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和胡林翼都对并肩指挥充满期待。他们认为，二人合军，集二人智力之所长，思虑能更周密。

曾国藩与胡林翼这对组合确实称得上珠联璧合。这两个人都以理学为信仰，价值理念高度一致，同时性格和作风上又有明显差异。曾国藩为人持重儒缓，胡林翼则大胆急进。曾国藩包容大度，但又有些书生气；胡林翼“聪敏豁达，事至应机立断……不以例文拘束”。原来构成二人初期交往障碍的性格反差，此时却成为难得的互补因素，有助于战略思考和决策的全面性。要收复安徽，首先要拿下安庆。要拿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要道太湖（安徽太湖）。曾、胡二人经过会商，迅速拟定了进攻路线。

但是，有合作就会有冲突。肯定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关于任命谁为前敌统领，曾国潘和胡林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蒋凝学、唐训方四部组成，其中，鲍超、蒋凝学、唐训方都是湘系人马，只有多隆阿一个是旗人。多隆阿隶属满州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咸丰六年，他被湖广总督官文调至湖北，归胡林翼统领，经胡林翼按湘军的营规改编，成为湘军中的一员。通过一系列的战斗，多隆阿逐渐与湘系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誉。

曾国藩认为，四人当中，湘军出身的将领占三人，因此理所当然应当重用湘军将领，特别是以名望最高的鲍超为统帅。但是，胡林翼打算让多阿隆出任总指挥，一是多隆阿的智谋高于鲍超。虽然多隆阿为人“意忌情深，忮心尤盛”，但“其临阵料贼，明决如神，骁果冠伦，实有可凭”。相比之下，鲍超有勇无谋，没有当总指挥的素质。二则是多隆阿的旗人身份。胡林翼一贯重视“调和满汉”。咸丰皇帝之所以一再防范曾国潘，主要是因为心中那条绷得极紧的“满汉之防”的防线。胡林翼因此特别注意笼络、结交旗人，除了官文外，他与文庆、肃顺、僧格林沁等人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在与曾国藩合军收复安庆的过程中，胡林翼也处处注意调和满汉。他重视多隆阿，正如曾国潘当初重用塔齐布，是为了向朝廷表示湘军并无满汉之分，以赢得朝廷的信任。

因此，胡林翼明确地说，多隆阿是“天子之使”，以满族将领的身份统领前敌乃是“名正言顺”。

这个意见一出，不但曾国藩不同意，其他湘军将领也纷纷反对。

这段时间，曾、胡二人频繁联系，“一日一书”，甚至一日两书或者更多。曾国藩连日写信给胡林翼，坚持反对意见。主要担心鲍超在多隆阿的指挥下能否用命。他认为“近年鲍超之战功比多更伟”，况且鲍超本来就“不服多之为人，深恐归其节制”。

然而，胡林翼仍然认为多隆阿是最优人选。他说，鲍超也是他久用之将，自己待他如兄弟，让他委屈一些，也无活可说。

董丛林评价说：

多隆阿当时领兵较多，颇有实力，若激其不满而借故退离战线，对战事的影响将是全局性的。而出自胡林翼麾下的嫡系湘将鲍超，即使产生不满，也较容易说服和掌控。胡林翼甚至做了最坏的打算，“如因此而鲍请退，则留其兵与多”。总之，胡林翼力主条件更适合的多隆阿任前敌统领，事实证明他最后如此拍板决断，诚有必要。

此时军情非常紧张，胡林翼结营山阿，风雪漫天，“独居深念，恒用隐忧，以谓事权不一，兵家所忌”，熟计之下，不待曾国藩同意，“一夕，忽蹶起”，径自拍板，以所统诸军悉隶多隆阿调遣。

此举令“诸军大惊”，“曾公得咨文，忧疑终日”。但事已至此，曾国藩没有过分固执己见，看到胡林翼对此已有“确见”，从“勿必、勿固”的原则出发，表示他初到安徽“情形较生”，于前面之说“不敢固执”。

这样，多隆阿正式统领前敌各军。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胡氏此举对应对事权不一，多头涣散的安徽战局至关重要。事情定下来之后，其他各将也就各从其分，听从指挥。特别是鲍超在胡林翼的劝说下也能积极用命。咸丰九年十月，湘军对太湖发起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能“统筹大局”，“会商诸军”，“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两万多人。“皖事大定，楚边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

曾、胡二人另一次较大的争执是关于围攻安庆期间是否救缓武汉。

打通了湖北通往安徽的道路后，湘军顺利进军，不久便将安庆团团围住。陈玉成多次救缓，都无法突破多隆阿的防线。咸丰十一年春天，太平军为了解安庆之围，再一次发动西征，威胁武汉。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手足无措，急得吐血，以至于有“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之叹，多次要求曾国藩派鲍超或多阿隆救缓武汉 。

曾国藩看出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判断此举不过是为解安庆之围，因此不为所动。他说“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曾国藩说，太平军并不是真的要命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是特别大。“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他恐曾国荃壕墙不守，将胡林翼希望调去援鄂的鲍超霆营留在宿松以备救援，实际上是将鲍超当成了他的战役总预备队。

战略上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自己的步调走。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藩做法是对的。但是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很多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不但胡林翼要面临重责，曾国藩也会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免去了一场虚惊。事后胡林翼对曾国藩的决定表示充分理解，没有丝毫怨言。正

正如这次争执所反映出的，在联合指挥方面，曾、胡二人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是彼此都能坦诚相待，不恃客气，顾全大局。“两人间都不乏争议，甚至有时还很激烈，但这不仅没有妨碍彼此关系，反而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在争议之中使得各自意见的正误优劣更加明晰，利于择善而从，统一认识和步调。”

在越来越深入的合作中，两个人的友谊也日渐加深。胡林翼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对别人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而曾国藩则评价胡氏“忧国之诚，进德（官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

两人更相互砥砺，达到了孔子所谓“友直，友谅”的层次。曾国藩曾写信给胡林翼说：“此后侍（自称）与老前辈（指胡林翼）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约定，从此以后要以圣贤的准则相互给对方挑毛病，而不能相互戴高帽，相互包容过错。

【遽】：仓促。

【意忌情深，忮心尤盛】：意忌，疑忌，猜忌；忮心，嫉恨之心。

【“友直，友谅，友多闻”】：与正直的人交朋友，与诚实的人交朋友，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

【“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我想尽办法拉拢人才，倾心以事，但人们还是认为曾国藩有吸引力，因为他的至诚出于天性，所以感人至深。

          摘自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