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星和苹果公司为代表的企业加速将其手机业务转移到越南、印度等地,带动带动富士康、和硕、立讯精密等供应商和配套工厂迁移。6月印度总理莫迪访美，与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美印联合声明》，在半导体、人工智能、太空等高科技领域达成系列合作协议，旨在强化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进程，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不仅加剧了外迁产业与中国的“脱钩”风险，也直接影响中国产业体系的完备性和稳定性。

美国制造业回流趋势正在加速，并联合盟友对中国实施贸易、科技“去风险化”。2021年1月，拜登政府发布《关于确保未来由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的行政令，强调政府在联邦合同签约中优先选择国内供应商。2022年8月，拜登政府连续发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以加快关键芯片、人工智能等产业链的本土化进程。今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发表“重振美国经济领导地位”讲话，承认美国工业和持续创新能力受到了真正的打击，旨在以国家力量介入产业政策振兴制造业。此外，美国拉拢中国台湾地区、荷兰等，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据彭博社报道，2023年5月中国台湾地区向美国的芯片出口额同比增长9%，已连续26个月增长，相比较而言中国大陆及香港地区同比下降14%，已连续7个月负增长。6月30日荷兰宣布将部分光刻机等半导体相关产品纳入出口管制范畴。

美国加速推进“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打造“去中国产业链同盟”。2022 年 4 月，美国众议院推出《西半球近岸外包法案》，为鼓励产业回迁，向从中国迁往拉美的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免税待遇；2022年7月，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韩国访问时提出，集中力量复苏经济并恢复产业链，在盟友和伙伴国之间实行“友岸外包”战略。

其中，墨西哥是近岸外包的最大受益者，从美国从墨西哥进口的产品类型来看，今年一季度运输设备（汽车）占比仍居榜首，其次是计算机和电子产品，两者在美国进口份额中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医疗机械（15.6%）、航空航天（15%）、家具（6.3%）等行业都呈现高速增长。近期特斯拉也在动员中国供应商出海，去墨西哥复制“上海工厂”。

三、警惕出口下滑与产业链外迁双向循环

大国博弈下，全球贸易“脱钩”与“去中国化”趋势不可避免。短期之内，中资企业投资布局东南亚以及“转口贸易”影响，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出口仍构成支撑，但背后的产业链外迁风险不可小觑。如笔者在《东盟贸易增长背后的产业链风险不容忽视》中提到，产业链外迁通常意味着企业搬离、就业流失、税收下降，由此引发的居民收入下降和农民工失业风险需要积极应对。

此外，中国产业链仍存在关键技术设备、部分基础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等问题，有可能随时被中断。若中国不加深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长期有可能陷入产业空心化，进而导致经济活力下滑，收入增长停滞，失去国际竞争力。

为应对逆全球化、中美贸易摩擦等问题，一方面尽量延缓中美脱钩进程，抓紧产业链升级的时间窗口，继续加大区域一体化合作。具体措施上可以：一是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和研发支出，发展高技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升级；二是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一带一路作用，加快形成中亚南亚西亚开放通道，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三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推进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近期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强调在具备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接相关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下一步应增加政策透明度、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减少对外资和民营企业的准入限制，提高招商引资的质量和水平。

另一方面，利用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体量和完整的产业链优势，积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财政将是重要抓手。例如，针对吸纳就业能力强的行业降低社保和公积金费率，增加居民当期可支配收入同时带动其消费性支出；建议发行3万亿左右的特别国债，主要用于新基建投资和统筹发放消费券，尽快将需求拉回正常轨道；当前地方债务风险高企，中央财政加杠杆，缓解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带动地方政府全力稳增长。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大幅降息（如50BP）仍有必要。考虑到中国实际利率偏高且宏观杠杆率高企，降息有助于降低全社会利息支出成本、改善各部门资产负债表。房地产方面，加大松绑力度，取消不合理的限购、限售、限价等措施，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尽快推动市场回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