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之基，人的厚度

——我读《民国大先生》

于民国学者的赞誉，漫天皆是。就像越岳南先生的叹息，“大师远去 再无大师”；就像蔡元培的碑文 ，“昔曾子称仲尼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当今之世惟先生足以当之”；就像傅斯年评价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的来一人而已”；就像特级教师李镇西所说，“在民国学者面前，我们连小学生都算不上”；学者张扬则用范仲淹的经典，“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很有些不以为然，民国教育固然群星闪耀，但凭心而论“誉很可能言过其实”了。

然而，天真幼稚荒谬是建立在无知上的。《民国大先生》，我是在赞叹中、拍案中、震撼中看完的。掩卷回首，我的天真、幼稚、荒谬、无知暴露无遗。民国先生之“大”，简直就像颜回心目中的圣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绝没有半丁点的过。

《民国大先生》所记述的都是细节琐事。而，细节琐事足能映射出民国学者的“大”。

1.尊敬学生。老生常谈，似乎无味。貌似无味，民国学者却做得有声有色。陶行知先生的“小先生制”：要求小学生自我学习，不但教别人也从别人那里虚心求教，盯住学生的同时也让学生盯住你，教学相长很有互动教学的意思。“我的朋友胡适之”是胡适先生的标签：学生去登门拜访求教学问，即便时间很长很长了，不仅绝不会下逐客令，而且始终会尊那个学生为先生。要知道，陶行知和胡适可都是文明中外的大先生，名气很大，事情很多。上课，学生起立高呼“老师好”，我们往往只是点点头“点头致意”。说到根底上，此乃礼节象征。今天的名师做课，常有交流环节：学生小手如林教师微笑。交流是为教学做铺垫的。倘若再次见面，只能算作井水和水的关系了。尊重学生，民国学者绝没有停留在口头上，而是从心底发出来，打到了学生的心坎上。没有丁点的做作，没有丁点的虚假，完全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地做到，真诚方显得厚重，就像半农的浅：不含半根腐草，澄澈见底。

2.具幽默感。来个段子，调节气氛，任人都会。民国大先生，幽默做到了令人拍案的境界。胡适倾向于京剧落伍，钟情于国粹的黄侃反唇相击：适之啊适之，那你要是唱《武松打虎》怎么办？此言一出，哄堂大笑。越是琢磨，调侃越是可乐：鞭子当马，旗子作车，对国粹的经典评价简直一绝。刘文典先生讲《庄子》，经常说：《庄子》这本书，我是不懂啊——也没有人懂。 根本不可笑的，然而越琢磨越有深度，“自古以来懂庄子的无非两个人，一个庄子本人，一个刘先生”，自信中透着诙谐。酒局上的段子，或荤或素，俗不可耐。课堂上的调料，大多做做，浅得无聊。而，民国大先生的幽默，一是首创“发人之未发，言人之未言”，二是深刻“结合学问，直抵本质”，说成“久而弥笃，余韵悠长”绝不为过。信手拈来，即为精品：民国学者的幽默，就如四大名著，经典得经典。

3.个性十足。 胡适是胡适，陶行知是陶行知，蔡元培是蔡元培，各有各的范儿。辜鸿铭先生坐火车，“德文报纸倒着拿”。德国人讥笑“装腔作势”，不绝于口。辜先生用字正腔圆的德语背诵报纸文字，说“你们德语太简单了，不倒着看一点意思都没有”。洋人争先恐后接受骂，映射出了先生的“尊严”，尊严不容侵犯。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邀请一个年轻人做教授：20多岁；没文凭；圆头仅仅一篇文章《究元决疑论》。质疑纷纷：20多岁的教师怎能教20多岁的学生。蔡先生力排众议。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一双慧眼， 搜寻千里马，时得千里马。无问出身，无问背景，唯才是举。蔡先生是名师的名师，不拘一格任人才。没文凭的活字典陈寅恪先生：上课的时候经常吃力地走进教室，因为抱在胸前的许多书，书被布包裹着，一般的课程用黑色布包，佛经课程布包则换成黄色。携着许多书上课，笃厚；布包的细微调整，严谨。做学问，待人接物，一贯的风格。不是中规中矩，而是举手投足间留露着对学问的尊重。民国学者的个性，依靠的是学问的厚重。孜孜不倦，执着以求乃至常人难以参透。今天活跃的某某家某某者，已经被习题集教材吞没，视线里只有荣誉利益，所谓学问常常是冠冕堂皇覆盖的噱头。民国大先生的个性，是为学问而生，是为学问而长，是为学问而荣。就如情人“我的眼里只有你”，民国先生面对学问唯有俯首唯有贴心唯有虔诚。

张伯苓先生说，“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生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朴实，拒绝浮华，踏踏实实、安安静静、任劳任怨地去做学问；低调，拒绝盛气凌人，不张扬、不夸大、直面问题实事求是步步夯实地做学问；动力，绝非外部强加，不是“需要我”而是“我需要”，饱满热情发自肺腑以恒心爱心细心去做学问。民国教育，群星闪耀。民国先生，光彩照人。民国精神，远远流长。钱学森先生有百年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民国大先生以行动给了我们提示：专注、情怀为前提，我们才配谈学问，我们才资格做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