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晚清名人。27岁时，他高中进士探花，从此一路高歌猛进，做到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的高位。张之洞不但官做的大，学问也大。他精通儒学、经学、目录学，且主张“通经致用”，号称是晚清官场上学问最有声望的官员。他不但官大学问大，而且还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兴教育，办实业，练新军，抵外辱，都是被人们交口称赞的大事、好事。所以，人们把他看作是“晚清四大中兴名臣”之一。连日本人伊滕博文都夸奖他说：“中国办事大臣，惟张香帅一人耳！”

张之洞不但政绩突出，思想也前卫。面对“西风渐进”的思潮，他与时俱进地发表了轰动一时的大作《劝学篇》。《劝学篇》的中心思想，可以用书中的一句话概括：“中体西用”。“中体”，就是封建君主制与孔子儒教；“西用”，就是西方的“火器”、坚船利炮等先进武器装备与技术。他认为，只要在中国传统政体政教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那我泱泱天朝将永远立于世界不败之林。此论一出，掌声一片。从此，“完人”张之洞便更加完美无缺了。

巧合的是，早在张之洞写成《劝学篇》之前十年的1885年，日本人福泽谕吉也写了一本《劝学篇》。虽然书名完全相同，但张之洞却绝无半点抄袭之嫌。因为不但二者内容迥异，而且两相比较，“完人”张之洞马上就漏洞百出了。

比如，张之洞的《劝学篇》主张“中体西用”，日本明治政府根据福泽谕吉《劝学篇》的思想提出了“和魂洋才”，乍看起来差别不大，但细细一想却天壤之别。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维护的是腐朽没落的封建专制和顽冥不化的儒家教条，引进的只是工农业技术而已。而福泽谕吉的“和魂洋才”，追求的则是日本精神，西洋才干。这个“洋才”，不只是工农业技术，还包括政治、法治、上层建筑等方方面面。

再比如，张之洞强调：“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矣；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矣；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矣。”而福泽谕吉则认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人生来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没有上下之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维护其财产，珍视其名誉。而这些基本权利，则是完全平等的。

抛开《劝学篇》的纠缠，即使在其他方面，和福泽谕吉两相对照，张之洞照样也是漏洞百出。

对于做官，张之洞认为那是实现了他的“青云之志”。非但如此，张之洞还总结出了一套“官经”。他说：“我从政有一定之宗旨，即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十六字，终身持之，不敢差异也。”而福泽谕吉本是有大把机会做高官的，但他坚决不做。不但他不做，也不想让别人做。他说：“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强盛。”他认为，强民，就是国民具有独立之心。而一旦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那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

张之洞办学，福泽谕吉也办学。现在的武汉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等众多知名大学的前身都出自张之洞一己之功，也确实培养了一大批新式工农业所需要的人才。而有着“亚洲第一私立学府”之称的日本庆应大学，也是福泽谕吉创办的。但他的办学宗旨很简单：独立。所以，直至今日，庆应大学的校训依然是：“独立自尊，笔比剑强。”

张之洞虽然没亲自办过报，但当维新派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时，张之洞给予了巨大支持。他不但为报社捐款千元，还以总督的名义要求湖北全省各州县公款订阅。可是，当《时务报》发表了关于中国应该争取民权的文章后，张之洞勃然大怒，并命人写文章予以严厉批判。湖南《湘学报》刊载了关于孔子改制和鼓吹民权思想的文章后，张之洞更是怒火中烧，下令停发报纸。福泽谕吉不一样。坚决不做官的福泽谕吉将著书、办学、办报视为自己毕生三件大事。所以，他当然要亲自办报。现在日本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产经新闻》的前身，就是他一手创办的。福泽谕吉强民的标准是独立，办学的宗旨是独立，办报的目的还是独立。“独立不羁，不偏不倚”，就是他的办报方针。

不可否认，做为一代能臣，张之洞的功绩是不容否认的。就连他的人品，也可以成为万世师表。他做了数十年的封疆大吏，却“家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但，能臣与贤人，却不足以掩饰他的“漏洞”。如果说，福泽谕吉换了一具杯子，并引来了西方一股甘冽的清泉，那张之洞则是打造了一副金璧辉煌的金缕玉衣，然后小心翼翼地套在了一具腐尸上。

而这，才是张之洞最大的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