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中关于《芜湖县学记》的内容，最早是它的文本出现在黄裳《演山集》中，而关于其书法和碑刻的记载初见于明代的文献中。本节论文将涉及“学记碑”的文本、拓片和碑刻，分别将它们的历史真实性搞清楚，厘清它们的关系，以期为考证现存石碑的真伪找到历史依据。
(一)关于《芜湖县学记》文本
    《芜湖县学记》全文，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别集类八所收黄裳《演山集》卷十八中，全称“太平州芜湖学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
    《演山集》六十卷(编修汪如藻家藏本)，宋黄装撰。裳字见仲，南平人。元丰五年进士第一。累官礼部尚书。……其集见矜陈振孙《书录解题》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盖犹宋时原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
    《演山集》书名首见于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直斋书录解题》为目录类书，《四库全书》史部收录此书，提要云:
    《直斋书录解题》，宋吴兴陈振孙撰。以历代典籍分为五十三类，各详其卷伙多少、撰人名氏，且为品题，故曰解题。
    总目提要称“今此本卷目相符，盖犹宋时原本”，可证明《学记》文是真实的，即不存在后人伪托的可能。至于现存“学记碑”碑文与黄裳原文的对应关系，参见本节下文第(四)部分。
(二)明清关于《芜湖县学记》书法版本与风格的记载
    明清文献中所记《芜湖县学记》版本有三种:)l楷书本;2)行书本;3)“小字本”。多言书法，未涉及真伪问题。然而米芾墨迹上石的本子毕竟只有一个。现将上述三个本子依次介绍、分析如下:
    1.楷书本: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同时提到“楷书本’，、“行书本”、“小字本”三个本子，卷七载:“芜湖县学记，米芾正书，熙宁元年”。又，《寰宇访碑录》卷八又提到“行书本”和“小字本”，(见下文2、3)。余其祯《中国碑文化》亦称:“米芾存世唯一楷书作品，故为宝重。”按，《芜湖县学记》碑为纪念芜湖学宫扩建而立，时间为崇宁年间，其时米芾无为军(1104一1105);而熙宁元年(1068)米芾年仅十八岁，尚未到过芜湖，疑是“崇宁”之误。其次，称“学记”为楷书，它处不见，也与现存石碑为行书不同。余氏《中国碑文化》所谓“楷书”，未明所据，或系沿用孙说。总之，楷书之说作为“孤证”，缺乏相关史料支持，不足为据。
    2.行书本:此为明清文献中多数著录所提及，如《佩文斋书画谱》、《庚子销夏记》等。而在另一些学者的著述中虽未言及书体，但从他们对所见拓本书法的描述来看，应当是行书无疑。
    关于“学记”书法的最早记录，见于明万历间举人赵崛的《石墨镌华》卷六“宋米芾芜湖县学记”条，其对王世贞的一段跋语持怀疑态度，云:
    米颠大言，于书家少所许可，而自作此札，侧笔纵笔虽极雄杰，不免粗疏，王元美乃称其有千金碟硬过都历块之气，恐未敢信也。
    王元美即是王世贞。查《弃州四部稿》，并未见对米书“学记”的任何记载。但是《弃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六有对“天马赋”的跋语:
    米南宫《天马赋》。庚午春，马生致米元章墨刻《天马赋》，笔势雄强超逸，真有千金碟硬过都历块之气。赋语则不受街啮膝生秃驹耳，徐元玉后题一诗颇致代兴意，未敢尽许也。
    赵氏所引，当出于此条，而王世贞所评并非“学记”。但这是目前所见关于“学记”书法的较早的记述。同为明人的盛时泰和安世凤两人则对“学记”书法持积极的评价。盛时泰的《苍润轩碑跋》“芜湖县学记”条云:
    此碑在米书中最为瑰玮。吾乡严子寅酷爱南宫书，每日临千百字，敝则更易一帖。此本不知是第几次装者，今归元白，余得厌观之遂书以记。
    安世凤在他的《墨林快事》中评论米书并兼及“芜湖县学记”书法:
    米老书所贵独炼自己精神，全不依傍门户，即其梦寐古法头目奉之，要不过以薪炭，其丹先已在炉中，不借他分毫也。贵亦在此，累亦在此，奇形怪貌居之不疑。所云不可无一，不可有二，令人乍见而怪，再见而习，三见而渐亲就之。以为函盖世间，自有此一种形貌无足怖悸而已。此学记字字有体势，亦鲜败笔，又米书中之可贵者。
    清代的记录较多，如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七记米书“芜湖学记”云:
    芜湖学记，黄裘幕文，米芾书，字法道劲而韶秀。余旧有未断本，兵乱失去。今虽稍剥，然大胜《龙井方圆庵》诸刻。
    从前面所引可以看出，赵、盛、安三人所见都是拓本，但不知他们所见是否为同一版本，是宋拓还是明拓抑或翻刻本;而孙氏至少见过两种版本(未断本、断后本)，甚至亲见原石，故而评价略有出入。赵氏称其“虽雄杰不免粗疏”，盛氏评“米书中最为瑰玮”，安氏评其“字字有体势亦鲜败笔，又米书中之可贵者”，孙承泽更是肯定其“字法遒劲而韶秀”，“虽稍剥”而“大胜龙井方圆庵诸刻”，这可能由于各人的审美趣尚不同所致，也可能是所见拓本有别之故，但都对“学记”书法持积极肯定的态度。
3.“小字本”:孙星衍《寰宇访碑录》卷八云:
    芜湖县学记，黄裳撰，米芾行书……。又，小字本，明万历间摹本.何悼《庚子销夏记校本》“芜湖县学记”条亦云;“……此碑亦有大小二本”。此“小字本”就是“万历间摹本”，孙氏已明言之。《芜湖县志》载“万历间榷使王演畴集米字小行书刻于碑侧。”据此，所谓“小字本”实乃明人米芾小字行书集摩刊刻，并非米芾亲笔所书的“学记碑”。
可以推断，“楷书本”和“小字本”均非米芾所书，为伪作;“行书本”较可靠，应是明清诸家习见的版本，书法也与米芾晚年同时期作品风格相近。
(三)文献中关于《芜湖县学记》碑保存状况的记载
    明代没有人对原石自然状况进行描述，未提及“学记碑”的保存情况(本文为方便叙述，凡指“学记”碑刻的用“学记碑”，未明言石刻的继续用“学记勺。直到清代，碑学兴盛，始见有对“学记碑”的形制、书体、保存情况等方面的更为详尽记载。
    首次明确对“学记碑”的自然状况进行描述的是王赦，见其《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三:
    芜湖县学记，碑高八尺二寸六分，广五尺一寸四分，二十一行，每行字数不等，行书。在芜湖。
    清朝安徽径县人赵绍祖撰《安徽金石略》卷五云:
    宋《芜湖县新学记》，崇宁元年，黄裘撰，在芜湖，存。
    《芜湖县志》云:米芾行书，在学宫殿左，剥蚀过半。明万历间榷使王演畴集米芾小行书于碑侧。
    赵绍祖，字绳伯，号琴士，道光初举孝廉方正，不赴。主讲池州秀山、太平草螺二书院。《安徽金石略》刊于道光十四年(1835)。赵绍祖所云“芜湖县志”当是“乾隆本”或“嘉庆本”，民国重修《芜湖县志》关于“学记碑”的情况与之基本相同。
    现代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第一百六十二页载:
    宋芜湖县学记，行书。二十一行，行四、五、六字不等。
    黄裘撰，米芾书，张士亨摹刻。
    崇宁三年
    碑在安徽芜湖县学
    见清初拓本，首行“平”、“州”、“芜”三字完好。又末一、二行上不缺。又末行“天子有望”，“天子有”三字完好。末二行“朝廷乐育”，“朝廷乐”三字可见。又下截字多清晰。近拓下截字漫患。有翻刻本。
    张彦生(1900一?)，《善本碑帖录》成稿于1979年(据张氏序言“张彦生识于一九七九年春，时年七十九”)，初版于1984年，而原芜湖学宫旧址1949年就改为市立师范学校及其附属小学，后又几经沿革，1972年后辟为市第十二中学，故可断定张氏未能对“学记”碑保存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其所睹乃“清初拓本”及“近拓”，也许还见过“翻刻本”。既云“近拓”，说明原石“近”时尚在。
    诸家对存于芜湖的“学记碑”面貌的描述基本相同。《金石萃编》所记“碑高八尺二寸六分，广五尺一寸四分”与“学记碑”简介“碑高2.62米，宽1.24米”略有出入，不知王犯是否曾亲自丈量过此碑，而“简介”所说的尺寸应该是较准确的。现碑边缘剥蚀较重，左边嵌入墙壁，下部有一部分深入地表以下，自然损耗也比较明显，故误差实所难免。又张彦生见过“清初拓本”及“近拓”(1979年之前)，“近拓”又较“清初拓本”剥蚀严重。明万历间所刻的碑侧米字小行书民国时已不存，重修于民国八年的《芜湖县志》卷三十八有记载:“明万历间榷使王演畴集米芾小行书刻于碑侧，清教谕宁鸣玉作厦覆之，今仍遵旧制，唯碑侧小行书无存。”此可能正是后人以为“学记碑”不存于世的原因之一。现碑左侧嵌入墙壁，右侧被水泥覆盖，不知是否始于民初。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文献中关于“学记碑”的记载，基本传承有序，其中并无关于此碑毁坏、失传的记录。直到当代才出现对其存亡与否的模糊记载，以至于出现认为今存于芜湖者为后人摹刻的说法。第二，诸家对“学记碑”的记载基本可以反映出此碑的流传有序，文献所载很可能就是宋代原石。第三，“学记碑”前后应有很多不同的拓本(包括未断本、断后本，所谓“小字本”即小行书集字本不应该计算在内)。
    那么，文献所记“学记碑”究竟是否就是现存于芜湖的这块碑呢?
(四)关于原石真伪的初步考察
    “学记碑”宋拓本清时尚存，如赵绍祖记其家藏有宋拓，见《安徽金石略》卷五“芜湖县学记”条:
    余家藏有宋拓，此碑如所见真迹，赵子巫识其粗疏，诚亦不免，而“千金碟理”，元美未为不知言也。黄裘文亦学记中之佳者。
    赵子鱼即是明人赵崛，前文有引其《石墨镌华》中的一段跋语，即赵绍祖所云“粗疏”，但赵绍祖这里也赞美其所见宋拓“千金碟蹬”，即同意王世贞的评语。而王氏此评本是针对“天马赋”的，赵绍祖未能详察。
    如前文所述，“学记”应有很多不同拓本，但是今天，拓本难求，哪怕近拓也难看到，无论古拓。这或许正是“学记碑”不被当代人所广泛了解的原因之一。而刻帖所收情况更糟。据史料记载，“学记”刻帖只见于明代章藻的《墨池堂选帖》，诸多米芾专帖也未见收录的，如宋高宗下诏摹刻的《绍兴米帖》、陈继儒的《来仪堂帖》等皆未见“学记”帖。然而《墨池堂选帖》所收的《芜湖县学记》并非是原拓，而是“集字本”，不足为据(后文另述)。在此仅从古人对所见拓本的描述和笔者所见现存石碑进行技术性的分析研究，以找出它们的联系，论证其真伪。
1.王涎《金石萃编》卷一百四十三“芜湖县学记条”记录了其所见石刻原文及其磨拗情况，现节录如下:
    太平州芜湖县新学记
                                     礼部尚书黄裳撰
                                     无为守 米芾书
    崇宁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广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将升口(补)郡学而使口口口(郡太守)…，二以主乎口(遴)士，兼口口口(斯二者)……口(使)……相口口口(受之信)，……则口(誊)，……修季之士多口口(在城)阀，……有口口(术属)，……未口口口(始有庆)焉。……悠游而不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庶几，成人有德)，……，其口口(源)存乎口口(乡里)而已。……
                 翰林张士亨摹刊
    “口”为磨沏漫滤，难以识读者。“()”内为所缺之字，为笔者据黄裳原文所加，省略号部分表示保存完好，与黄裳文对应，笔者将之省去，故云“节录”。正文部分与黄裳《演山集》学记文基本相吻合(漫滤不可识部分除外)。根据王涎的此段记录，不管他所见是拓本还是原石，都可排除此碑是当代(清代)人重新摹刻的可能。因为宋拓本清时不难得到，断然不会翻刻有这么多缺字的底本。又，王起所见与比他稍早的孙承泽所见“稍剥”本当差距不大，若王氏所见为原石，孙氏所见会更好些，只能算“稍剥”了，故神采不减，仍然“大胜龙井方圆庵诸刻”。
    如果清代诸家所记为宋代原石无误的话，现存“学记”碑是原石的可能性就更近了一步。首先可查民国有无可能重新翻刻，再就是研究现存“学记”碑的自然状况，分析它的年龄，以及与前人记录之间的联系。若现存此碑与前人所见相吻合，即可证明此碑即是彼碑，即前后只有这一个“学记”碑，也就是说，现存于芜湖的米书《芜湖县学记》碑是宋代原石。
    民国八年所修《芜湖县志》记载了“学记”碑的概况，其中提到明代摹刻于碑侧的米字小行书己无存。若在这之后有人翻刻的话，应会连同碑侧小字一起重摹，说明原碑尚在，不必重刻。再者，民国初到新中国成立，战事不断，社会动荡，不应有人想到去重刻此碑。新中国成立后，若有重刻之事，应有案可稽。总之，至今还没有见到关于重摹“学记”的记载。
2.对现存碑刻基本面貌进行一番考察，大体可以推断此碑为原石。
    笔者数次实地考察、观摩“学记”碑，对它作了较详细的记录，在抛开黄裳原文的干扰下，如实将此碑可识部分依其自然分行记录如下(行用数字从右至左按顺序标出)，漫溥不可识之字用“口”表示:
    (1)太平州芜湖县新学记
    (2)礼部尚书黄裳撰
    (3)无为守米芾书
    (4)崇事元年仲秋，
    (5)天子思欲推魔
    (6)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
    (7)韶蒲栽司徐具以固本司奏言。先王之峙，比简族黛口(之)简莫不口口口(有李，所)以明人口口口口口口口(偷，厚夙俗.及其)
    (8)口(成)也，然思犯橙莫不好德。伏清蒜邑皆得以置李。越十月，口(承)栽郎知燕湖蒜口口口(林修奉)
    (9)韶捉事前此所建遭如，
    (10)韶旨第率简里子弟来就教育，推布教涤，考察如法.将口口(升口(於))郡李而口口口口(使口口口(郡太守”口口口口(有以真焉)，
    (11)力乃其喊也。绑教之殷黛有库，库者誊也。以主乎造士，口(遂)有口(序)者射也。以主乎口口口口口口(口(遴)士，兼口口口(斯二者))
    (12)而有之李也。此季之名所以施赞团欺。口(黛)镇五族之口(案)先口(口(王))之政口口口(己能口(使)有)相保之智，口口口口(相口口口(受之信)，)
    (13)相葬之橙，相救之羲，教而化之猫以高未也.中有库焉RJl口(口(誊)，其德)而口口口(成就之)也。遂口口口口口(领五蒜之案)
    (l4)有州民之仁，足以相碉，有榔民之恩又足以相往来，口口(五常)之善赞是乎借矣，中口口(有序焉则)溉其口(德)
    (15)而选取之也。自黛遂之教魔库序不殷豹束口口口(之规，既)以跌漏。口(修)李之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士多口口(在城)阴，不及前古速)
    (16)甚矣。而今之州古之圃也，蒜邑皆得以置李，其猫黛遂口(之)有库序欺。昔峙大夫口(富)其口口口口(民有口口(衍属)，)
    (17)其民有政，誊育有道，考察有法，升口(移)有口(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本末相磨，未口口口(始有决)焉。方今)
    (18)朝廷推行三舍考察之制，九目甚悉必得高宰者，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量乎其中，在士有累龄黄者，)有所口(资)，有
    (19)口(累)赞事者，有所代植，渐涵誊视成输，升口(出)焚侵游而不迫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庶携)
    (20)口口口口(，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源存口口口口口口口(乎口口(榔里)而已。)此正)
    (21)口口口口(天子有望)赞郡邑口口(者也)。口口口口口口口(翰林张士亨摹刊)
    “()”内为与《金石萃编》记缺字情况比较。可以看出，第一，《金石萃编》记“口”三十五，实际缺三十字;现碑缺字正好含在了“萃编”缺字，另多出一百字漫滤不清。第二，第七行“族党”在《演山集》中为“党族”，“萃编”和“现碑”此处相同。第三，全碑共二十一行，与文献记载相符。
    此碑极富沧桑感的面目，绝对非短时间能形成。碑身的上部，左右各损掉一角，尤其蒯獭面积较大，但米耀书“县一一学记”三字完好。中部有清晰可见的两道左高右低的裂纹横贯碑身，大致将石碑分成了上下三个区域，最下一段面积稍小。下边的一道裂纹正好从“米”、“芾”和“黄”、“裳”间穿过(见图，“拓片”见于《中国书法大辞典》、《中国碑文化》，和现存石碑有明显吻合关系，不知据何本，尚待进一步调查)，另有一纵向裂纹自上而下从篆字“县”下端向下延伸至碑身右侧三分之一处。不难看出，这几道醒目的裂纹，并非“作伪”的结果。

  至此，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学记”碑记载有序，没有失传的记录。第二，现存“学记”碑与文献记载刻石在内在逻辑上联系清楚，当是同一块碑，即现存者为宋代原石。
    笔者对米芾所书其它碑刻(不含摩崖题名)也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发现现存《芜湖县学记》碑是其中唯一较完好地保存至今的米书石刻，它同时还是米书诸碑中形制最大的，可谓米芾之“丰碑巨制”。其书法既有米芾特有的振迅多姿，含老年的清古从容，代表了米芾晚年的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