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屋顶’之计”

——读鲁迅先生杂文《无声的中国》

郑殿兴

先要说明，“‘拆屋顶’之计”，源自鲁迅先生的杂文《无声的中国》。更要说明，鲁迅先生于此，并无“‘拆屋顶’之计”字样，是俺依其体会、感悟，斟酌再三、再三……写下的。还要说明：“‘拆屋顶’之计”，可与旧时“三十六计”并论——加上此计，可戏言“三十七计”了。

《无声的中国》，以文字、文学革新为由头，道出了中国“无声”之因，抨击了封建专制之恶，内涵博大精深。我敢说，由此而来的“‘拆屋顶’之计”，绝非闲篇，更非歪读，而是对该文不可小视的贡献之肯定。鲁迅先生指出：“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文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鲁迅先生，更就此指出了原因，得出了结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想想看，因有人提出“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类如“拆屋顶”的“更激烈的主张”，“白话文”才“能够流行”，是事实吧？即便留些余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了吧？类如“拆屋顶”的“更激烈的主张”，能带来如此效用，不正是中国人“调和”“折中”性情起了作用吗？可以说，两者的因果关系，确而无疑了，很有些普遍性了；可以说，中国人“性情”的“调和”“折中”，恰如鲁迅先生揭示的国民性“另一面”——“劣根性”之说，具有同样意义了。

北魏孝文帝，欲“迁都”洛阳，因臣属反对，停下了；欲“南伐”（南齐），亦遭反对了。后来，孝文帝单独召见了较有影响力的任城王拓跋澄，详述了“迁都”重要性，坦言了“南伐”是假，率众“迁都”是真。拓跋澄明白后，改为拥护明是“南伐”——暗是迁都的决策、计策。公元493年秋，孝文帝率30万兵马出征，到洛阳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仍“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跪其马前，请求莫“南伐”了。孝文帝说：“若不南銮（‘南伐’），即当移都于此！”，臣属一比较、一寻思，同意了。伴随“迁都”而来的，是改鲜卑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装、改胡语为汉话……民族融合步伐大大加快了。

孝文帝所为，是典型的“‘拆屋顶’之计”：“南伐”（南齐），不就是比“迁都”洛阳“更激烈的主张”吗？“迁都”成功，不就是臣属“调和”“折中”性情起了作用吗？这，是古代例子。当代“‘拆屋顶’之计”，俯拾即是了。一位朋友，对一要价3万元的古玩，很感兴趣……便用了“‘拆屋顶’之计”：欲两三千元买下，“砍价”，便从千元起步了（此之“砍价”，活用“拆屋顶之计”另类表现也）……最终是，三千元成交了。当然，卖家心里“有数”：己之报价，本就“虚高”了嘛。

古今实例，足以说明：“‘拆屋顶’之计”一说，很可成立了；“三十七计”之戏言，但说无妨了。

用“‘拆屋顶’之计”，关键是拿捏好“更激烈的主张”火候。魏孝文帝玩“拆屋顶”——“南伐”（南齐），行。倘说“征服”世界，便过了。买古玩的朋友玩“拆屋顶”——“砍价”起步千元，可。若说三元钱，便过了……

——读鲁迅先生杂文《无声的中国》

郑殿兴

先要说明，“‘拆屋顶’之计”，源自鲁迅先生的杂文《无声的中国》。更要说明，鲁迅先生于此，并无“‘拆屋顶’之计”字样，是俺依其体会、感悟，斟酌再三、再三……写下的。还要说明：“‘拆屋顶’之计”，可与旧时“三十六计”并论——加上此计，可戏言“三十七计”了。

《无声的中国》，以文字、文学革新为由头，道出了中国“无声”之因，抨击了封建专制之恶，内涵博大精深。我敢说，由此而来的“‘拆屋顶’之计”，绝非闲篇，更非歪读，而是对该文不可小视的贡献之肯定。鲁迅先生指出：“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文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鲁迅先生，更就此指出了原因，得出了结论：“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想想看，因有人提出“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类如“拆屋顶”的“更激烈的主张”，“白话文”才“能够流行”，是事实吧？即便留些余地，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了吧？类如“拆屋顶”的“更激烈的主张”，能带来如此效用，不正是中国人“调和”“折中”性情起了作用吗？可以说，两者的因果关系，确而无疑了，很有些普遍性了；可以说，中国人“性情”的“调和”“折中”，恰如鲁迅先生揭示的国民性“另一面”——“劣根性”之说，具有同样意义了。

北魏孝文帝，欲“迁都”洛阳，因臣属反对，停下了；欲“南伐”（南齐），亦遭反对了。后来，孝文帝单独召见了较有影响力的任城王拓跋澄，详述了“迁都”重要性，坦言了“南伐”是假，率众“迁都”是真。拓跋澄明白后，改为拥护明是“南伐”——暗是迁都的决策、计策。公元493年秋，孝文帝率30万兵马出征，到洛阳时，秋雨绵绵道路泥泞，仍“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跪其马前，请求莫“南伐”了。孝文帝说：“若不南銮（‘南伐’），即当移都于此！”，臣属一比较、一寻思，同意了。伴随“迁都”而来的，是改鲜卑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装、改胡语为汉话……民族融合步伐大大加快了。

孝文帝所为，是典型的“‘拆屋顶’之计”：“南伐”（南齐），不就是比“迁都”洛阳“更激烈的主张”吗？“迁都”成功，不就是臣属“调和”“折中”性情起了作用吗？这，是古代例子。当代“‘拆屋顶’之计”，俯拾即是了。一位朋友，对一要价3万元的古玩，很感兴趣……便用了“‘拆屋顶’之计”：欲两三千元买下，“砍价”，便从千元起步了（此之“砍价”，活用“拆屋顶之计”另类表现也）……最终是，三千元成交了。当然，卖家心里“有数”：己之报价，本就“虚高”了嘛。

古今实例，足以说明：“‘拆屋顶’之计”一说，很可成立了；“三十七计”之戏言，但说无妨了。

用“‘拆屋顶’之计”，关键是拿捏好“更激烈的主张”火候。魏孝文帝玩“拆屋顶”——“南伐”（南齐），行。倘说“征服”世界，便过了。买古玩的朋友玩“拆屋顶”——“砍价”起步千元，可。若说三元钱，便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