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新政刚刚开始的时候，当时各地叛乱很多。有一伙叛匪打到了高邮军（今江苏高邮）。“兵来将当水来土掩”，但是，拿什么来挡呢？宋朝真正有战斗力的部队——禁军全部由中央调度，地方政府手里只有一点根本不能打仗的厢兵，还有一点弓手（民兵）。高邮的知军叫晁仲约，听说叛匪快到了，晁仲约算了一笔经济帐，他盘算了一下本军那点可怜的人马，得出的结论是硬碰硬肯定没戏，还不如消财免灾，拿钱买平安，于是乎，晁仲约就让当地的富户出资置办了一份大礼，让人抬着好酒好肉，去慰问叛匪。贼兵的目的就是活命过好日子，拿了东西，当然就高高兴兴地走了。从高邮人民的角度看，晁仲约肯定是干了一件好事。

但是，一个地方长官竟然贿赂叛匪，从制度和道义上讲，肯定是不对的，简直是大错特错，属于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该怎么处置晁仲约，改革派出现了严重分歧。枢密副使富弼、谏官欧阳修主张严办，“重行朝典”，要砍下晁仲约的头来以儆效尤，整风肃纪。参知政事范仲淹却认为晁仲约情有可原，罪不该死。控辩双方在仁宗面前展开了激烈争论，范仲淹跟富弼争得面红耳赤。最终，范仲淹赢了，仁宗被说服，晁仲约免于一死。富弼的心里不服气，气得鼓鼓的，怒气冲冲地对范仲淹说：“方今患法不举，举法而方沮（阻止）之，何以整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法不依，我要依法办事，你却多方阻挠，那还怎么管别人呢？在富弼看来，范仲淹这事做得无原则、无底线。

范仲淹说出了自己的考虑：

祖宗以来，未尝轻杀臣下，此盛德之事。奈何欲轻坏之？且吾与公在此，同僚之间，同心者有几？虽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他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这一段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是这样的：

本朝自建国以来，列祖列宗从不轻易杀戮官员，这是积大德的事情。这样的好传统，凭什么要随随便便破坏它呢？再者说，我跟你在中央，这一班同僚之间，同心同德的有几个？即使是皇上的意思，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就这样轻率地引导皇帝杀戮臣下，他日杀得手滑了，只怕将来有一天，你我的性命也不敢说保得住啊！

我读这段，主要感想有三点：第一，范仲淹不如富弼实在，很滑头，跟我上中学学《岳阳楼记》的时候老师说的好像不大一样，没那么大义凛然。第二，范仲淹对皇帝严重不信任，新政一开头他就已经在想着失败的事情了，明显诚意不足。第三，真正掌控一切的还是皇帝。从中学到大学，只要学庆历新政，都是说“宋仁宗庆历年间，范仲淹领导了……”，把皇帝直接当作时间标志来使用，好像新政就是改革派和守旧派的大地主大官僚之间的较量，这里头没有皇帝什么事儿。其实不对，范仲淹真怕皇帝，估计他的政敌也怕。

下面就是“晁仲约的故事”的后半段。庆历四年六月初一，仁宗再度发出手诏，对改革措施表示不满，范仲淹主动请求离开领导岗位，为国守边。二十二日，仁宗批准范仲淹的请求，让他到陕西、河东对西夏前线宣抚视察。八月份，富弼被派往河北宣抚视察，防备契丹。范仲淹的参知政事，富弼的枢密副使头衔还没摘。但是到十一月，仁宗正式发表诏书，认定改革派是在结党营私，没干正事。各种恶意的诽谤开始开始漫天飞舞。甚至有人诬告富弼谋反。第二年正月，富弼从河北宣抚归来，人都到了开封城门外，仁宗却听信谗言，让他在城外听候处理。

此时富弼“比夜彷徨，不能寐”，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范仲淹当初为晁仲约求情说话的时候，富弼是“终不以为然”的。可是，在这一夜，想到皇帝一个念头跑偏，自己的项上人头、毕生名节就会统统灰飞烟灭，富弼忽然开窃了，明白了，他喃喃自语，连连感叹：“范六丈，圣人也！”范六丈，是富弼对范仲淹的尊称。最终，仁宗还是守住了不杀大臣的祖训，只是解除了范仲淹、富弼的领导职务，把他们降为地方长官。

那么，范仲淹究竟圣明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圣明就在于他始终没有忘记君臣的之分，他始终都知道自己在为皇帝打工，如果皇帝不支持，就什么也干不成。这个简单道理，范仲淹在改革之初就是明白的，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有所保留，从没打算赴汤蹈火；富弼起初不明白，所以想坚持原则，态度刚硬，经历了这次风波也明白了，所以他后来虽再度入朝，但是政治态度却变得相对中庸，不再有激进的行为了。

      摘自赵冬梅《司马光和他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