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别想说”：快别说了

——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先生商榷

郑殿兴

报上有些说法儿，猛一看正确、无误，却经不住细琢磨。譬如，张黎群先生原创、李永忠先生认同的“要想、别想说”，就属于这种情况，就不能不商榷一下了。

一、“要想、别想说”，有一些“合理因素”

“要想、别想说”，是在《反腐的关键在于制度》（《新京报》2018年11月8日）第一部分（这部分的小题是：《写好文章就不能当大官》）提出的：“1994年，李永忠正值而立之年，被从四川调到中央。刚到北京，原中国青年报报社社长张黎群就告诫他‘要想当大官，就别想写好文章。要想写好文章，就别想当大官’。”

为说明“当大官”与写好文章矛盾的不可调和，这格言式的两句话，相继用了两个“要想”“别想”——您看，这“要想、别想说”的“命名”，是不是很有些准确、传神呢？

李永忠先生，“65岁，历任中央纪委研究室办公室主任、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央纪委北京培训中心副主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等职”“一直在推动从‘权力反腐’到‘制度反腐’的建设”（引文同上）

对“要想、别想说”，李先生起初也不很认同。后来就变了，“越来越明白，真想写好文章就真的别想当大官，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相当复杂深刻的道理。”（引文同上）为表明自己真“明白”，李先生跟记者特意谈了立论依据：“当大官，无论是为干大事，还是为名或是为利，评判其价值取向无非是成与败。而写好文章，无论是为传之后世，还是为名或是为利，衡量其价值取向无非是对与错。因此，看似不矛盾的两件事，却很难兼容。”（引文同上）

“要想、别想说”，说的究竟怎样呢？

我想，首先应说的话就一句：“合理因素”有一些。

但自称“明白”的李先生，却一直没举“合理”的事实依据——“要想当大官，就别想写好文章”的“合理”事实依据。唉！您不谈事实、不举实例，就有点儿简单、抽象了。为了不再“简单……”，我就自报奋勇“代庖”一下儿，以正、反事实“证明”一下“合理因素”吧。

譬如文学界，某些“大官”——某些副部、副省以上“大官”的杂文作品，总给人平平之感，“精品力作”跟其头上的“大家”桂冠一样，多是廉价奉送的。为啥写不出好文章？很简单！“文章憎命达”——可他们，忒一帆风顺、忒“成熟”了……怎么可能写出绝佳、惊世之作呢？

写出好杂文的“小人物”，却多有典范。反腐杂文《“梅花奖”舞弊案随想》的作者袁成兰女士，就是极好一例。她为啥敢“刺刀见红”，不弄那些“温吞水”？就因其正义在胸、正气满身啊！“大人面前不小，小人面前不大；大人若比我大，我比大人还大；小人若比我小，我比小人更小！”有如此为人原则，怎能不写出好文章呢！？

在哲学界，例子更著名了。那篇引起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惊世之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当时仅是名（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跟“大官”一点儿不沾边；就是那些对该文直接进行润色、加工、提高者，也很难说“大官”儿吧？

杂文界、哲学界的正、反事例，都是“要想、别想说”的权威证明了？

但我想，权威没问题，证明也没问题。但这个证明，只证明了“合理因素”，并未证明“要想、别想说”正确的唯一性或者说全部正确性！所以，为这个“只证明了‘和理因素’”和这个“未证明……唯一性”问题，便须来个“刨根问底儿”：没“当大官”的，就能写出好文章甚或顶好文章——惊世之作、伟大之作了？不能这么讲，不好这么说，比如没“当大官”的李永忠先生，写出的好文章啥品级？精品力作会有，但惊世之作、伟大之作有没有呢？再如，一辈子跟“大官”无缘的刘甲先生，写出啥好文章没听说，“新基调”这样导向错误的坏文章，倒让他“声名鹊起”了。

所以呢，“要想、别想说”，也仅是“合理因素”而已。

二、“要想、别想说”，说的忒绝对、忒片面了

说完这句话，我还得接着说，必须接着说——因为，有很多实例证明是反向的：“当大官”，会更能、更便于写好文章，而非“要想、别想说”说的“写好文章就不能当大官”！

比如说，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说是好文章，怕不够分量了，称之伟大作品，也不为过吧？“农村包围城市”的论断（初步）形成，该作有充分体现啊！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等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实践产物。毛泽东当时任啥职？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啊！虽非最高领导职务，但“大官”定而无疑了！这样的“大官”，才有资格才有可能领导、推动如此伟大的实践；在如此伟大的实践中，才会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来。

您看，“大官”、实践、文章，三者缺一不可哎！

李先生说的“价值取向”即“当大官”的“成与败”、写好文章的“对与错”——在毛泽东这儿，两者并非“风马牛”、“很难兼容”，而是统一的、成正比的、关联紧密的：毛泽东“当大官”的“成”，与毛泽东写好文章的“对”，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在这样铁的事实面前，“很难兼容”说，李先生还好意思说下去吗？

事物发展的逻辑，往往是这样：毛泽东当了“政治局候补委员”这个“大官，“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了，才好开展创建根据地的伟大斗争，才好写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传世之作，才好将这个理论继续付之实践、引向深入……后来，毛泽东被撤职了，不再“大官”了，甭说写好文章了，后果之严重超出想象了吧？

这是历史范例。

举例当代典型，亦非难事儿。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亦是好文章、好好文章吧？邓当时的任职虽非最高、最高，可仍是“大官”吧？这样的职务，才便于高屋建瓴、洞察大势，做出正确判断，及时指明方向，将改革开放不断引向深入啊！邓小平的“大官”身份与写好文章，同样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同样看不到“很难兼容”影子呀。

经典实例告诉我们：“当大官”能够写出好文章，且是真的更易于写出好文章！但我们，也须保持头脑清醒，不能由此跳向另一端：只有“当大官”、只要“当大官”，就一直能写出好文章的念头。

为说明此理，我们不妨继续感性些——就以梁衡先生为例吧。

“大官”兼文人的梁衡先生，名声很大、极大、特大……如雷贯耳的词儿用在他身上，决不算夸张。对梁先生，我不敢说他从没写过好文章，却一定敢说他写过坏文章——例如《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那样的质量低劣之作（详见《郑殿兴上L秘书长书》——2017年第一期《北京杂文》）！我不敢说他官德、文德一直有问题，却一定敢说他前段的表现很“劣根”——譬如将劣质的《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自荐）编入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杂文百家代表作》（其“劣根”，详见网站刊载的《梁衡为什么会如此“蔑下”、畏上》）。这，哪儿是代表作呀？纯粹是“劣根”的代表性表现嘛。

梁衡的事例告诉我们：当大官，就会永远写出好文章，同样不唯物、不辩证。

……

综合正、反情况，我认为：要想写出好文章（主要是指社科类文章），核心、要害问题不是当不当大官，而是想不想做、敢不敢做、能不能做有大义、敢担当、肯学习、能自知、不虚伪、作风实……诸方面优秀的人即“大写的人”！“大写的人”，勇于坚持真理、勇于开拓进取、勇于挑起重担（自然包括俗话儿说的“当大官”）！“大写的人”，可以是毛泽东、邓小平，也可以是胡福明，还可以是特定时期的遇罗克们……他们身份不同、贡献不一，但本质上没啥区别。

至此，对“要想、别想说”我们就可下另一句断语了：说的忒绝对、忒片面了！倘若追问一句：“要想、别想说”，为啥会忒绝对、忒片面？究竟错哪儿了？回答是：错在张黎群、李永忠先生“木头眼镜——看不透”，将一些“大官”表象当本质了。

三、“要想、别想说”的迷惑性、危害性，不可小觑

“要想、别想说”，虽然说得忒绝对、忒片面，但因有些“合理因素”，迷惑性就大了，危害性也就大了：既然“当大官”与写好文章是对立的、无法统一的，依此推导下去、推导下去……会得出啥结论？不得了哎！

在当下，外国的竞选总统、州长，中国干部工作改革中的“竞岗”即“竞官”，都是顺应潮流的事儿吧？但就这样，有些场合一公开谈“做官”，有人便羞羞答答、忸怩作态了。梁衡先生那次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对“如果有来生，你会选择什么”之问，坦然答曰“‘做官’……引来台下一片哄笑。他接着解释说：‘我敢于这样讲，是因为我这个年龄和身份已经不会被人误解为有什么野心。作为你们这些有理想的年轻人，如果确有此念也要敢于说出来，以便可以光明磊落地争做一个心忧天下，甘于奉献，经得起百姓评说的好官。’”

单看梁先生的现场话语（不考察梁先生言行），没问题，没一点儿问题！但如此没问题的话语，竟引来娇子“一片哄笑”——这个“哄笑”，不正说明观念更新依然任重道远吗？在如此背景下，宣扬这个忒绝对、忒片面的“要想、别想说”，对深化改革开放、加快社会发展是利还是弊呢？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呢？

所以呢，我必须得说，必须得大声说：“要想、别想说”，快别说了，赶紧打住吧！

我知道，好的批评，不能含混、笼统，应该具体、明确；好的批评，还应有解决方案——不单是指谬，有破、有立才好。我的批评，在具体这一点上，还算达标吧？不单具体，很有些尖锐呢！在解决方案上，我也有备无患：按“要想、别想说”模式，稍作改动便可得出面貌一新之说：要想不当“大写的人”，就别想写好文章；要想写好文章，就别想不当“大写的人”！

如此取而代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