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在记载秦汉历史的时候，没有像理论著作那样去讨论秦为什么二世而亡，汉为什么百年不衰。它把这些道理融合在它的叙述逻辑当中，只要我们仔细品味，就能从中读出些端倪来。

“非承秦不能立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不是用秦朝的制度，那就没有汉朝，汉朝是继承了秦朝的制度而立国的。但是汉朝并没有完全按照秦朝的具体方法去做，汉朝用秦制但不行秦政。当然，政、制，其实这两者也是不能够完全分开的，制度跟政治操作之间，是有联系的。

举个例子，在秦朝的时候，叔孙通就是博士了，但是他噤口不言，甚至难免还有阿谀奉承之辞，顺着领导的意思说话。在刘邦打江山的时候，他也没怎么推荐他的学生到朝中去做官，他的学生因此还很不满意，他却说还没到时候。到了刘邦建立汉朝之时，他就出来了。他帮刘邦建立一套礼仪制度。刘邦作为平民皇帝，即位之初，感觉不到皇帝的尊严，开国武将们一个个觉得是自己打下了江山，对皇权缺乏敬畏。叔孙通告诉刘邦，这是缺乏朝廷礼仪所致，主动提出要制定朝廷礼制。于是，他带着他的学生和从鲁国招来的儒生，制作礼乐，设计朝廷仪式，完善尊卑秩序。

当时的朝廷礼仪，非常简单。那些舐血的暴徒，在宫廷宴会上或者喝醉了狂呼乱叫，或者拔剑击柱，毫无规矩，混乱不堪。刘邦对此一筹莫展。叔孙通趁机说：“儒家打江山不行，但治江山是可以的。你派我去召集鲁国的儒生，和我的学生一起来起草一个朝廷官员的觐见仪式。”他要规范群臣跟皇帝的关系。刘邦担心他会搞得很复杂，叔孙通说不会很复杂，礼制跟着时代变化，可以酌采古礼，然后加上秦朝的一些仪范，编个新礼就行了。

叔孙通招揽了三十多个儒生，和他的学生一起制定朝廷仪范。搞了一个月，他跟刘邦说可以来试试。刘邦试了以后觉得不难，很高兴，说：“这个我能学会。”之后叔孙通就让大家也学，学会入朝堂应该怎么行走，见皇帝应该怎么行礼。

汉高祖七年（前200）十月，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都来朝拜皇帝，参加岁首大典。酒宴之上，众侍臣官员陪坐殿上者，皆俯伏垂首，按尊卑次序起身，给皇上敬酒祝颂。斟酒九巡，谒者宣布宴会结束，从朝见到宴会的全部过程，没有出现敢大声喧哗，不合礼节的人。

刘邦说：“哎呀，我现在才知道，做皇帝是这么尊贵！”他赏叔孙通五百金，而且还提拔他为太常，相当于文化礼仪部的部长。

用秦制而不用秦政的另一个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秦始皇在他的国家统一之后，硬件建设比较多，软件建设比较少，尤其是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太简单。以法制国没错，以吏为师，除了种树、种田、占卜等科技农技方面的书籍之外，你就不要再读别的书了。

马洛斯讲，个人的需要是有层次的。最基本的需要是什么？就是生理的需要，吃啊、喝啊；然后，有安全的需要，这是基本的生存问题；再高一点层次，就是有文化、社交、情感的需求；更高的，对自尊的要求，还有自我价值的实现问题。你看看秦始皇说的，你别的不需要了，生活里就两件事，按商鞅的说法就种田和打仗，现在国家统一太平了，你还让他去种田干活，任何文化方面的东西都认为是多余的，这是漠视人的本性的做法。

汉朝开始重视这件事情。陆贾经常跟刘邦谈诗书，刘邦觉得很讨厌，他说“老子在马上打天下，安事诗书？”陆贾毫不退缩，淡定地说：“你马上打天下，你能马上治天下吗？”这个陆贾还讲：你看当初夫差、智伯、秦始皇，都只讲武力，极武而亡。假如当初秦吞并天下之后，行仁义之事，提倡一些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还轮到你来有天下吗？《资治通鉴》用“帝有惭色”四个字说刘邦不好意思了，他知道，如果秦始皇不行暴政，没有他的机会。他说：“那好，你就写一篇文章，说说秦为什么失天下，我是怎么得天下，还有古今成败之国的事。”

陆贾就根据历史材料，写了一篇历史上的国家之所以存亡的分析长文，一共有十二篇。每奏上一篇，“帝未尝不称善。”皇帝都叫好，左右呼万岁，太棒了。这十二篇文章组成《新语》一书。这个《新语》是一组以儒家为基调，同时混杂道家思想的著作。

比如《新语》里有一篇文章《无为》，说道之大者，没有能超过无为的。人的行为之大者，有超过谨慎、恭敬的。君子在治国的时候，要无为而治，就像没有声音那样寂静，像衙门里没有官吏那样安静，百姓怡然而且安分守己。所以政府尽量不要干预老百姓做事，老百姓呢也别吵吵嚷嚷，就安分做好自己的事。无为而治，在当时的情景下，就要让政府不要过度地干预百姓生产和生活。商鞅变法时，政府对于生产经营特别操心，什么都管，各种规定细碎繁琐。现在呢，不要管，要清静无为。

刘邦能够听取叔孙通、陆贾的意见，表明他有判断力。尽管他不是儒生出身，实际上还有点轻视儒生，可是他并不是不知道，儒家思想的真正价值。所以他平定英布，经过山东的时候，亲自准备祭品，前往祭祀孔子，他是中国历代皇帝中第一个祭孔子的皇帝。如果没有陆贾、叔孙通的影响在前面，刘邦不会去祭祀孔子。这次祭孔是在汉高祖十二年（前195），是刘邦去世前夕。

用秦制不用秦政的第三个表现是刘邦的分封制和郡县制。汉初有异姓诸侯国、同姓诸侯国。异姓八大诸侯国的分封，是为了打天下时的统战需要，争取同盟者，共同打败项羽。同姓诸侯王的分封，刘邦有另外的政治考虑。《资治通鉴》有这么一段话，“帝王以天下初定，子幼、昆弟少”，孩子少，兄弟不多，“惩秦孤立而亡”，觉得秦朝孤立无援，汲取秦亡的这个教训，大封同姓以镇抚天下。与此同时，他却在逐渐除去异姓诸侯王，也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刘邦在公元前202年统一之后，到公元前195元去世，这七年间，他就是在解决异姓诸侯王威胁国家安全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除掉韩信、彭越和英布。没有异姓的分封，没有人帮他打天下；异姓分封后他又从国家安全考虑，又必须加以削弱和剪除。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刘邦很务实。

封同姓为诸侯这个问题，后来造成了七国之乱。但是你不要否定在当时这个同姓分封的意义。同姓王就是刘家的子弟：刘邦的弟弟、侄子、儿子等，离关中遥远的东部地区，基本是分封的，主要有齐国、赵国、梁国等，作为屏藩汉室的屏障。刘邦搞的是“一朝两制”：一个汉朝，两个制度，郡县制和封国制。

刘邦一共在历史上活跃了十五年。刘邦四十八岁出来造反，前面七年多是打天下的，分两个阶段：前两年是从家乡打到咸阳，把秦的都城和平解放了；后面五年多，跟项羽争天下，是楚汉之争，最后由于韩信等的战无不胜，又有张良、萧何等人的辅佐，刘邦赢得了天下。然后还有七年多的时间呢，就是采取各种措施来安定他的江山。

当他去世前，吕后曾经问他说：“萧相国之后谁可为相？”刘邦说：“曹参。”曹参也老了，吕后问：“曹参以后呢？”刘邦说：“王陵，不过王陵这个人的性格太直，需要陈平一块儿合作，而陈平呢，难当独任，性格上软弱了一点儿，需要周勃，周勃可以当太尉。”吕后继续问：“那他们之后呢？”刘邦说：“这就不是你所知道了。”果然到他们之后，吕后也不在了，刘邦不但能算出后面几个宰相的人选，还能算出他老婆活多长呢。

刘邦在他的家国传承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应该说做得也是比较出色的，就是接班人的问题。

汉惠帝刘盈早就被立为太子，这是他跟吕后的孩子。可是这个刘盈太软弱了，刘邦不喜欢。他喜欢他跟戚夫人生的孩子如意，当时封为赵王。刘邦在外面打仗，也带着戚夫人，戚夫人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便梨花带雨地吹枕边风，搞得刘邦也想换太子，废黜刘盈，立刘如意。这一来，吕后就着急了，说：“这个女人欺负人够狠的，夺了我的丈夫，还想夺我儿子的太子位置！”她就到处动员大臣出面反对，大臣们也不赞成换太子，张良又为吕后献计，故意让刘邦敬重的“商山四皓”出来辅佐太子刘盈，使刘邦放弃换太子的念头。

这就是刘邦的过人之处。当他发现 “商山四皓”，居然甘心辅佐自己认为不堪嗣位的太子，说明太子国本已经受到全国上下的认可，就把个人的情感放在了一边。在太子问题上，应该说，他比秦始皇强。秦始皇到死也没立太子。

用秦制而不用秦政在经济活动中最为明显，就是授田制度。秦始皇的时候，也有此制，“使黔首自实田”，让百姓自己去如实上报，到底要占有多少地，能耕多少地，细节的制度我们不太清楚，但这个耕者有其田是有的。这是战国授田制的延续。

    我们从汉初《二年律令》可以看到，就是吕后的时候，也曾经推行授田制度，但是他跟秦朝不一样的是，由于刘邦实行无为而治，赋役轻省，这些制度能够落在实处，而不是一纸空文。秦国虽然有“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分配制度，但是有着无穷的劳役，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切实的推行，老百姓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种田，只能应付无穷劳役。

总之，刘邦在他临终之前，应该是基本上确定了大汉江山的各项制度。

张国刚《资治通鉴与国家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