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知章《龙瑞宫记》刻石之谜

贺知章的《龙瑞宫记》刻石位于绍兴东南会稽山北翼宛委山南坡，是浙江省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相传，那里是古道家第十洞天——天帝阳明紫府。宛委山腹中山腰间，兀生一奇石，上贯索痕三条，人们以为此石从海中飞来，故谓之“飞来石”。远远望去，只见山重峰叠，吐纳云雾。古代乡谚云：“晴禹祠，雨龙瑞”，道出了此处佳景。飞来石形状突兀，其势欲倾，苔渍斑斑，少有锋棱。石高4米，长8.8米，不规则，石的三面有山土相拥，只有南侧势如斧劈，昂首壁立。在上倾下敛的崖面上，镌满自唐至清代摩崖近30帧，为绍兴境内单体面积摩崖密度最高之处。其中，当数唐贺知章《龙瑞宫记》最负盛名。

    《龙瑞宫记》处飞来石崖面之中心部位，周刻线框。框高76厘米，宽69厘米。文为楷书阴刻，12竖行，满行15字，字径3.5厘米。贺知章的书法存世极少，《龙瑞宫记》便是其中之一。相传，贺知章应乡亲相邀欣然书丹，并命工刻于石壁上。刻石题名《宫记》，实为《龙瑞宫管山界至记》，或《龙瑞宫至山界记》，现习称《龙瑞宫记》。

   关于贺知章是什么时候刻《龙瑞宫记》，人们众说纷纭。因《宫记》没有年款，似乎成了难解之谜。一般来讲，学术界对其书作时间主要有二种说法：一种说是贺知章归里以后所作；另一种说是唐开元二年贺知章在官任上所题。   

其实，史料来看，贺知章书《宫记》时间，不可能在归里之后，而只能在唐开元二年 任太常博士时。主要理由是：

第一，贺知章归里以后，其自身身体状况及其居乡时间，都使他已经不大可能再写《宫记》。据《旧唐书》载：天宝三年（744年）十二月，贺知章是“因病恍惚”，而“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的。就在那一年的正月初五，将要离开京都时，唐明皇率皇太子和百官在长乐坡为他设宴饯行，并御制《送贺秘监归会稽诗并序》。回山阴五云门外“道士庄”，住“千秋观”，建“一曲亭”自娱。贺知章告老还乡不久就病故了，终年八十六岁，践行了老子“功成、名遂、身退，道行天下”的思想。对此，朱放径曾经在《鉴湖道士观诗》中写道：“已得归乡里，……不待镜湖春，……空留道士观，谁是学仙人。”足见那时的贺知章不仅已经老态龙钟，“因病恍惚”，而且居乡时间极短（有人考证只有八个月），实在是不太可能再作《宫记》的了。

　　第二，更多资料表明，《龙瑞宫记》写于“唐开元二年”。首先，最早记述《龙瑞宫记》的记录《龙瑞宫记》时代最早的，大约要推北宋中期钱公辅的《禹穴诗》：“洞府闲来何寂寞，龙髯垂处认盘叁。近岩更剖知章字，漫识寄纵意自甘。”其后，南宋陈思的《宝刻丛编》有引《诸道石刻录》云：“《龙瑞宫记》，唐贺知章撰并书，开元二年（714）立。”清代《乾隆绍兴府志》也引《诸道石刻录》言立：“开元二年二月立。”据考证，《诸道石刻录》，是北宋或更早些年的著作，距贺知章在世的年份比较接近。这样的记载应该是较为可信的。其次，《宫记》本身也说得非常明白：“开元二年，敕叶天师醮，龙现，敕改龙瑞宫。”由于这一年怀仙馆敕改龙瑞宫，执掌者为了重新确立龙瑞宫管山界四至，派人专程到京都西安邀请在朝廷当大官的贺知章（官至太子宾客、银青光禄大夫兼正授秘书监）书写并刻石，以此告知附近乡里，也是合情合理的。还有，开元二年（714年），贺知章已经56岁，时任太常博士，其职正好统郊社、太庙、诸陵、太祝、太卜等。道观龙瑞宫正是属于它掌管的范围。加上当时刚好怀仙馆改为“龙瑞宫”，地方乡绅邀请朝廷执掌官（加上是老乡里人）贺知章，题写《龙瑞宫山界至记》，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再次，翻遍贺知章在越地的题刻，有据可查的只有两处，对应时间分别为“延和元年（712）八月”和“开元四年（716）八月”。假若《宫记》真作于开元二年（714），那么贺知章在这五年中正好隔年题书一次。从此以后，就再也看不到有贺知章为越地所题的墨迹，仅见开元十一年（723），有贺知章撰文，却由其子峤之代为正书的《高行先生徐师道碣》。这一事情，应该就是《宫记》应该作于唐开元二年（714年）的一个最为有力的佐证。    

    另外，还有人认为，今摩崖石刻中镌有“秘书监贺知章”六字，由此推断是贺知章任秘书监时所作。其实，“秘书监”三字之书法风格及笔力的老到程度等，都与整篇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显然是后人补刻时加上去的。因此，“秘书监”三字，当然不能再作为考证其书刻年限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