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树立李唐皇族的绝对支配地位，压制和消除“山东四姓”在帝国内部的巨大影响力，特意命人编撰了《贞观氏族志》，将所有的氏族按照家族成员的官职和社会地位排列，并且一直修改到自己满意为止。最终按照自己的意志，成功的将皇族和宰相们所属的氏族排在第一位，唐高祖和太宗的外戚家族排在第二，把山东氏族中最有名望的崔氏排在了第三。

       然而，《氏族志》并没有给“四姓”所属的贵族集团带来很大的影响，其社会地位完全没有下滑，仍然保持着强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唐太宗手下的三位名臣：魏征、房玄龄和李世绩都仍然与“四姓”联姻，并以此为荣。

       唐高宗继位，宰相李义府向“山东四姓”求婚，被拒绝之后恼羞成怒，君臣二人商量之后，直接来硬的，以皇帝的名义颁布了《禁婚诏》，强行禁止包括“山东四姓”在内的7大姓，11个世系之间的内部通婚，并且将用于婚嫁的财礼与官品直接挂钩。

       然并卵，《禁婚诏》实际上等于给这些大族打了个免费的广告，主动上门求婚论嫁的高官士族络绎不绝，盛况犹胜从前。

       原因很简单，《贞观氏族志》和《禁婚诏》，采用的方法跟现代中国的房地产调控一个思路，总是在提升它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自然给普通百姓造成了“山东四姓”高不可攀的形象。

       公元659年，宰相许敬宗（或许是在武则天的授意之下）上奏唐高宗，建议重新编撰《贞观氏族志》，并将其更名为《姓氏录》，在顺理成章的将武则天为首的皇妃家族列在第一等级的同时，把收录的标准进行了修改，不再考虑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只收录唐代五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入内：“皇朝得五品者皆升士流。”

毫无疑问，新的标准得到通过科举考试得到官职的庶族寒门子弟的热烈拥护，其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扩大，新晋士族在朝廷和地方政府当中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再加上许多平民通过军功被授予高级官秩，进入士族之列。

这些新晋士族为了抬高自己，凡是姓崔的就自称清河崔氏，姓郑的都自称荥阳郑氏，姓李的都自称陇西李氏。由于在当时根本没办法辨别这些人是真的旧士族还是新士族，“冠冕皂隶，混为一谈”。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既然完全没有办法辨别家世、出身的真假，要么敬而远之保持距离，要么不再将家世门楣做为结为姻亲关系的主要考量因素，如此一来，就门阀贵族们的影响力便不可避免的渐渐式微了。

其实，《姓氏录》之所以能起到这种效果，是因为许敬宗的做法高明之极，等同于不断的往牛奶里加三聚氰胺，市场上的牛奶口碑自然越来越差，最终消费者用脚投票，对所有的牛奶都不相信了，牛奶自然只能卖得跟纯净水一个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