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刘书记高兴地走上前来，双手举过头顶带头鼓掌，他示意村民们继续鼓掌致谢。

观众们意犹未尽，站在原地不愿离去，挤在前面的村民边鼓掌边饶有兴致地对刚刚结束朗读的张老师品头论足，夸赞她声音好，长得带劲儿，这里把“漂亮”说成“带劲儿”。 一位知情村民忙不迭指着站在墙边的吴叔叔说：

“看呀，那个小老头就是她女婿儿！”

“哪个，哪个是她女婿儿？”几个村民瞪大眼睛高声询问。

“那个，就是刚才那个小眼睛、磕磕巴巴的小老头！”知情人再次指向吴叔叔。

“啧啧，可惜了的！”村民们撇嘴挤眉，不约而同发出感叹，颇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的惋惜。吴叔叔明明是张老师的丈夫，他们怎么说成是她“女婿儿”？后来才知道，这里人们习惯上称丈夫为“女婿儿”。

村民们毫不避讳的一问一答，张老师听得真真切切，她没有丝毫不快，反而颇为得意地抿嘴笑了，她爱自我欣赏，对今天表现满意，对自己的打扮更满意，在宣传队所有成员中，她的穿戴最讲究，最艳丽，插队干部大多朴素，低调沉稳，而她却围一条玫瑰红长围脖，戴一副玫瑰红毛手套，在以青灰、草绿、黑色为主色调的人堆里，张老师的行头格外扎眼，张扬。她是随行家属，孩子留在了城里姥姥家，整日无事可做，寂寞难耐，有机会参加文艺宣传队高兴坏了，她如同孩子似的跳到我面前，将两手搂住我的脖子轻轻摇晃说：“咱们走吧！”声音突然变得骄滴滴的。

我有些纳闷，如此亲密的动作只发生在我和同龄好朋友或小伙伴之间，而她是长辈，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她搂脖子的感觉怪怪的，出于礼貌，我微笑瞧着她，与她并肩向外走去。

刚一出门，一股寒风猛烈地吹过来，外面真冷呀！

天虽冷，人们的热情却很高，院子里传来一位妇女的高叫：“屋里人动作快点，该轮到我们进去看第二场啦！”

“怎么，还有第二场，我和队员们有些发懵，这一场下来就要两、三个小时，再来一场，不演到后半夜才怪呢！”我们将目光投向队长唐一凡。

唐叔严肃而肯定地说，没有安排第二场。

大院里乱哄哄的，没看到演出的多是大姑娘小媳妇，她们才是兴头更大的一拨人，她们尖声尖气，吵吵闹闹，对挤进房内的男劳力怨声不断，这也太不公平了，仗着你们大老爷们五大三粗、身强力壮就把好地方给占了，待在屋里舒舒服服看节目，而我们只能挨冷受冻趴在窗户边上听，冻得不行还要在院子里来回跑、蹦来蹦去跺着脚，没看到演出的妇女们大吵大嚷，不甘心，不动地儿，并将大队刘书记团团围住，在妇女们的强烈要求下，刘书记不得不答应，明天晚上在大队部再演上一场。

从这天起，我们文艺宣传队开始了巡回演出，在孙家屯演了两场之后，又去了姜家屯、北泡子、梁家围子、贾家街，还有我们居住的余家屯，得到特别邀请，我们还跑到公社和别的大队所在地演出。

有了第一场演出经验，领队唐叔对文艺宣传队进行了人员大调整，由开始时的动员参加，到成立之后的劝说退出，把年龄大、视力差、体质弱的插队干部劝回家，爸爸、陶叔、郭叔在第一场演出时就被排除在外了，他们理所当然离开了宣传队，经过精减，留下的是身兼数角的插队干部，我们这些家属竟成了宣传队的主力，我和姐、陶家哥几个、另外几位插队干部子女都留了下来，吴老师也被劝退，而他爱人张老师却坚决请求留下，唐叔满足了她的要求。

这是一段辛苦并快乐的日子，每天晚上，不管天气多么寒冷，风雪如何肆虐，我们都会乘坐生产队派出的大马车前去演出。

皎洁的月亮悬在遥远的天际，星空闪亮，空气清新，朦胧的山峦连绵起伏，四匹矫健的马儿喷着一股股白色热气有节奏地奔跑在大荒原上，车轮吱嘎作响地碾压在积着厚雪的小路上，马车摇摇晃晃，颠起落下，我们穿着臃肿棉衣、缩着脖子挤坐在毫无遮挡的大车上任凭严寒袭打，脸被无情的冷风割得疼痛抓心，腿一会儿就冻麻了，脚丫子更是失去了知觉，常常是到了目的地，车上人拖着僵硬的四肢半天挪不下身来。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凭着一腔热情到处演出，不迟到，不请假，兴高采烈而去，疲惫不堪而归，到家时，常常已是深更半夜了。

我处在兴奋之中，枯燥的生活变得有滋有味，生活中有音乐陪伴是快乐的，与大人们的合作演出让我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新奇感，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演出常常是凭力气、靠嗓子支撑，如果能放唱片、有大喇叭助力已相当不错了，而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小乐队，无论唱歌还是舞蹈，都有技艺不错的乐师在一旁伴奏，那悦耳流畅的琴声流入心田，乐队使我的歌儿唱得更加动听，舞跳得更加妩媚，那美妙的感觉无以言表。曾有观众指着我对身旁伙伴说：“你看那高个跳得多好，多带劲儿！”听得此话，心里真是美极了，我也认为四位舞者中自己跳的最好。值得高兴的还有，一次次演出还让我过足了朗诵瘾，我视力好，唐叔安排我宣读社论，我选的段落都是自己喜欢的文字，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尽情发挥，高声朗读。几十年后，我仍能背诵其中段落。

我享受着音乐舞蹈带来的喜悦。在这荒僻的乡下，能有机会唱歌跳舞是一件奢侈之事，能够带动观众随着你的欢乐而欢乐更让人产生成就感。每每走进村屯，我们都会看到穿着土气臃肿的村民三个一帮、五个一伙地来到狭小拥挤的土屋，他们双手插进袖管东张西望，目光迷离，可当音乐响起，歌舞营造的欢快气氛弥漫开来，观众的情绪会跟随演出节奏而发生变化，他们眼神变得明亮清澈，笑容灿烂，脸上绽放出兴奋之光，我们的表演并不完美，但每当节目结束，观众都会咧开嘴巴尽情欢笑，举起双手猛烈鼓掌，村民们很朴实，很真诚，也很简单。

有位驼背弯腰的老大爷告诉我们，他在村里待了七十多年，从未见过有什么宣传队来到屯子里演出，那手风琴、小提琴、笛子什么的从未见过，我们唱的所有歌曲他都没听过。村民们说，就是上公社，去县城，也没看过文艺演出，更不要说在家门口了。

要说烦恼也是有的，演出的日子并不完全是快乐，我不怕寒冷，不怕苦累，但我害怕抽烟人吐出的浓重烟雾。每场演出都遇到同一问题，村民们太能抽烟了，不只是男人抽，女人也抽，老人和十几岁的孩子都抽。在大队演出时，有大队干部瞪眼珠子看着，盯着，谁抽烟就瞪谁，厉声吼他的名字，人们畏惧大队干部，不想在众人面前现眼，抽烟有所收敛，可到了村屯的小队就没办法了。在余家屯演出时，那烟气真是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

余家屯的演出安排在村东头的老张家，这里条件比起大队就更差了，一铺炕占去一半地方，人们穿着刚刚踩过积雪的大棉鞋结结实实蹋在人家的热炕上，地面炕上挤满了人，他们手中的烟五花八门，有用纸现卷的一头粗一头细的蛤蟆烟，有长长短短的烟袋锅，烟民们吧嗒、吧嗒抽着，嘴巴、鼻孔将一股股浓烟喷向空中，那蛤蟆烟可了不得，比爸爸抽的香烟呛多了，房间里两个棉纸窗关得严严实实，门也被众人堵的水泄不通，难闻的浓烟被牢牢锁在狭小空间内。当我们进来时，整个房内已污浊不堪，烟雾缭绕，煤油灯下闪现的微光呈蓝灰色，演出还没开始，我们已被熏得喘不过气来，眼睛、嗓子都辣辣的。

领队唐叔立即找到杨队长说明情况，杨队长扯开嗓门叫大家把烟掐掉，那些抽烟的人互相瞧着，嘻嘻哈哈只管笑，然后像没事人似的继续喷云吐雾，有人还玩起了新花样，慢吞吞地向空中吐着一个又一个精致小烟圈，他们哪里会把小队长的话放在心上。杨队长呢，知道抽烟这事谁也管不了，吼了几嗓子、应付一下也算完成了任务。对这些烟瘾大的村民来说，抽烟就像人要喝水吃饭一样，须臾不能离开。

演出照常进行，这下可苦了我们这些唱歌跳舞的人。傻傻的我，还有宣传队的队员们很是无奈，在如此污浊的环境中仍旧放开喉咙歌唱，我们像往常那样认真，那样投入，忽略了污浊烟气对人体的伤害。结果，余家屯演出之后，我和许多人一样，头痛、胸闷、咳嗽、嗓子痒，难受了好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