲出差多，经常给我买小花衣小皮鞋，我大约是矿区中穿戴最亮丽的小姑娘。衣服倒也罢了，皮鞋总是给我带来点麻烦。小丫头们在一起玩沙包游戏，有一项内容是把沙包放在鞋面上，然后再进行其他动作，但沙包不能掉下来。皮鞋表面的光滑总让我成为第一个出局的人。我不干了，软磨硬泡地要布鞋，爸爸妈妈都笑。终于有一天，爸爸从行李里拿出一双丁字粉色布鞋，我即刻换上，欢天喜地地找小伙伴玩去了。

       有时候爸爸出差会带着我。记得第一次长途旅行去太原，我们是坐卧铺去的，于是在我印象中一直认为坐火车是可以睡觉的，很舒服呢。后来见识了火车硬座车厢的真正模样，一时有点发蒙。那一年寒假，我跟父亲一起去大同，走在大街上，他突然开始劝我烫头发，真的，十分认真地、长时间地劝我烫个头发。那时候我还是小学低年级学生，也非常认真地想了想，烫头当然好，多时髦啊，可等开学了老师同学会怎么想呢？我同意了又反悔，反悔了又同意，我们两个人就在理发店外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没烫。后来，大约是作为补偿，父亲带我去了动物园。寒冷寂寥的大同动物园里，好像啥也没见到，只依稀记得他牵着我的手不停地走，干枯的白杨树默默地站在两旁。尽管好像没什么具体收获，那个寒假过得很开心，要开学了我的作业还差好多，有点抓瞎了。正好父亲带我去卫生所开药(有点小感冒)的时候，遇到了班主任王玉兰老师，听到父亲和王老师说情，说老师您看小姑娘一直在生病，没法做作业，这次通融一下吧。我心里乐开了花，作业也不补了，屁颠屁颠地又呼朋唤友疯玩了。

       不过话说回来，我的成绩一直不错。多少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不错的学习成绩一直是职场不顺的父亲的很大慰藉。小小矿区内所有消息都共享，不苟言笑的父亲带着隐藏不住的得意笑容说，听说这次英语考试你又是第一？青春期的我生硬地回答，这有啥好得意的——真是不解风情。更有甚者(当时还不懂得)，学校会把期末考试的排名榜张贴在储煤楼低矮处，上面不仅有学生的名字，还有家长的名字！那可是大人们上下班的必经之地啊，真是罪过。中考之后，爸爸拿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回到家，说：这是矿上独一份啊！

       大学毕业之后的路就很坎坷了。就业不顺的我跑回北京，进一家研究所做实习生，对家里隐瞒了部分信息。不久父亲居然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了这家单位的一则消息：所长带队赴台湾进行交流访问。父亲带话给我，多好的单位啊，一定要好好干。殊不知，那时候的我正困居京城，进退维谷，处在人生最低点。

        那个夏天我跟随几个同乡朋友寄居在一家大学的校外宿舍。有天下班后听到楼道里一阵喧哗，似乎是老家来人了，同乡朋友欢天喜地地换衣服下去了。没想到半个小时之后，楼道里再次喧哗，有人喊，小丽小丽，你家来人了！我即刻冲了出去，但见我的父亲——又黑又瘦的老父亲——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我一时惊呆了。坐定歇了一会儿之后，父亲才说矿上组织离休干部疗养，路过北京，停留一天，老人家趁机出来，打了一辆车满北京找我供职单位，车费就花了六十！

       我的父亲啊！就说您曾在北京呆过，那都多少年了，您也太小瞧现在的大北京啦！不过，居然还是让您找到了！不可思议。我和家乡朋友即刻带老人家去吃饭，席间的父亲吃得很少，话也不多。突然，爸爸笑着说，那天在石花洞下，看见几辆来自北京的旅游车，心想，也许小丽他们单位正好也过来旅游？于是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我一边笑说哪可能那么巧呢，一边把眼泪咽回肚子里。

       第二天我请了假带父亲进城走一走。平时从不抢座的我，第一个窜上345路公交车，给父亲占了一个座位。一路上父亲东张西望，我知道他在寻找老北京的遗迹——开国之初，他曾在这里驻扎过几年。到了前门，父亲明显兴奋起来，甩掉了我搀扶他的胳膊，边走边自豪地说：到这儿我就清楚了，当前国庆大典的时候，我就站在城门楼下呢！

       下午送父亲回到丰台的广丰旅馆，见到了同行的张伯伯赵叔叔。我洗了父亲的几件衣服，想多坐一会儿，父亲催我回去上班了。离开的时候，楼梯转角处只有张伯伯向我挥手，不见老父亲。我知道，父亲一定又是满眼老泪不愿我看见，因为我，也一样。

       张伯伯对我说：一个人好好的，趁年轻，奋斗吧！这一定也是父亲想说的。

三

       等一切恢复正轨之后，父亲的心情眼看着更加顺畅了。每次回到家里，父亲总是站在小屋里笑咪咪地看着我，带着一丝得意甚至是顽皮：看看，我还不错吧。每年二月份，父亲总要象征性地再过一个生日——就是他当然做胃部切除术的日子——并骄傲宣布：这是我的XX岁生日。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十九岁”，老人家终岁七十六。近二十年的抗癌时光里，除了那些艰难，也有过很可笑可爱的事情。那一年不知什么原因，父亲又开始呕吐，吃什么吐什么，他长叹道：这下该完了。哥哥们拉着父亲进城做胃镜，镜下出现了一团阴影，大家都沉默了。没想到的是，当胃镜抽出的时候，竟然把那团阴影带出来了！原来是一个柿子核！腹中空空的父亲立刻要求上街喝羊汤、吃羊杂。回到家里，母亲把剩下的柿饼柿子都扔了。

       没有了病情干扰，我们全家团聚的时候，父亲总会历数那些让他特别骄傲的事情：你们三个孩子的工作都是自己搞定的，不用我们帮你们奔走，省了多少事儿；婚姻大事也都是自己安排的，不用父母找人介绍，不必大操大办，省心；到现在我们这几个家庭都是“原装”的，比什么都好！我们一边奉承着老父亲，一边五味杂陈。至少我是这样的。

       进入老年之后，父母的关系总算和谐一些了。我们小时候，他们的冲突一点不少，这也许是父亲有点“楞”的另一处表现了。每当他们冷战到不可开交的时候，亲爱的姥姨(母亲的小姨)会上门，住上一段日子。吃饭的时候，姥姨吩咐我，叫你爸爸回来吃饭。父亲就在某处黑着脸徘徊，叫几次才回来。极端的时候，母亲会拎着包袱夺门而出，我们在后面追赶，而母亲的身影已经走得很远了。很久很久以后才听母亲提起，说其实已经走到法院门口了，左想右想，几个孩子还年幼，还是算了吧。那时我年幼，搞不太懂他们吵架的具体原因。几年前见到老邻居夏阿姨，她说，你妈妈特别爱干净，总嫌弃你爸爸不洗手就做饭，有段时间他们各做各的饭，你爸爸对你妈妈说，你别有我的柴别用我的煤……哎。有一回，父亲带我去看电影，也许影评临时撤场了，也许爸爸临时起意，反正电影是没看上，他带我去了一个地方，和一群人热热闹闹地打麻将，我坐在小板凳上百无聊聊地数手指头。这事儿要是让妈妈知道，一定少不了一顿吵。

我也深深记得那一回，母亲一边流泪做着家务，一边对年幼的我说：那时候我姨(母亲算是个孤儿，年幼父母双亡，一直跟三姨生活)让我嫁给你爸爸，我就嫁了，你以后要是不如意，不要嫁人，跟妈妈一起生活，妈妈能养活你……

 而今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终于有了老夫老妻的样貌。而我们自己的婚姻呢，冷暖自知。

四

父亲于2007年3月29日去世，今年是15周年。当年我在海外，没能参加父亲的葬礼，等我4月6日赶回家乡的时候，父亲的葬礼已于4月3日举行完毕。听家人和亲友描述，那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葬礼：停灵5天，吊唁人员络绎不绝，出殡时浩浩荡荡19辆车。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忠厚老实人，一个好人。

疫情之下已经有三年没能回乡扫墓了。只能点燃一注心香，遥向故乡祭拜。其实今年有一桩大喜事儿的，二哥刚荣升为爷爷，九泉下的父母(母亲于2011年12月去世)该很高兴的。

这个当儿想起父亲，首先就会想起晚年时他的称心如意的笑容。当扔下职场的失意，度过生命的难关，看着孩子们一天比一天好，和老伴儿也终于回归和顺之后，“两个璇儿”主使下的“愣”命运终于退却了。再往前回想，总会想着那个肃杀的冬日，父亲牵着我的手默默走在塞外动物园里，周围一片寂静，一个人影儿都没有。父亲心里大约在嘀咕，怎么什么也看不到，小姑娘多失望啊……

父母在北京北海公园(1998年)

        我和父母在北海公园(1998年)

        我和父亲在天安门广场(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