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展开正式的论述之前，先简单的介绍一下长孙皇后（谥号文德）的生平。

长孙皇后（公元601年－636年），名不详，字观音婢，出生于河南洛阳，鲜卑族，隋朝齐国公长孙晟之女，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唐高宗李治的母亲，与初唐名臣，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首的司空长孙无忌是嫡亲兄妹。

长孙皇后，八岁丧父，由舅父高士廉抚养。十三岁，嫁给唐国公李渊次子李世民。武德元年，册封为秦王（李世民）正妃。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册封为皇后，诞下三子四女。

贞观十年（636年），长孙皇后病逝，终年三十六岁，谥号文德皇后，葬于昭陵，史称 “千古贤后”，著有《女则》、《史论东汉明德马后》、《春游曲》。

       笔者之所以将长孙皇后列为“贞观之治”最大的幕后功臣，是因为她的存在暂时遏制和避免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刚愎自用和独断专行。

       众所周知，帮助唐高祖李渊平定天下，又一手开创了大唐盛世的唐太宗是位雄才大略德才兼备文武双全能力超群的君主，即便是在“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中，综合实力和取得的功绩都是靠前的，加之其掌握着至高无上的君权，很容易志得意满，衍生出刚愎自用和独断专行的行事作风，而这基本上是很多亡国之君的通病。

       要知道，无论太宗李世民的能力如何出众，毕竟仅仅是一个人，治理大唐这种疆域广袤、人口众多且强敌环伺的帝国，个人的能力显然是不够的，故而必须仰仗更多能力出众敢于任事、勇于直谏、有能力有抱负的朝臣、专才——君臣之间坦诚的交换意见，避免犯下严重的错误，从而得出最优的结果。

       如同绝大多数能力超群出类拔萃的人物一样，太宗的自信和自傲远超常人，皇帝的身份又让他难以放下架子，因此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能够轻易被人说服的人。而他刚硬的性格，又决定了当朝臣的谏言让自己难堪之后，为了保护皇帝的尊严，必然想用皇权来进行压制。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资治通鉴》里面记载的，太宗李世民被直谏的魏征气得想杀掉他的典故：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长孙皇后本人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同时对于朝政有独到见解，她与李世民的关系除了单纯的感情深厚浓情蜜意的结发夫妻之外，还是相知甚深的挚友，故而能完全明了丈夫的内心世界，才能通过言行来规劝对方。

长孙皇后深知太宗想成就雄图霸业带有双重的目的：一是本身的抱负和雄心，二是向世人、后世和父亲证明自己的能力，以尽力减轻屠戮兄弟、胁迫父亲的心理负担，在史书中留下正面的形象。在这种前提之下，太宗的内心深处时时刻刻在提醒自己要表现出对朝臣的尊重，对百姓疾苦的感同身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采取夸张的做法。

贞观二年，京师旱，蝗虫大起。太宗入苑视禾，见蝗虫，掇数枚而咒曰：“人以谷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尔其有灵，但当蚀我心，无害百姓。”将吞之，左右遽谏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灾朕躬，何疾之避？”遂吞之。自是蝗不复成灾。

作为贤妻挚友，长孙皇后比其他人更能体会太宗内心的苦楚和压力，自然也知道该如何宽慰、舒缓，于是乎在有意无意中变成了犯言直谏者的保护伞，使他们能够安全的为大唐的崛起献计献策。

可惜的是，长孙皇后仅仅活了三十六岁，太宗便失去了掣肘之人，再加上贞观早期大唐所觉得的成就，于是乎不可避免的志得意满起来，开始贪图享乐，骄奢淫逸且独断专行，听不见任何逆耳之言，以至于房玄龄临终哀叹：无人敢犯言直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