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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31 21:08:28) | 分类： 文艺撷英 |
黄平：中文系能否培养作家？
编者按：根据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新近公示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中文创意写作”出现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之列。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创意写作研究院副院长、教授黄平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创意写作成为正式的二级学科，意味着文学教育不仅包括文学研究，也包括文学写作。中文系的学子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既可以选择从事学术性的文学研究，也可以选择从事专业性的文学写作。“以往很多热爱文学、怀有作家梦的高中生，到大学中文系就读后往往失望地发现中文系并不培养作家，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将得以改变。流行多年的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说法，到此结束。”
国内写作课的传统：“中文系不培养作家”的由来
理解创意写作在国内高校[1]的兴起，首要是梳理创意写作的历史脉络。在笔者看来，当下的创意写作，需要处理与两个传统的关系：其一是国内写作课的传统，其二是国外创意写作的传统。
我国的传统肇始自清华大学。1928年夏，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由此转变为一所独立的综合大学。1928年秋，在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罗家伦的邀请下，杨振声从燕京大学转任清华大学。1929年6月，杨振声被选为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杨振声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北大新潮社与《新潮》杂志的创办者，在任教清华大学之前已经陆续发表《玉君》等著名小说。杨振声出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一职，可以被视为“五四”一代文学青年在现代大学掌握话语权的开始。
“新文学”进入大学的文学教育，会带来新的眼光与新的体系。在1929-1930年度的《清华大学一览》中，载有《大学本科学程一览》，其中的《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和课程的组织》直接提出：“中国文学系的目的，很简单的，就是要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2]
“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据朱自清回忆这个提法就来自杨振声。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不仅在当时，就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也颇为激进。为达致这一目的，新文学作家大量进入教师队伍。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含兼职在内共十三人，如沈卫威指出的，“从教师的基本情况看，这时清华中文系教师赵元任、钱玄同、杨振声、朱自清、俞平伯都是新文学作家。”[3]
清华大学的课程体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杨振声特别提到：“西洋文学概要、西洋文学各体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当代比较文学及新文学习作也都是必修，选修课中又有西洋文学专集研究，这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4]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方能体会杨振声等人改革文学教育的决心。陈平原考证过胡适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推行“新文艺试作”这门课程之艰难，介绍了当年的大学氛围：“这种氛围，导致国文系的教学，重古典，轻现代；重考据，轻批评；重学术，轻创作。在国文系的特殊语境中，不要说教‘新文艺试作’很难，讲外国文学的，同样不被重视。”[5]
杨振声（1890—1956）
杨振声、胡适作为清华、北大两校的文学院院长，同时作为“五四新文学”代表人物，他们所推动的大学写作课，其指向首要是奠定新文学在大学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培养写作人才。无论是清华的“新文学习作”，还是北大的“新文艺试作”，都可作如是观。在这个意义上，“新文学”带来新的体系的同时，势必和旧的体系产生冲突。杨振声对于旧体系的批判是直言不讳：“现在讲起办大学，国文学系是要算最难了。第一是宗旨的不易定，第二是教员人选的困难。我们参考国内各大学的国文系，然后再来定我们的宗旨与课程，那自然是最逻辑的步调了。不过，难说得很，譬如，有的注重于考订古籍，分别真赝，校核年月，搜求目录，这是校雠目录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文字的训诂，方言的诠释，音韵的转变，文法的结构，这是语言文字之学，非文学也。有的注重于年谱传状之赅博，文章体裁之轫演，派别门户之分划，文章风气之流衍，这是文学史，非文学也。以上这几种，都可以包核在国文学系，但这不过是研究文学之方法，不是研究文学之宗旨。”[6]
杨振声1930年离开清华转任青岛大学校长，清华中文系主任由朱自清接任。朱自清的看法和杨振声一脉相承，他在1931年6月1日发表的《中国文学系概括》一文中，进一步将“文学”从“国学”中区分出来：
中国各大学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的课程，范围往往很广：除纯文学外，更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等。他们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对于中国文学，他们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造。我们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但在这个时代，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觉得还有更重大的使命：这就是创造我们的新文学。[7]
无论朱自清如何强调“并不看轻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双方对于中文系的不同理解一望可知。作为新文学组成部分的写作课，由此卷入到新旧文学的博弈之中。只有理解这个潜在的背景，方能理解为什么1939年西南联大一次茶话会上的学生发言，惹起了两派教授的激烈辩论。当事人刘北汜（西南联大中文系1939级学生）在《忆朱自清先生》一文中有过回忆：“时间大约在开学后三个来月，学期结束之前。参加茶会的有中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罗庸、魏建功、浦江清、朱自清、杨振声，少数讲师、助教，再就是这学期才入学的二十来名中文系新生了。人虽不算很多，但因为教室中间摆了很大的一个长桌，还是显得很拥挤。”[8]罗常培系著名语言学家，1939年11月至1941年9月、1941年12月至1944年9月担任西南联大中文系主任，主讲声韵学。据刘北汜回忆，系主任罗常培有些激动地批评了他：
“有一个同学，学号是1188。他填的表里，说他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老古董。这思想要纠正。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9]
罗常培的这个观点，遭致也在现场的杨振声与朱自清的反对。杨振声与朱自清的发言，再次强调新文学的重要性，强调在中文系课程中要增加新文学的比重。从这场茶话会风波可见，作为一系的同事，罗常培和杨振声、朱自清等人的看法差异很大。不知道刘北汜的同学汪曾祺是否也在这个茶话会的现场，汪曾祺后来有过回忆：“很多人认为创作不能教。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罗常培先生就说过：大学是不培养作家的，作家是社会培养的。[10]
这是目前笔者所知的“中文系不能培养作家”最早的出处。今天不能孤立地理解这一看法，而要理解其历史语境，历史化地理解“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种观念的由来。这一看法所指向的，并不是就事论事地讨论培养作家本身，而是新旧文学在现代大学中的冲突。同时，也不能以简单的价值评判来指代新旧文学，比如视新文学一方为改革派，视旧文学一方为复古派。无论是旧文学的训诂考据还是新文学的批评创作，对于大学文学教育而言，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回到当年的历史现场，比如当时流行的考据热，恰恰有赖新文学人物胡适的推动。就以罗常培本人而论，他为西南联大国文课所写的《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一文，熟稔地梳理1917年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从《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一路讲到《新青年》以及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成绩，批判了安福系、学衡派、甲寅派的复古，明确地站在新文学立场之上对旧文学展开批判。[11]
综合来说，围绕写作课等新文学课程，与其说是新旧文学之争，不如说是“学问”与“文学”之争（近似朱自清区分的“国学/文学”），也即中文系是以传承学术研究为目的，还是以介入文学创作为目的。罗常培的看法，在后来的北大中文系很有影响。杨晦在1950年至1966年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很多人都回忆过杨晦在1955年新生入学典礼上的看法，即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想当作家的不要到这里来，世界上还没有哪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因为作家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作为创作源泉，古往今来大作家很少是大学培养的。因此，北大中文系要培养的是研究文学的专家学者，而不能把培养作家作为目标。[12]在现场听杨晦这番话的，有中文系1955级的新生孙玉石与费振刚[13]。孙玉石、费振刚在1980年代、1990年代先后担任北大中文系领导工作后，在新生入学典礼等活动上也有类似说法。[14]而且不限于北大，朱东润等复旦中文系领导对于这一问题也有类似看法。“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一说由此滥觞开来，一路影响到今天。
杨晦（1899-1983）
有意思的是，和杨振声一样，杨晦本人也是成长于北大的“五四”文学青年，比杨振声低两个年级，和朱自清是同班同学（杨晦与朱自清1917年就读于北大哲学门）。作为著名的文学社团沉钟社的创始人与核心成员，作为著名的戏剧家、文学翻译家与文学批评家，杨晦与“五四新文学”渊源极深。他之所以在1950年代继承罗常培的讲法，在彼时再次强调大学不培养作家，或许也思虑到“工农兵创作/专业文学创作”在1950年代的博弈。强调不培养作家，也就隐含着维护学院的独立性，与工农兵作者保持微妙的距离。在杨晦1966年卸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后，进入特殊的历史时期，北京大学中文系在1970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并在1973年分出创作班与评论班两个方向。至少就1970年代来说，北京大学中文系在学科建制上是培养作家的，主要是培养工农兵作家。因这一段较为曲折的往事，或许也能理解“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种说法为什么在1980年代再次占据主流。
就具体的写作课来说，1949年之后的中文系，一方面是“中文系不培养作家”成为主流观念，中文系以学术研究而不是以文学创作为主；另一方面写作课受到了格外的重视，写作教研室这一学科建制全面开花，很多院校一直保留至今。这里一个背景是1950年的课程改革，“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议题之一便是改革高校课程。”[15]这次会议通过了影响深远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文法理工学院各系》，草案规定的中文系培养目标是“培养文艺工作和一般文教工作的领导”。“中文系的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类，公共必修课有三门政治课（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国文与写作、外文、中国近代史、毕业论文或调查报告等。中文系课程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在必修课中非常强调写作课。写作共分为四门，分别是散文报道、文艺、理论文、应用文的写作，一共12个学分，是必修课中学分最多的一门课程。”[16]还是以1950年代的北大中文系为例，从大一到大四都有写作必修课，分别由章廷谦（大一）、冯文炳（大二）、游国恩（大三）、魏建功（大四）讲授。
一方面提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一方面写作课受到如此空前绝后的重视，二者的矛盾如何解释？一种解释，就是写作课并不被视为是培养作家的课程。查课程草案，对写作课全文规定如下：
为使学生具备各种写作能力，每年级均有写作课程。以散文、报道习作为主，给学生以各种写作的基础训练，培养其联系实际的精神，并可就学生性之所近，习作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为进一步从事文艺写作的准备。并设理论文写作，以培养学生分析、综合、推论的能力；设应用文习作，培养学生写作各种应用文字的能力。关于写作训练，均应注意思想方法及语法修辞，并酌选范例以资观摩。各种习作先后顺序，得由各校自定。[17]
草案内容明确写作课是为了“使学生具备各种写作能力”，同时也补充提到了“为进一步从事文艺写作的准备”。整体来看，写作课还是指向实用性的写作训练，是广义的写作而不是文学创作，也即和以往的“新文学习作”“新文艺试作”课程有所不同——1949年秋北大中文系增加或者说恢复了“新文艺试作”课程，由俞平伯、杨振声、冯文炳主讲，但在写作课大规模出台后就消失了，杨振声、冯文炳也在院系调整中调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
经历历史沧桑，伴随着新时期的文学热，迎来了一次写作学的兴起。1980年12月24日中国写作研究会（1983年正式更名为中国写作学会）由武汉大学牵头成立，系国家一级学会，1981年7月10日会刊《写作》创刊。武大等各个院校写作学的同仁，在振兴写作学科等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当然，写作学的发展也面临诸多难题，孙绍振等学者批评过写作学知识化的问题，“写作不同于文学理论、语言学、逻辑学之处就在于它不是一种传授知识的学科，在这一点上不清醒，遂导致写作学的架空。写作学是一门实实在在的实践的学问，而实践的学问是不能靠理论的演绎来完成。”[18]此外写作学科一直没有入围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如於可训提到的：“20世纪80年代初，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了第一份《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写作学科没有进入这份目录。这使正在蒸蒸日上的写作学科如遭霜打，也使成立不久的中国写作学会的工作遭遇挫折。”[19]笔者查阅了1983、1990、1997、2011、2022各版学科、专业目录，写作学一直未能入围。1990年代以后，包括笔者所在的华东师大中文系在内，很多院校的写作教研室也逐渐被取消。写作学在发展过程中的种种遭遇，值得当下创意写作同仁镜鉴。
国外创意写作的传统：走出语文学
当下创意写作面对的第二个传统，就是国外创意写作的传统，主要是美国创意写作的传统。国内很多创意写作学科点，直接仿照美国模式设立MFA艺术硕士点，如王宏图对于复旦创意写作专业的介绍[20]，直接提到了这一点。
“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这个概念的由来，最早被追溯到爱默生1837年8月31日在麻省剑桥城（即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哈佛和麻省理工所在地）美国大学生联谊会上的一篇演讲，这篇演讲有多个中文译本，如《美国学者》《论美国的学者》等，笔者据张爱玲的中文译本《美国的哲人》。查阅英文原文，爱默生演讲中出现过一次creative
writing，源自这样一句话：There is then creative reading as well as creative
writing.张爱玲对包含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这么翻译的：
我只想说，需要一个强健的头脑，才守得住这种饮食。一个人要善于读书，必须是一个发明家。像格言里说的“要想把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带回家来，必须先把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带出去”。因此，有创造性的写作，也有创造性的阅读。[21]
坦率讲，将“创意写作”追溯到爱默生这篇演讲里，有一定程度攀附先贤的嫌疑。creative
writing在爱默生的原文中，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像张爱玲翻译的，指的就是“创造性的写作”。我们现在的翻译往往将其译为“创意写作”，原文由此变成颇为怪诞的“有创意写作，也有创造性的阅读”，这种后设之明大可不必。但如果不拘泥于creative
writing这个词本身，爱默生这篇基于人文主义的演讲，未必不可以作为创意写作的先声。如D.C.迈尔斯在《大象教学：1880年以来的创意写作》（该书国内意译为《美国创意写作史》）中提到：“而论争的主题则是：以一种更形象或更具创意的文学教育取代语文学。这场论争开始于爱默生于1837年在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一次题为《美国学者》的演讲。”[22]D.C.迈尔斯认为“创意写作始于对语文学的反抗”[23]。
D.C.迈尔斯《美国创意写作史》中文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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