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少年”的问题：我们该怎样解决？

郑殿兴

    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问题，真是个问题了：先是2018年，12岁少年砍死亲妈；后是2019年，14岁少年杀死10岁女孩儿……面对惨剧，有人以《问题少年，何以为策》为题，著文疾呼了：对未成年人不能只言“保护”，也得“依法严惩……”；法律再不能滞后，得赶快修改《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了。

对“问题少年”的问题，从法律角度挖根源、谈对策，自然不能说错……但我得说，必须说：仅限于强化惩治，或在“保护”“惩治”上“翻烙饼”，眼界、眼光有些狭小、短视了。德治、法治的相联、互动之理，很多人都懂。也正如此，对这个问题，从思想、政治、法律入手，在根本大计上下点儿功夫，才是解决问题的正路。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儿，多高亢、多嘹亮、多感人！如此爱祖国、爱人民“勇敢前进”的接班人，具有爱憎分明、见义勇为、乐于助人等品德，必须的、一定的。事实上，如此感天动地的好孩子，在共和国大地上也真的“批量”涌现了。但同时——惨痛教训的另一面，我们也真的看到了：不很理性的见义勇为、幼小身躯的无谓牺牲……

于是乎，从守则、法规、法律上进行“纠偏”——《中小学生守则》删掉“见义勇为”、《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条例》“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便成了“新潮流”。

此举，至少，有些轻率了、简单了、过正了……

见义勇为，乃民族传统——“司马光砸缸”，是少年儿童见义勇为范例之范例。司马光救人，不是慌忙跳进水缸去救……由此，我们首先也必须看到的，是他的“智为”——“勇为”前提下的“智为”。如果他跟那些吓跑的小孩儿一样，能有此“智为”吗？可以说，任何“智为”，都是以“勇为”为前提的，那种只谈“智为”、只想用“智为”取代“勇为”之言，皆是脱离实际的幻想、空言！

不幸的是，这种幻想、空言颇有市场，成了一些人的思维定势。

轻率地删去见义勇为和绝对的不提倡、不宣传、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后果只能是，在邪恶面前，在需要自救、救人之际，都无能为力、都去当“看客”……而最终的最终后果，是正义的颓势，邪恶的凶顽！那个杀死女孩儿的“问题少年”，不就是在（几乎）人人“躲闪”环境下，在一味“保护”未成年人氛围里，在过度解读“不提倡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吗？长沙的九岁男童罗棋愣被“疑似疯子”活活打死了！围观者——成年人、未成年人，“该出手时就出手”都没出手啊！如此惨剧，与一味拒绝少年见义勇为带来的“副作用”，能说没关联吗？

邓公邓大人强调“法制教育从娃娃抓起”，为什么？就为栽下法治、正义的种子！看看时下那些从孩子成长为大学生——那些刚刚被处罚的大学生那一群，说他们是跨掉的一代，言重了，但说他们是“问题青年”，确切无疑了。他们这一群，不正是“从娃娃抓起”没抓好、从“问题少年”“亚问题少年”走过来的吗？

咋儿办？

让“全新”的见义勇为进入守则、条例、法律，让“砸缸”的司马光切实成为少年见义勇为的楷模，让爱国、爱民的基因在“娃娃”身上扎根，让岳母“精忠报国”那样的刺字之举焕发新光彩……从小，就筑牢正义、法治的根基，才是解决“问题少年”的根本大计。

可喜的是，在一些地方，根本大计早已有了相应的实践——辽宁省删去《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修订草案）》中“不鼓励未成年人实施与自身能力不相符合的见义勇为”、增加“鼓励采取合法、适当、有效的方式进行见义勇为”（2013年8月3日中新网《辽宁删除“不鼓励未成年人见义勇为”规定》）条款之举，就是值得效法好例子！

这，就是见义勇为的“全新”（或近乎“全新”）进入，就是解决“问题少年”问题的根本大计、正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