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真、失策、失误的“三失”之作

——指谬（李志远）《抒情、议论相得益彰》

郑殿兴

有的文章，乍看，很新颖；细看，很错谬！譬如，李志远先生这篇失真、失策、失误的“三失”之作——《抒情、议论相得益彰》（《杂文月刊》2019年第5期），便是此类文章的代表作了。

该文在引述了台湾作家林清玄“抒情文社会”“议论文社会”之说后，竟如此断言了：今日中国“俨然变成了‘议论文社会’”，须“清除或尽量减少那些无聊的议论，适度增加抒情的占比才好。”为啥出此言？就因“扑面而来”的“无聊的议论”“有些内容的反复轰炸，有些观点的不三不四，有些腔调的故作高深……”的杂文，招他烦、让他“厌恶”了！

如此无实证、实例的抽象海说，让人先就觉得无聊了：这样的论据，可说有，可说无；可言是，可言非……让我说呢，“无聊的议论”“不三不四”“故作高深”的问题，恰恰表现在李志远身上！譬如，他用《一篇文章勾起的思索》（2000年7月25日《杂文报》）去“轰炸”宣传德治、法治结合互动的佳作（《“德治”与法治》——2000年7月6日《北京日报》），便是例证之一了！那时候，李志远也很想“反复轰炸”吧？只因人家的回驳忒给力，不得不闭嘴了！

唉！这样的论据，先就失真了啊！

退一步说，这样的“窥一般而见全豹”，可能有失偏颇——但他避开亟待关注的真正问题的失真，无论如何也躲不了了！今日媒体，如向继东先生那样《说点别的》（2019年第1期《人文大地》）的直面现实之文，太少了；“四平八稳”的篇什，太多了！事关大事、大情、大理的重头文章如李庚辰先生《抹黑雷锋的六种人》（2015年3月5日《解放军报》）那样的剑指“虚无”之文，太少了；言不及义的篇什，太多了！

对如此亟待关注的问题，比李志远“厌恶”的所谓问题——严重百倍的、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硬将“议论文社会”问题，单挑出来大呼小叫了……这是干嘛呀？遮蔽的用心也忒良苦了吧？

唉！这个“遮蔽”严重问题的失真，不更让人忧心忡忡吗？

与失真相继、相连的，常常是、往往是——干脆直说了吧：必然是失策！您那泛泛而言的“扩大抒情”“缩小议论”“占比”之策，太远离实际太可笑了！破旧立新——破了旧，才好立新、才能立新啊。您对您提出的所谓的问题，首先该举起扫帚，“灰尘”才会跑掉……“抒情文占位”，才好有位啊。

到了这儿，得说说抒情文了：散文、诗词、歌曲的抒情，是首当其冲的。要不，抒情诗、抒情散文、抒情歌曲一说，咋会那么普及？杂文，虽可抒情，却少有人家的优长。“抒情杂文”云云，似有些轻率了——那些抒情色彩较浓的杂文，皆是散文、杂文“两栖”啊。

假设，李志远“抒情文”指的是散文、诗词、歌曲……就更让人撇嘴了！时下的纸媒、电视、网络、手机，歌赞新时代、新人物的抒情之作，铺天盖地了，用得着您指手画脚吗？举个鲜活例子——北京市司法局“退休三支部”群里笔名崔哥者，莺歌燕舞的诗词几乎日日新哎！

唉！这个“抒情、议论”的“占比”之策，只能是失策了！

说起来，杂文的每况愈下，谁人不知啊？杂坛的“《人民日报》”——《杂文报》，早已消亡了；北京的《北京杂文》，与杂文告别了；吉林的《杂文选刊》，“悄然萎缩”了；各地报刊的杂文栏，说没影就没影儿了……杂文的后继乏人问题，当今为最了！要不然，《杂文月刊》何必占用有限的版面去开辟“新人”专栏？又何必费劲巴拉地去“寻找杂文新人”？

如此背景下，李志远的扩大“抒情文”“占比”之策，忒离奇忒匪夷所思了吧？您的脑袋让驴踢了，还是吃错药吃坏了？此时此刻，我不妨问您一下了：这扩大“抒情”、缩小“议论”的“占比”，多少是“适度”？五五开？四六开？还是倒四六？您疾呼的“抒情”，抒啥情？抒悲伤之情？还是抒……别整那么“含蓄”，好吗？

至此，便可断言、作结了：依据失真情况提出的“占比”，是失策！而与失真、失策紧密相连的（捡个最轻、最小的“罪名”），只能是失误了！即便您主观没想这样儿，但客观，至少在客观上，转移视线、误人子弟……定而无疑了。

出现“三失”之作，是坏事，肯定是坏事——但转化为好事、大好事，也是真的呀！

它让我们，益发清醒了：正确的议论、抒情即正确的批评或歌赞，任何时代都是正能量、主旋律——如某君对那个著名人物获杂文“金奖”的批评！错误的议论、抒情即错误的批评或歌赞，任何时代都是反能量、逆旋律——如“文革”中高唱的“就是好”……

它让我们，愈加坚信了：直面现实，抒写大义，拒绝“新基调”，远离“唯批观”——当批则批，当歌则歌，或歌、批结合如骨肉相连……只要文章“合为时”而作且精准、精彩，相得益彰便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