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疑罪从无”原则，最早的系统性定义和解释是由18世纪的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的，他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

从那以后，该原则被许多西方国家的宪法、宪法性文件，或国际条约所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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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更早的时代，古罗马法中便已经采用了“罪案有疑，利归被告”的原则，从有利于被告的角度出发，做出从宽或免于处罚的判决，但是，真正促使其在欧洲形成一种稳定的法学原则的，是基督教的观念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有如下三点：

第一， 法官在审判中对上帝是负有责任的。

“你们对别人的审判中，也包含了对你们自己的审判。”——玛窦福音7.2

中世纪法律是相当的不完善（这点与古罗马和古代中国相比，差距非常大）

法官们手中并没有真正的成文法律和像样的诉讼条例可供参考，主要审判依据是他们的社会经验、地位和对上帝的责任。而按照基督教的“原罪说”，人人都是有罪的，同时人类又是上帝创造的，你当法官来审判别人，你有这个资格吗？万一惹得上帝不高兴了怎么办？于是乎自然而然的审判中采取了宽容的立场，以至于诞生了著名的布莱克斯通错误比——“宁可放走10个有罪之人，也不让1个无罪之人蒙冤。”

      第二，尘世的惩罚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否则，同样是违背了上帝意志的。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向上帝忏悔是能够赎罪的，哪怕是再大的罪恶，只要在死前向牧师做了忏悔，同样可以上天堂，而上帝在天堂里还有最终的审判——你们在尘世把所有的罪恶都给惩处完了，那上帝他老人家在天堂岂不是没有人可以审判了？难道说你们自认为比上帝还睿智，能全部搞清楚？既然不是，留些人给上帝审判，岂不两全其美？

      最后一点，中世纪晚期，教廷为了缓解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应对宗教改革派，新教的竞争，刻意摆出宽容的姿态，向各国王侯强调的“宽宥和仁慈”，引导他们在法庭审判中尽量采取宽容的立场，这对于被告来说，当然是有利的。

      宗教改革之后，古罗马完善的法律系统渐渐被引进到了欧洲法律体系当中，法律随之渐渐变得严格起来，但是“疑罪从无”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故而被完整的继承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