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村中的事情

在很小的时候，冬天村里的一道风景就是在小学校外，街道的墙边，一群晒太阳的老人，他们抱着双臂，在和煦的阳光下站着，彼此之间在交谈着什么。

那是20世纪50年代，奶奶在村子中第一个享受到了收音机带来的快乐，那是父亲自己组装的矿石收音机。在那个时候，商店里没有收音机出售，要想听广播就得自己买零件组装。奶奶头戴耳机，安详地坐在窗边，是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姿势。有一天，奶奶深有体会的说：“电台上的那个女的思想真好，说的话推（非常）进步”。她指的是电台上的播音员。

那是一年的春节后，太阳高照，地上的积雪渐渐地融化了。村子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水洼。尽管还是冬天，但是风中已经有了一丝暖意。母亲和大姑在北屋里做针线活。我兜里装上半袋花生，边吃边走出家门，向东边的大坑的方向走去。空气非常清新，也十分湿润，这成了我永不磨灭的场景。

在上小学的时候，天津来了十几个人，他们敲着洋鼓，吹着洋号，停在东村口。当人们聚集过来的时候，他们向大家宣传一种“雪花膏”，他们不时将盒子里的雪花膏涂抹到人们的手上。其中有两个女士。他们穿戴整齐，一看就知道是从大城市来的人。

那大概是7岁左右的时候，是夏天，天下了大雨，天地一片昏暗，我趴在窗台前，隔着玻璃看着院子里的积水。老姑正向奶奶叙述着茴香地里的情况。茴香地是我家的一块土地的名称，位于村子东面偏南的地方。也许她刚刚从地里回来吧。当年院子里那湿润的空气，那清凉的气温，一生不能忘记。

在20世纪50年代，苏联文化广泛渗入中国人的生活。在收音机的广播里，苏联新闻，苏联歌曲的播放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记得有一天教唱了一首歌曲，尽管歌词已经没有印象了，但是那调子至尽还记忆犹新。

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个夏天，社员们顶着炎热的太阳在地里干活，汗水已经将全身湿透了。那个时代，人们下地没有带水的习惯，每个人都是渴的嗓子冒烟。双吉的父亲张文感慨地说：“这时候要是有个井拔西瓜（将西瓜放在井里一段时间），那该多好啊”！大家都有同感。

1958年时大跃进的年代，宣传工作也跟的很紧。当年黄岩同志负责在墙上写标语。他蹬着梯子，在墙上涂写大标语。记忆当中他没有帮手，自己挪动着梯子，在村中寻找合适的墙面。他使用的颜料有两种颜色，发黄的红色和白色。他采用红字白边的写法，都是仿宋体。“青年赛赵云，老年赛黄忠，少年赛罗成，妇女赛过穆桂英”是当年最流行的标语和口号。小的时候，在我家南屋的外墙上，用土黄色写的一副标语我至今记忆尤新，那都是繁体字用连体写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对于这个标语，起初我只认识其中的三四个字，随着学业的进展，逐渐认识了所有的字，但是对其内容的理解，也许是在升入中学之后。

当年在经过老占姑的家门口，向西走到王香蒲家的南院墙外，有一条宽约四米的小路，沿小路一直前行，就是许多王姓人家聚居的区域。有一年，某户人家要在那里盖房，将路封住，这引起了村民的不满。黄军的大爹找出了一份老年传下来的文件。上面注明了这个小路的归属。我记得当中有一句话是不能侵占此道路，要留着“张王同走”。那家想占便宜的人家只好作罢。街道胡同都是公众的财产，即使在如今，不乏侵吞公共用地的例子，这些人只能招的别人的责骂和指责，也许当事人不知道。

春天，傍晚的时候，村边的杨柳已经萌发出了绿芽，天气也是暖暖地，万物复苏了。当时最常见的是“黑老婆虫”，那是一种黑色翅膀的的小飞虫，长6毫米，身体呈半个长圆球的形状，很可爱的。还有一种红色翅膀的，大家称之为“小媳妇”，还有一种个头很大的金色的同类虫，称之为“大金豆”。届时村民几乎是倾巢出动，在村边逮它们，之后装到瓶子里，回家去喂鸡。那是一个参与人数较多的活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河口村掀起了“梆子”热潮，请来了师傅，教唱样板戏。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被裹挟到其中了。演员，伴奏，村子里整天飘荡着梆子戏曲的乐声，很有文化氛围。晚上是演出的时间，尽管八个样板戏出演了一次又一次，但是村民的观剧热情没有丝毫的降低。

1956年，是洪水泛滥的一年。记得那天，当村民们起床之后，发现东村口的坡下已经积聚了洪水。随着时间的过去，水位越来越高。有漫过土坡进入到大街上的趋势。人们聚集在村口，看着那从道沟里涌来的洪水，猜测着，议论着。事先没有人通知，没有人知道水是从哪里来的。

下午来到西村口的“坝口”处，看到坝口外已经成了一片汪洋。几天后，从远处水乡摇来的小船已经在坝口外的水边排满了，它们成了村民外出串亲的公交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