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西安是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中心。最初，西安没有贡院，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就记载：“陕西旧无贡院，每试士于三皇庙中。”为了给学子们一个好的考试场所，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陕西布政使许资奏请在西安西门内北侧修建了陕西贡院。

　　陕西贡院建成后，前来参加乡试的考生，包括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湟以及新疆哈密、乌鲁木齐地区的学子，最多时近万人。所以，陕西贡院也是陕西、甘肃两省的乡试考场，还被称为“陕甘贡院”。

　　其实，明代陕西贡院最初只有几十排矮席棚，分为很窄小的隔间，条件十分简陋。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陕西巡抚王荩、巡按御史郑气扩建了陕西贡院，增建了内外围墙、厨灶以及杂役仆工的住宿屋宇，将数百间号舍由席棚材料改为木质结构，强化了牢固程度，并新建了数百间号舍，以满足逐年增多的考试需求；建设了四处“阅搜堂”，为的是便于监考官监察考生，防止作弊；同时在贡院周围，建筑了内、外两道高大围墙，墙头上均置枣刺、荆棘，防止有人翻墙舞弊，所以贡院又被称作“棘闱”；还购买地皮，扩建了陕西贡院大门，并在门东、西两侧新建了“腾蛟”“起凤”两座牌楼，使陕西贡院更加突出，与周边民房、商铺迥然有别。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这次扩建中，他们从西安城西的通济渠，引水注入贡院五星堂前的水池，以“开通风气，兼备不虞”。因为每当开科考试，贡院内士子云集，少者数千，多则上万，而贡院内用于考试的号舍多以木构为主，栉比相邻，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在贡院建筑群落的中心地带，开凿一个规模较大的水池，不仅构筑了亲水景观，还具备了防火功能，万一贡院内发生火灾，能够及时扑救。此次扩建历时两个月，修治后的陕西贡院真是“器物壮固，轮奂鲜美，气象森整，焕乎有章采，巍乎有定式，灿乎成巨观，而人文足称焉”。前来赶考的士子们也倍感骄傲与自豪！

　　到了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侍御史张光祖来陕西贡院任监临，他发现贡院各方面的功能仍不完善，于是就倡导再次修治贡院。这次修治十分用心，进行了精心设计，贡院三重设门，大门前立三坊，正中“贡院”坊，东、西两侧分别为“腾蛟”“起凤”坊。三门内设立了明远楼，贡院围墙的四角设瞭望楼。明远楼以北为至公堂；至公堂北有弥封、誊录、对读、供给四个室；再向东、西两侧有收掌试卷的专用房；向北依次设立了国荐贤堂、公明厅、文衡门、聚奎堂、主考厅、五经房等建筑，主考厅位居中间，号舍分列贡院东、西，此为学子考试场所。这次修治工程用时五个月，由于设计合理，功能完善，从而确定了陕西贡院以后的基本格局，并且能满足当时陕甘地区乡试及其他大型考试的需求。

　　但是，到了清宣宗道光年间，前来考试的陕甘各地举子数量大增，原有的号舍又出现了难以容纳的现象，为了满足学子考试的需要，只能临时搭设篷号，由于是临时的，蓬号质量很差，下雨时四处滴漏，考生苦不堪言。

　　曾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参加乡试的朝邑县生员刘学宠，感同身受，当他中举成为一代学者后，他就邀请自家功成业就的三个侄子刘际清、刘照清和刘振清一起捐献银两维修陕西贡院。修治工程从道光十年（1830）九月开始，到第二年八月秋闱前竣工，当时的陕西巡抚杨名飏很受感动，亲自撰写了《重修贡院碑记》碑文予以记载和褒扬。据他记载：这次修治，共支出银46440两，补修旧号7008间，增建号舍1482间，号前回廊98间，砖砌号内隔墙108堵，增修瞭望楼4座，改修明远楼，大门外砌石路140丈，号外砖包围墙240丈……经过此次重修，陕西贡院号舍增至8490间，极大地改善了乡试条件。刘学宠叔侄四人的善举受到了道光皇帝的下谕嘉奖。

　　清穆宗同治十二年（1873）的乡试前夕，陕西巡抚邵亨豫来到陕西贡院督监，这一年，陕甘地区考生预计有近万人，而现有的8000余间号舍显然无法满足了。于是邵亨豫牵头再次对陕西贡院进行了扩建，在贡院的东南和西南两隅，增建号舍3000余间，使陕西贡院的号舍扩大到11000余间，成为当时西安城内最大的建筑群落，有“堂舍规度弘丽森严，为天下第一”的赞誉。果然，参加这次乡试的考生超过以往近一倍。由于事先扩建了贡院，所有考生均得以顺利入闱参加考试。

　　贡院是科考的圣地，保密则显得尤为关键，同时为了公平考试，严防作弊也是非常重要的。考生在进入考场时，有专人进行检查，十分严格和细致，要考生脱去鞋帽、一一搜身，严查夹带，以防舞弊。陕西贡院的中心建筑是“明远楼”，取意“慎终追远，明德归原”。楼高三层，飞檐翘角，八面攒顶，四面皆窗，站在楼上可以将整个贡院一览无余，起着号令指挥全考场和防止作弊的作用。考试期间，监临、巡察等官员要登楼监视，白天摇旗示警，夜晚举灯为号，以防止考生骚乱、作弊。而设在四周的瞭望楼中，则有人密切监视考场内外的一举一动，严肃考纪。

　　陕西贡院400多年的发展史，也是西北地区科考史的见证，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据史学家研究考证，据不完全统计，明代陕西贡院共考取举人的总数应该在5000人以上，陕西进京考取进士的达950多人；而清代的记载比较确切，陕西贡院共109科乡试，考取举人达5691名，清代陕西考中进士的为1089人。其中，明代陕西武功县的康海、高陵县的吕柟、清代韩城县的王杰三人，他们在陕西贡院乡试高中后，前往京城参加会试、殿试，均一举夺魁，成为人人称羡的状元。

　　陕西的这三位状元成就很大，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很高。明正德时期的状元康海(1478-1540)，与当时的文学家李梦阳、何景明等被称为“前七子”，他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著有杂剧《中山狼》、诗文集《对山集》、散曲集《沜东乐府》等作品；与康海同时期的吕柟(1479-1542)，为人刚正不阿，先后任国子监祭酒、南京礼部侍郎等，为官三十多年，正直清廉，政绩卓越，著述甚丰，有《毛诗说序》《四书因问》《春秋说志》《泾野集》等；而清乾隆时期的王杰(1725-1805)，更是身居高官，为官清正廉洁，以敢于直言著称。乾隆二十五年（1760），王杰在陕西贡院乡试中举，第二年进京会试中进士。殿试中，第一名原是诗人赵翼(江苏人)，王杰位居第三。因乾隆帝对王杰的书法有好印象，又赞同其人品，加上以陕西自清以来一百多年尚未有夺魁者，于是钦点王杰为状元。值得一提的是，王杰敢于与奸臣和珅做斗争，并主审和珅，秉公执法，将其判处死刑，王杰从而名垂青史。

　　因而，陕西贡院成了人才的摇篮，对国家和西北地区的发展贡献非常大。每届乡试开榜之日，主考官、地方官员与众考生以及百姓纷纷前往大雁塔，都想一睹为快，看看被刻碑题名的举人，这充分说明国家对人才的重视，社会对人才的渴盼。

　　到了光绪元年(1875)，陕甘分闱，甘肃设立贡院单独开考，而陕西贡院号舍仍有9600余间；光绪三十一年 (1905)清廷废止科举，陕西贡院也被废弃，改作“总工艺厂”；宣统元年(1909)又改为陕西咨议局。清末，陕西贡院旧址办起了实业学堂、存古学堂等；民国十七年(1928)此地建成“建国公园”，1960年改名为“儿童公园”。如今，陕西贡院的影子已难寻觅了，只是周围留下了一些相关的地名，似乎还在不时地提醒人们陕西贡院曾经的辉煌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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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的科考制度，当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而在乡试之前，地方要举行童试，童试也就是入选考试，合格者称为秀才，只有中了秀才才能参加乡试，再考中者称为举人；清代举人参加会试，考中者称为贡士；贡士参加殿试，产生状元。乡试每三年一届，通常在秋天举行，故又称“秋试”“秋闱”。乡试分为三场，共考九天七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