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太福音》里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于是，信徒们便听从耶稣的教诲，到处传教。到了明朝的时候，福音也传到了中国。但一开始，中国人对这事不感兴趣，所以西方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是四处碰壁，直到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来自意大利，名字叫玛提欧-利奇。

玛提欧-利奇一到中国，就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利玛窦。利奇不但把名字改成中文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奉行把天主教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针。他一开始传教的时候，并不传教，而是刻苦学习汉语以及四书五经等经典，学习中国的礼仪习俗。他们身穿佛教僧侣的服装，把自己装扮成远道而来的低调的西方僧人。后来又干脆改穿儒士的衣帽，把自己当成了自己人。他们先不着急和下层民众打成一片，而是专门结交达官贵人。他展现给大家伙儿的，不是《圣经》，而是什么圣母像了，地图了，星盘了，三棱镜了等中国人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然后，他借鉴四书五经的内容传教，他利用“科普″的机会传教，和达官贵人们扯闲篇儿的时候传教。一来二去的，利玛窦有了一个品位与地位都很高的“朋友圈″。

鉴于利玛窦同学的出色表现，上级任命他为中国教区的CEO，并指示他想办法到北京觐见中国皇帝。但苦等了两年，利玛窦却一直没有找到进京的机会。要不说“朋友圈″是万能的呢！在利玛窦的“朋友圈″中，就有南京礼部尚书王忠铭。这一年，王忠铭要进京述职，而且正赶上万历皇帝过生日。皇帝过生日，当奴才的必须要表表心意。怎么个表法呢？王忠铭想到了手里有“奇货″的利玛窦。于是，王忠铭就邀请利玛窦与他一起进京。利玛窦当然求之不得，便爽快地答应下来。而且，他还心领神会地准备好了自鸣钟、八音琴等西洋宝贝，准备进献皇帝。然后，一行人离开南京，沿大运河北上进京。

船到济宁，利玛窦“朋友圈″中另一位高人李卓吾热情洋溢地接待了他，并把他介绍给了驻济宁漕运把总刘东星。推杯换盏之际，刘把总把一封亲笔信交给了利玛窦，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哈喽啊，我们中国有很多事你们外国鬼子不知道。此去北京，虽然你是觐见我们的皇帝，但此去路途遥远，关节甚多，不可不防啊。拿着本官的亲笔信，或许有些用处。″

行船继续北上，来到了南旺段柳林闸。如张伯行《居济一得》所述，柳林闸“积船二百余只方可启板，启完即速过船，船过完即速闭板。″利玛窦的船临近闸前，只听得管闸的闸吏粗声喝道:“嗨，说你呢，你那船赶紧靠边，已经满闸了，等下一批再过闸吧。″

那么，闸内真的满船了吗？当然没有。明摆着，这是闸吏借机卡油。

对此，利玛窦船上的船老大已经见怪不怪了。他马上对着闸吏喊到:“闸爷，刘把总有亲笔信给你。″闸吏一见刘大人的亲笔信，马上旧貌换新颜，转身对着别的船大声喊道:“靠边！靠边！让领导的船先过！″(这口气是不是现在听着也很熟悉？)

利玛窦的船总算有惊无险地过了柳林闸，不久就来到了临清闸。到了闸前，学乖了的利玛窦还没等闸吏喊“靠边″，就主动拿出了刘大人的亲笔信。但是，这回刘大人的亲笔信没好使。为什么？因为到了临清段，已经不归刘大人管了。这时，利玛窦又想到了他“朋友圈″中的另一位能人一一临清道钟万禄。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闸吏，竟连堂堂道台的面子也不给，就是不让利玛窦的船过闸。

怎么个意思？难道这小子不想在道上混了？

不是。这小子不但想在道上混，而且还混得相当明白。因为，不让利玛窦的船过闸，是皇帝宠信的太监马堂的意思。

为了更好地实现GDP持续增长的小目标，万历皇帝想了个办法，就是选派得力的太监们到各经济发达地区做税监。太监马堂的办事处，就设在临清。本着"雁过拔毛″并“不让一条死鱼漏网″的原则，马堂当然不会放过利玛窦。但马堂是见过大场面的人，做起事来自然大方又得体。他把利玛窦请到岸上，设宴款待。席间，马堂对利玛窦说:“我知道你给皇帝带了不少稀罕玩意儿。这样吧，你也明白，我是皇帝的红人，你就把贡品给我吧，我愿意为你效劳，代为敬献。″利玛窦这时候犯了西方人容易犯的一根筋的老毛病，断然拒绝了马堂的“好意。一场宴会，不欢而散。

没多久，一群彪形大汉闯进利玛窦的住处，把他塞进马车，拉到一百多里外的一个黑屋子里，关了起来。这一关，竟然关了半年之久。

就在利玛窦万念俱灰之际，一个满脸堆笑的狱卒为他打开了牢门。原来，利玛窦被抓后，临清道钟万禄买通了看守，让利玛窦给皇帝写一封亲笔信，他设法转交。结果，万历皇帝接到利玛窦的信，立即降旨召见。从此，利玛窦这才一路顺风，进了紫禁城。

这几幕，只是利玛窦进京路上的几个剪影。实际上，他一路上所受到的种种刁难，远不止如此。但是，仅从这两幕中就可以看出，刁难他的，既不是当权高官，也不是乡匪路霸。除了太监马堂，刁难他，或者搭救他的，都是些诸夫“闸吏″、"狱吏″之类的小吏们。那么，“吏″，是个什么东东？

“吏″，也叫“胥吏″。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史上，“吏″这个角色有着悠久的历史。国家要有衙门，有衙门就要有官。但光有官不行，官是动口不动手的领导，跑个腿动个手打个杂什么的，官是不干的，得有人帮忙。而“吏″们，充当的就是这类角色。在秦汉时期，官、吏之间的界限还不是十分分明。隋唐以后，官与吏便完全区别开了。官员受命于朝廷，是有“编制″的；而吏则不在此列，是“无编人员″。现在的城管队一惹祸，往往就说是“编外临时人员干的″。而古代的吏，就和这些“编外临时人员差不多。这些人没品没级，地位低下，而且升迁无望。但你可别小看了这些小吏们。他们长期浸淫在官场，对官场的规则，尤其是潜规则，摸得门清。他们没有别的出路，既不能升官，也不能暴富，留给他们的，只有蝇营狗苟一条路了。于是，他们便如一匹匹饥饿的狼，绝不放过有可能到嘴的任何一块肥肉，甚至一块已经被啃干了的骨头。

到了明清两代，胥吏不但在人数上规模空前，在想方设法干坏事方面也屡有创新。清朝雍正时期的反贪强人田文镜就曾无可奈何地感叹:大清的知县，十有八九都被胥吏拉下了水。没当几年官，就成了胥吏手中的傀儡了。清末著名外交家郭嵩焘更是痛心疾首地说道:“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言外之意，大清国搞成这副奶奶样，都是胥吏惹的祸。

胥吏的危害性早已人所共知并深受其害，那为什么胥吏们的恶行却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呢？或者，就像顾炎武所说的“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呢？再或者，为什么明知“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道理，为什么不把小鬼们斩尽杀绝呢？事实上，阎王爷不是不想杀难缠的小鬼，而是只要有阎王爷在，就一定有小鬼。想想也是，没了前呼后拥的小鬼们，那阎王当得还有什么劲？而要想消灭那些难缠的小鬼，只有把人间换成朗朗乾坤。否则，就别怪小鬼缠身，更不能不把小吏当干部。

不信？那就请你再跟随利玛窦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