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可庵智朗|这个人，应该不能漏掉（上）

在这篇章节里，我本来是准备开始写有人称之为“大元帝国的设计师”刘秉忠，可就在准备查找出刘秉忠的大概资料，重新复读一遍时，却有了意外的发现。其实，说“意外”可能有点言过其实，这个意外发现，也是存在于我的有心之后的必然。因为在写海云禅师时，我留意到“可庵智朗”这个人物。在海云禅师的资料中，有提及《海云禅师碑》为海云在丁巳年（公元1257年）四月圆寂之后，戊午年（公元1258年）五月，由其弟子可庵智朗立。海云的弟子可庵智朗，可能就是忽必烈的开国重臣刘秉忠的老师。

那一句“可能”，就让我对可庵智朗这个人物，没法忽视而过，我肯定要查查，他到底是不是刘秉忠的老师，如果是刘秉忠的老师，那他又是海云禅师的法嗣弟子，那海云禅师又是把刘秉忠带到元世祖忽必烈身边的“引路人”，那么，有个疑问就产生了，为何容易查到的资料当中，没有可庵智朗的详尽资料？

何为法嗣弟子，就是禅宗指继承祖师衣钵而主持一方丛林的僧人，可以通俗理解为俗家的类如法定继承人一般。可庵智朗即是海云禅师的继承人，而他又可能是刘秉忠的老师，那可庵智朗这个人物，也就不得不搬上台面来，讲一讲了，更何况，在元大都的大庆寿寺之侧，有着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佐圣国师之塔”与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因此大庆寿寺还被唤作双塔寺。

这实在是有点像绕口令，绕来绕去，我几乎一下被绕晕在其中，昏昏然不知方向与出口。对，是要提下我的“意外”发现。意外发现什么呢？意外的看到一篇像似能证明可庵智朗与刘秉忠是存在事实的师徒关系的文章。在这里，我把它主要部分，摘抄记录下来，以便资料统一齐全备好。

“读《畿辅通志》，见书中记易州境有《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石刻，下有说明；又有《碑阴疏文》，其说明如下：‘正书’皇子大王护必烈请朗公长老住持十方兴国禅寺为国开堂祝延圣寿疏，疏文五行，行三十八字，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十字，印三方，左侧皆正书一‘宝’字，其印文磨灭不可识。这段话说的‘皇子大王护必烈’应即未即位前的忽必烈，故称‘皇子大王’。正书汉文疏文五行，估计是他身边的必阉赤代作。特别是尾署蒙古书一行，旁注‘王者亲书’‘蒙古字于疏后’一句引起我的注意，旁注当是刻碑人加上的，他为了显示此碑的权威性，将忽必烈表示认可的‘蒙古书’也刻在疏文之尾，强调是‘王者亲书’。我想这一行蒙古字，不可能是五行疏文的蒙古原文，应是他的签名。”

“1990年，《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元代部分出版，公布了题为《护必烈大王令·旨碑》的拓本，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

“《护必烈大王令旨》中提到，朗公长老曾“应命赴幹鲁朵里化导俺每祖道公事”，说明他曾被邀至漠北忽必烈的幹鲁朵化导蒙古贵族服膺佛法。碑立于甲辰年二月，他往返于漠北，不会晚于壬寅（公元1242年）、癸卯（公元1243年）年。海云禅师被忽必烈邀请‘赴帐下问佛法大意’，时在1242年壬寅，是所见史料中忽必烈与中原人物接触的最早记载。朗公被邀与海云同时甚或更早，可见朗公也是僧界的重要人物，此碑又可为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增添一条新资料。”

何为“拓本”，就是用纸覆在碑帖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刷品。

何为“幹鲁朵”，幹鲁朵，原为辽宫帐名，亦作幹耳朵、幹里朵。辽太祖起，各帝及太后之执政者皆置幹鲁朵，有直属军队、民户及州县，构成独立的军事，经济单位。帝后死后由家族继承。金、元沿用为官署之称。

第五章·可庵智朗|这个人，应该不能漏掉（下）

在上篇章里，我摘抄大量在“煮酒论史”社区中的一篇名为“忽必烈早年的活动和手迹”的段落，原因也只有一个，就是想插入在这，以此为可庵智朗“提供”更多存在于海云禅师与刘秉忠之间的更足的依据。

也是在此篇性质为古史研究的文章中，我从《兴国寺朗公长老开堂敕》中，知道忽必烈早年的中文译名叫“护必烈”，更看到可庵智朗也有与忽必烈频频往来。

此文中更提到我心中的疑惑“朗公其人不见于《元史》，今就零散所见略述其生平。赵孟頫曾撰文追溯禅宗临济宗的渊源，指出海云是临济宗的法嗣，其大弟子之一名可庵朗，就是‘令旨碑’中的‘朗公’。朗公又‘度荜庵满及刘文贞’，说明朗公就是海云的门徒，也是刘秉忠（谥文贞）的师傅。可能因秉忠后成为元朝开国重臣，在他的行状、神道碑、墓志和《元史》本传中，都不记此事，此可补史实之缺。”

更有一段提及对可庵智朗是否有与海云禅师、刘秉忠一同前往漠北面见忽必烈的分析“今北海有《大蒙古国燕京大庆寿寺西堂海云大禅师碑》…………此后多次提到可庵朗，因文字残缺不能诵读，有‘非可庵孰可为’的话，可看出他是海云所倚重的弟子。后来普济院经海云重修，‘护必烈大王闻而嘉之，乃取师之自号，改普济为海云禅寺。海云示寂后，由可庵‘住持海云以继其后’。海云携刘秉忠去漠北时，可能朗公也在行……甲辰年，‘护必烈大王以珠笠奉海云，同时颁发前引令旨给朗公，可见他的地位不同一般。’。”

还有一段提及“据明人所见‘今寺尚有海云、可庵二像，衣皆团龙鱼袋。’若干年后，元朝历代皇帝追念刘秉忠开国之功，‘用休嘉彰其师之道’累赐海云等住持过的大庆寿寺田地，并回顾说‘世祖龙德渊潜，豪俊闻风而云附者，靡不虚左以待。昔方外之士则海云师、可庵师皆学契真如，辩穷实谛，世称硕德’。

赵孟頫是谁，赵孟頫是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其父赵与訔曾任南宋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赵孟頫，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

行状解释，在元代以后称之“行状”或“行述”（也谓之“事略”）叙述死者世系、生平、生卒年月、籍贯、事迹的文章，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

终上所查种种资料给我的反馈就是，既然可庵智朗是海云禅师的法嗣弟子，那刘秉忠又很有可能是可庵智朗的徒弟，那么，在海云禅师受召前往面见忽必烈的路上，会带上刘秉忠，那就可以推断，一定有可庵智朗的大力推荐。

只是种种的可能，种种的推断，令这位能与海云禅师在相继示寂后立于大庆寿寺双塔的可庵智朗，变得神秘起来。我更加奇怪于在当时，蒙古人除了最为信奉的喇嘛教之外，其次就是中原佛教。如此的信奉与尊崇。而忽必烈需要的中原人才，最早时期，就是靠海云和可庵这两位方外之士所引荐而去，就算刘秉忠曾有一段时间做了俗家弟子，可那又如何？为何所有史实都不去讲这位可庵智朗，这位很可能就是刘秉忠师傅的朗公。

看来，所有的史说，都只是史说，能摆出来的，故意藏起来的。正史是冠冕堂皇的，野史是百态趣味喷喷香的，怎样都好，都会有着拓展与想象的空间，更好，让“可能”与“推断”这两个“主人公”去折磨那些，已经痴迷一头栽在里头研究再研究的史学家们。

而我，当然不会被绕在这里头迷糊得出不来，我会感到高兴，因为这又给《金莲川幕府》拽多一个相关联的人物出来，而且还找出了相当有力的几段依据，不是靠我胡扯八道，乱来瞎掰。对待古题材，不论是以那种媒介手法，都不能随意东拉西扯，将上下几百年的人物，全都放到一起谈情说爱与尔虞我诈去了，这不是我会做的所为。我当尽我所懂，找出并记录，合理的推断，清晰的记述，细心去梳理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