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佶《听琴图》绢本设色，147.2×51.3cm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听琴图》是宋徽宗赵佶的画作，蔡京深得他的宠信，所以在他的绘画作品上多有蔡京的题记，题诗。蔡京书法如《铁围山丛谈》所译：“字势豪健，痛快视着。”但后世恶其为人，往往鄙薄其书法。

　　《听琴图》在画外将小人政客形象呈露得淋漓尽致。那是宋徽宗作的一幅画，画上端坐在古松树下的弹琴者为宋徽宗本人，两侧毕恭毕敬聆听的，红衣为蔡京，青衣为童贯。这幅图上，蔡京题有一首诗，其为一幅瘦筋草书，字体草而不狂，字圆笔润，且诗意投徽宗所好。有材料表明早在蔡京政治上发迹之前，他已被公认为重要的书法家。

蔡京《跋宋徽宗唐十八学士图卷》绢本 纵29.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唐太宗得杜如晦房元齡等十八人。佐命興邦。臣考其施為。皆不能稽古立政。然終致其君至太平者。蓋唐乘大亂之後。饑易為食。渴易為飲。故事半古人。功已倍之也。太宗嘗曰。秦漢不足襲。三代損益如何。房杜不能對。遂命魏正與元齡等宿中書省講議。終不能定。太宗曰。禮廢樂壞。朕甚閔之。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對曰。非陛下不能行。乃臣等無素業。何愧如之。正與元齡如晦。慚慄而出。元齡等相謂曰。有元首。無股肱。湛蓺U也。蓋元齡如晦學非堯舜三代。其所操知秦漢蹇湵敖Ｊ固跓o鄉舉里選。製禮作樂之功。後之學者。未嘗不掩卷太息。今天下去唐。又五百餘歲。皇帝陛下睿智生知。追述三代。於是鄉舉里選。制禮作樂。以幸天下。足以誇（當作跨）唐越漢。猶慨然緬想十八人。圖其形寄意於詩什。有廱泮育賢今日盛。彙征無復隱蒿萊之句。求賢樂士。可見於此。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當如聖志。十八人不足道也。大觀庚寅（1110）季春望。太師魯國公臣京謹記。

《节夫帖》，全称《致节夫亲契尺牍》。册页。载宋人法书第三册之第四开。本幅纸本，墨迹。纵32.2厘米，宽42.3厘米。行书。此帖流传有绪，钤有鉴藏印记，有“神奇”、“墨妙”、“安氏仪周书画之章”、“王元美鉴赏”、“薛氏家藏”等。

　　此帖书法近似北宋四家之一的米芾，笔力雄健，气势亦不同凡响。尽管他的书法似米芾，但从他那姿媚的笔法来看，还是从唐人书法入手，直溯“二王”，即从此帖能清楚地看出其精细的笔意与健丽的体态。用笔挥洒自然，而不放纵的高雅格调；结字方面，字字笔划轻重不同，出自天然；起笔落笔呼应，创造出多样统一的字体；分行布白方面，每字每行，无不经过精心安排，做到左顾右盼之中求得前后呼应，达到了气韵生动的境地。在此必须说明的是，对蔡京较高的书法造诣应给予一定的地位，决不能因人废字，应客观地来评述他的书法才好。

释文： 
京再拜。昨日终日远劳 
同诣。下情悚感。不可胜言。 
大暑。不审 
还馆 
动静如何。想 
不失调护也。京缘热极。不 
能自持。疲顿殊甚。未果前 
造坐次。悚怍。谨启代 
面叙。不宣。京再拜。 
节夫亲契坐前。

蔡京尺牍《宫使帖》纸本行书 31×41.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
　　京顿首再拜。晚刻伏惟
　　钧候。动止万福。久违
　　墙宇。伏深倾驰。
　　台光在望。
　　造请未遑。跂引之情。不胜
　　胸臆。谨启诇候
　　动静不宣。京顿首再拜。
　　宫使观文台坐。

蔡京《跋唐玄宗鹡鸰颂卷》纸本行书 纵24.8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释文：臣聞唐有天下。不能追法先王。其政之所施。與士之所學。皆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其文鄙朴。無復風雅。開元中葉。號為極治。而遺風餘烈。無可稽考。世稱明皇脊令頌。最為翰墨文章之美。伏蒙宣示真蹟。其書札詞語。始知臣前言不誣。臣伏觀前日聖製圖賦。羲晝（晝應作畫）遒逕。（逕應作勁）奎文藻煥。非騷人嫉世憤懣之詞。真聖人孝友格物之義。以彼方此。以今觀昔。其事則同。其德其言則異。猶日月之揭。霄壤之殊。非臣敢私也。政和五年四月望。太師魯國公蔡京謹題。

蔡京跋《赵佶雪江归棹图卷》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蔡京（1047－1126）

http://www.9610.com/song/caijing/x.jpg<wbr>蔡京书法欣赏" TITLE="[转载]宋 <wbr>蔡京书法欣赏" STYLE="margin: 0px; padding: 0px; list-style: none;" />　　字元长，仙游（今福建仙游）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及第。先为地方官，后拜中书舍人，改龙图阁待制、知开封府。崇宁元年(1102)，为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右相），后又官至太师。蔡京先后四次任相，共达十七年之久，四起四落堪称古今第一人。蔡京兴花石纲之役；改盐法和茶法，铸当十大钱。北宋末，太学生陈东上书，称蔡京为“六贼之首”。宋钦宗即位后，蔡京被贬儋耳，途中死于潭州（今湖南长沙）。《东都事略》卷一〇一、《宋史》卷四七二有传。蔡京是历史有名的权奸。

　　蔡京工书法，初与弟弟蔡卞学蔡襄书法，中进士官授钱塘县尉时因神宗喜爱徐浩书法，当时士大夫纷纷学之，蔡京也与被贬在钱塘的苏轼一同学习徐浩书法，后学沈传师、欧阳询，又改学“二王”，博采诸家众长，自成一体。其书笔法姿媚，字势豪健，痛快沉着，独具风格。

　　蔡京的书法艺术有姿媚豪健、痛快沉着的特点，能体现宋代“尚意”的书法美学情趣。因而在当时已享有盛誉，朝野上庶学其书者甚多。元陶宗仪《书史会要》曾引当时评论者的话说；“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人，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甚能反映蔡京当时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当时的人们谈到他的书法时，使用的词汇经常是“冠绝一时”、“无人出其右者”，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实际上蔡京的书法痛快有余而沉着不足，咄咄逼人而少蕴藉。

　　北宋有“苏、黄、米、蔡”四大书法家，有些人认为“蔡”原指蔡京，后世以其“人品奸恶”，遂改为蔡襄。然而关于蔡京的书法，大多引用蔡京炙手可热时所修的《宣和书谱》及其幼子蔡絛所著的《铁围山丛谈》里面的记述，《宣和书谱》对蔡京大肆吹捧，甚至认为京比襄“飘逸过之”，关于蔡京的书法渊源，《铁围山丛谈》上的记载较为可信，从这上面可以看出蔡京的书法介于苏、米之间。蔡京全盛时，天下尽是蔡体，然而公道自在人心，今日蔡京的墨迹除了附骥而得以保存的题跋外，只有《节夫帖》，《宫使帖》两通尺牍，而苏、黄虽经禁毁而仍有不少传世，正可说明书以人传的千古真理。

注：《宣和书谱》是中国北宋徽宗宣和年间由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书法作品的著录著作。全书20卷，体例精善，评论精审，资料丰富。 
　　《宣和书谱》对蔡京的书法推崇备至。《书谱》先称颂道蔡京多才多艺：“（蔡京）喜为文词，作诗敏妙，得杜甫句律；制诰文章，用事详明，器体高妙。于应制之际，挥翰勤敏，文不加点，若夙构者，未尝起稿。”随后重点介绍了蔡京的书法成就：“然性嗜书，有临池之风，初类沈传师，久之深得羲之笔意，自名一家。其字严而不拘，逸而不外规矩。正书如冠剑大臣议于庙堂之上，行书如贵胄公子，意气赫奕，光彩射人。大字冠绝古今，鲜有俦匹。本朝题榜不可胜计，作‘龟山’二字，盘结庄重，笔力遒劲，巍巍若巨鳌之载昆仑，翩翩如大鹏之翻溟海，识与不识，见者莫不耸动，斯一时之壮观也。大抵学者用笔有法，自古秘之，必口口亲授，非人不传。由唐以来学者相宗，方造其妙，至五季失其所传，遂有衰陋之气。（蔡）京从兄襄深悟厥旨，其书为为本朝第一。而京独神会心契，得之于心，应之于手，可与方驾。议者谓飘逸过之，至于断纸余墨，人争宝焉。喜写纨扇，得者不减王羲之六解体葵扇也。其为世所重如此。所得惟行书为多。今天御府所藏七十有七……”。

　　《铁围山丛谈》是一部宋代文言轶事、琐谈小说。宋蔡絛撰。蔡絛为北宋末权臣蔡京之幼子，蔡京败后，受累贬白州，尝游息于州境内的铁围山，并著此书，故名。 
　　本书记载北宋初年至南宋初年一百几十年间的朝廷掌故和琐闻轶事，有关徽宗朝的记载尤为详尽。所记内容较为广泛，如内库藏宝的形制、朝廷官署的建置、大晟乐的宫律、宣和间谱录书画的缘起等，因皆为作者所亲见，故记录较详。有关博物方面的内容也较多，笔墨纸砚、琴棋书画、奇花异香、乐舞文籍等，均有细致的记述。对北宋末的社会状况，书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写徽宗君臣的奢侈，地方官员的贪婪、朝中官宦之争斗等，也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岭南地区的风俗民情，也有较多记载。由于作者为蔡京之子，曾助父为奸，故书中对蔡京的罪恶，多有掩饰，而把祸国的责任，归咎于童贯等人，这是书中失实较为严重的地方。

蔡京其人：道德批评与艺术批评
陈振濂

　　　别看蔡京是四朝元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品相爷，为了树立他的书法地位，相爷还是呕心沥血煞费苦心。执掌天下生杀大权的宰相，为一区区书名竟至如此肯化心思，想想也实在令人气馁。

　　第一，是攀援先贤。其具体做法是：蔡京自称与蔡襄同宗，在重门阀谱系的封建社会中这一招的确有效。既是将蔡襄引为族兄，则蔡京自然也该沾些书法灵气，其为大书家亦无可置疑。第二，是操纵舆论。相传《宣和书谱》为蔡京、米芾奉敕编集，对于苏、黄，因为是政见水火不容，放熟视无睹，不予录载。对于蔡襄自然要宣扬在先，至于其后，当然也少不了把自己的大名也挂上。于是我们在书中赫然得见蔡京蔡六兄弟与古圣贤并列；说到米芾，因为据传他也是编纂人之一，在蔡京眼中也不象苏、黄那么可厌，故也稍给面子，皆大欢喜。所以，我们对“苏、黄、米、蔡”之指蔡京还是指蔡襄，一直弄不出个究竟来，蔡京本写得一手好字，又以在位而运用权力大造舆论，似乎此蔡当是指他。

　　　　不过尽管如此，时人和后人并不买帐。尽管蔡京书法有大成就，又如此先声夺人，事实上的收效却并不高。后人不是从他的书法中看出一股奸邪之气来，便是以为当“得而唾弃之”，更有人悻悻于他的自立舆论，还生造出一个“苏、黄、米、蔡”指的是蔡襄的结论，干脆把蔡京排除在外，其根据即是蔡京的“立身一败，为世所羞”，不配名列四家！时至今日，还以此认为书品优劣应当与人品估价相统一。

　　忠臣孝子作书必是圣贤大家，贼臣逆子作书必是“当唾弃之”，我们在古代书法批评中看到一种有趣的批评意识：道德标准明显地超越甚至取代艺术标准。在艺术欣赏王国中，是政治家或伦理、道学家在做裁判官，艺术家则是在陪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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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题宋徽宗唐十八学士图卷》（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这是批评史上的现实，当然不用讳言。在这一标准下，蔡京，秦桧、赵孟睢⒄湃鹜肌⑼躅炷酥粱褂杏谟胰巍⒊露佬悖惩骋煌蛟诶锩妫脖孪胫竿怼Ｆ涫滴蚁耄涸谙衷诘氖樘成希母鲆钜馕罔淼氖榉ǖ貌坏焦龆苍┙星笤既巳嘶嶂肝坎５榉ㄅ滥训谰筒荒苌陨园谕训赖卤曜嫉母哐姑矗恳桓龆允榉ㄗ急肝牲一切的人，为什么连实事求是地承认蔡京的书法有水平的勇气也投有？这不太示弱了吗？

　　事实上，历来在一片贬斥声中，也有个别较为冷静的批评。蔡京在绍圣中即号为能书者，当时他还远远未曾发迹，因此这个能书者应该即指他的实际艺术水平而言。到了他人相之后，海内引为宗法，当然更是毋庸讳言的了。在后世鉴家中，也有人认为他的书法成就不容抹杀。更有趣的是清人安岐《墨缘汇观》，评蔡京书竟有如下一则，又从正面肯定的角度引进了道德批评:“评者谓正书如冠剑大夫议于庙堂之上，此帖亦然。”说蔡京人书均为世所斥，当然缺少点书法批评的本体意识，但要从中看出“冠剑大夫议于庙堂之上”，却也实在是令人绝倒!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