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牛李党争”，就是以牛僧孺为首的一批官员和以李德裕为首的一批官员之间长达几十年的政治争斗。

牛李党争是唐朝中晚期影响巨大的事件。牛党和李党，这两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争斗四十多年，影响了中晚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他方面且不说，就以这时期的文学为例。白居易有诗长叹：“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千古名篇《琵琶行》中的句子。李商隐有诗悲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无题》中的名句。这些为今人所熟知的千古绝唱，都是作者遭受牛李党争之害后的泣血之作。白居易、李商隐以及他们同时代的几乎所有政治人物身上，没有不打上牛李党争烙印的。在这个政治漩涡中，有人想逃避，但欲遁无路；有人想参与，结果伤痕累累。

可怜的是，不论牛党也好，李党也罢，两个阵营的多数人都是国家的精英，都忠于国家，忠于皇帝，阴险奸诈的只是少数。

牛党领袖牛僧孺和李党领袖李德裕都是唐朝中后期的著名宰相。他们品行端正、能力卓著、好学博闻、文采斐然。他们的不同之处，从两个方来看。第一，出身不同。牛党多数出身庶民，是通过寒窗苦读，靠科举制度进入国家政治舞台的；而李党多数是靠祖辈、父辈享有的荫补之恩，不经过科举考试直接为官的，但是荫补也是国家制度，天经地义。第二，政见有所不同。牛党温和，保守，与人为善，主张维持国家现状；李党强硬，进取，主张弱化各地藩镇之权，强化中央管理能力，维护皇帝的权威。

其实，无论何种出身的人，都有贤有愚，有忠有奸。同样道理，任何政见都有利有弊。再好的政见，一旦极端化，都会物极必反。如果再加上意气用事，那结果跟主政之人是好是坏就没有关系了，十有八九会误国的。

牛李双方的结怨始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当权之时。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二十九岁的牛僧孺与后来成为牛党另一领袖的李宗闵在科举考试时，毫无顾忌地指陈时政，批评弊端，得罪了时任宰相李吉甫。被轻用到地方当小官，并多年不被提拔。李吉甫死后，牛僧孺等人才得到重用。李吉甫死了，但他的儿子李德裕却在朝中任要职。父债子还，党争之祸从此开始。可是李吉甫也不是一个奸臣，相反，他对国家也是呕心沥血，是当时朝廷的重要支柱。

党争究竟争的是什么？

第一是争权，哪一党上台，另一党基本上全部贬光。管他政见如何，品行如何，能力如何，只要不是自己这一党，一概贬到地方，甚至偏远之地。而只要是本党之人，不管品行良莠、能力高低，都毫不犹豫地加以重用。这种以政治血缘决定一切，目的是扩张自己的政治势力，延续自己的政治生命 。无论主政者主观上如何高尚，客观上都是对国家是有害的，反映出的是狭隘、自私的心态。

第二争的是政。只要一党当权，另一党制定的政策措施不论是对是错，推倒重来。如果两党都有人在朝中任职，那么针锋相对之事更是时时发生，即使在皇帝面前也毫不相让，而朝政往往被耽误，以至于唐文宗无可奈何地慨叹：“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当时河北的藩镇割据倾向严重，动乱不已，唐文宗居然认为党争比河北的乱贼还让他烦心。

党争双方为了战胜对方，都需要同盟军。那时最有分量的同盟军有两种人。一种是宦官，一种是藩镇，即各地手握财、政、军权的节度使。这两种同盟军都是虎狼之辈，与他们结盟等于饮鸩止渴，养虎遗患。唐朝的灭亡，终究是亡于宦官和藩镇之手，而朋党之争难辞其咎！

        摘自鲍坚《庙堂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