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娜拉与林道静分别是西方与中国文学史上典型的文学形象。通过对她们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易卜生与杨沫对于悲剧形象塑造的不同方法，同时也了解了中西文学比较的方式方法。比较文学发展到今天，比较的研究视角已经被大家所熟知，可以说作品之间的比较层出不穷，但是真正意义上能起到典型性的比较并不多见。《玩偶之家》和《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比较分析针对女主人公形象一点进行比较，力争深入挖掘悲剧的典型意义。

　　关键词：娜拉;林道静;悲剧根源研究

　　娜拉和林道静是中西方文学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她们深入人心，得到了读者的广泛共鸣。两者作为文学典型形象有其共同之处。一是她们都来源于生活，她们都是作家对生活大度集中地概括。林道静在在革命大背景下地主出身和资产阶级教育背景下转化为革命者的先进典型，是绝望中重生的代表。娜拉是资本主义社会家庭主妇面对亲情、爱情、社会舆论的咏叹调，透过生活现象来透射出人与人社会的冷漠，人吃人的社会现状。二是弱势群体的身份，同为女性，在中西方的社会体制中女性都生活在男权社会的背景中，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她们是男人们的附属品。

　　一、性格悲剧

　　林道静与娜拉都是天真浪漫的青年女性，她们都是充满着幻想、她们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娜拉善于一边摇手鼓、一边跳特兰特拉舞,被称赞为“超过了艺术标准”;林道静吹起策来,如泣如诉,感人肺腑。她们对于艺术有着独特的爱好，她们都向往自由。同时她们是善良的，性格软弱，她们对现实生活境遇首先选择的是屈服，而不是抗争。娜拉勤劳，对待生活的艰辛百折不挠，为偿还债款，经常针织、纺花、抄写至深夜;林道静在家除做饭，还要不停手地忙这忙那，常常干得大汗淋滴。她们这一切，全是为了丈夫、为了家庭幸福。她们把自己的丈夫奉为全部，她们在家庭生活中付出了全部，但是付出并没没有得到她们想要的幸福，娜拉被阴奉阳违的海尔茂欺骗;林道静与余永泽结婚后还是想“到社会上去做一个人”。软弱的性格使他们选择了妥协，但不能接受欺骗的性格使她们最终选择了反抗。软弱的性格是悲剧的根源，依附家庭的思维铸就了她们的相似的人生。林道静是在反抗中逐步成长，她的命运悲惨在前，在悲剧的人生境遇面前，林道静是一个弱女子，软弱的性格使她在绝望和现实中挣扎。

　　二、时代的悲剧

　　娜拉是1879年《玩偶之家》的女主人公，易卜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易卜生给予了娜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使娜拉具有了社会典型性。在十九世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频发，1871 年，法国又爆发了震撼欧洲的巴黎公社起 义，建立了世界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各种文艺思潮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纷纷登场，易卜生紧跟时代步伐，用戏剧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把时代人与人自私的悲剧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个时代，西方社会思想进一步自由化，各种文艺思潮风起云涌，易卜生对人生，对时代有了自己的认识，人道主义关怀成为易卜生思想的主要内容。现实世界的人与我诈让易卜生洞察了社会的本质，对人吃人的社会进行了严厉的鞭挞。

　　杨沫1958年出版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这部小说是建国初期反映现实主义作品，小说成功地描绘了大变革时代新中国成立前后知识青年面对社会巨变个人命运与历史的抉择。在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成就了英雄人物，同时黑暗的社会背景对个人而言是悲剧命运产生的根源。在革命频繁爆发，前途未明的大时代中，有理想的青年也向林道静一样满怀理想抱负，但是现实世界确实报国无门，他们都得屈服，有的迷茫，有的堕落，那个时代就像一块试金石，造就真金，同时也是大浪淘沙，使年轻人的命运跌宕起伏。

　　三、人文悲剧

　　娜拉与林道静的悲剧有性格因素，有时代因素，更有人文因素。易卜生是在十九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文主义思潮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影响深远。从潜意识状态来看，易卜生充满了人文主义关怀。作家悲天悯人，易卜生式的人道主义，充满审美的乌托邦伦理道德理想。在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过程中，无论是题材的选择、主题的表现、人物的塑造，还是细节的描绘，都凸显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理想的光辉和强烈的社会批判锋芒。这种思想对《玩偶之家》的娜拉产生了深远影响，娜拉的悲剧命运正是易卜生人文悲剧的直接体现。

　　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中，中西文学比较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中，两部作品的比较需要内在的联系和承接性，这是研究者需要重点考虑的地方。作为文学研究的内容，我们要把文学作品的分析与时代背景、题材主题结合起来，对中西方文学的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研究，我们的研究要以文本为主，超越政治因素，超越民族差异，把文学本体研究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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