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与“求异”断想

           ——有感于朱铁志的杂文“题外话”

郑殿兴

在那天的杂文研讨会上，我有幸听到了朱铁志同志（题为《是真佛只说家常话》）的发言——尤其那个杂文“题外话”，让我牢记又牢记了：“顺便说句题外话，在读者看来，徐（惟诚）老起码有三重身份，一是官员，二是学者，三是杂文家。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如何把三重身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因为按照通行的观念，这几重身份经常是互相矛盾的。官员替天行道，从思想观念到思维方式，都必须保持高度的‘趋同’倾向，这不仅是工作性质使然，也是不容分说的政治纪律。而杂文家和学者在本质上尽管与官员并无大的不同，但在具体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上，必须时刻保持‘求异’的特性，保持作为知识分子须臾不可或缺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两种思维方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很难不产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甚至是难以调和与超越的……通读徐（惟诚）老的杂文，我找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平实语 真诚心——余心言杂文研讨会集锦》，蒋元明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

******************

不用说，朱铁志同志提出的“趋同”“求异”问题，肯定是切身感受了，动了脑筋了：因为身份不同，写杂文的要求往往有明显或潜在的不同，或者说，往往会产生明显或潜在的不同感觉。这，也是一种实话实说，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去丰富、去发展。“趋同”与“求异”的问题，不仅对鼓捣杂文者，对所有讲话、著文者，都是要直面的大问题。

“趋同”的要义，是一致。但这个一致，不是绝对的、没条件的——必须要与真理一致为前提。有时候，或更多时候，执政决策者的思想、政策、举措，与真理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此时之“趋同”，便无二话了。但不一致、不很一致的情况，并非没有——此时，就不宜轻言“趋同”了。倘将“趋同”绝对化了，只能损害、断送党和人民的事业！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惊人之变，让我们对此早已完成了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

“求异”的本质，是求真。和“趋同”一样，也绝对化不得，也是有条件的——必须以寻求真理为目的。在党的思想、政策、举措与真理一致或基本一致的时候，杂文（及一切发言、著文）的“求异”，多是对这些思想、政策、举措的肯定、支持及完善，还有对误解、否定这些思想、政策、举措言论的回答与回击。如果，与之相反了即党的思想、政策、举措与真理不一致、不很一致了，“求异”，便少不了质疑、批评，进而会提出科学的思想、观点。

*******************

“两种思维方式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很难不产生矛盾，有时这种矛盾甚至是难以调和与超越的。”此言点出的矛盾表现，主要是指党的思想、政策、举措有误、有错之后的“趋同”与杂文“求异”的矛盾。矛盾，是真的，但要说“难以调和与超越”，似有些夸大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乃一切革命者的显著特征。当年闹革命时，毛泽东向左、右倾错误路线作斗争，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和“打运动战”的军事思想，多英明而伟大！自然，就因这种“求异”而未“趋同”，将他查办撤职了，晾一边儿了。当今的改革开放，亦非处处事事无误。前些年“对医改进行再医改”和蒋彦永同志的“求异”——“外媒揭露”（虽非杂文，但功用比杂文还杂文）“非典”疫情假话……不就是、不都是“超越”矛盾、解决矛盾极有说服力的例证吗？

邓拓同志的“求异”——对左倾的批评性杂文，不管多么温和、多么委婉，最终还是被迫害了；蒋彦永的“求异”即“外媒揭露”之言之文，多么直言不讳，不管多么不客气，最终，仍是“全身”儿，既没被“训诫”，更没被专政。时代的变化、进步，在蒋彦永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李文亮可不是平白无故说出来的。

退一步说，即便现在或将来有谁因正当的“求异”、不“趋同”而被孤立、被围攻、被斥骂……应视为必要的代价，共产党员“五不怕”“特殊材料制成”的，可不是说说就当了的！在此，我也顺便说一句，从毛泽东到邓拓、到蒋彦永……以“心底无私天地宽”赞之，没的说！若用在某些人身上，怕就不很“合身”了。

******************

杂文的激浊、扬清特性，决定了其与思想与政治多是紧密相连的。虽然，杂文也会有一些家长里短、也可搞一些风花雪夜……却不能由此而故意远离政治、鄙夷政治，更不可借口“求异”而行异化之实——与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相类的“历史虚无主义”，都该纳入我们的批判视野，都是杂文锋芒所向的目标。

“趋同”“求异”问题，有了如此共识，便有了普遍意义：在中国，不单杂文，一切文艺作品及政治、法治领域的著书立说，都应对此有所了解、有所遵循、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