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课

郑振铎

口头上慷慨激昂的人，未见得便是杀身成仁的志士。无数的勇士，前仆后继的倒下去，默默无言。 

好几个汉奸，都曾经做过抗日会的主席，首先变节的一个国文教师，却是好使酒骂座，惯出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一类题目的东西；说是要在枪林弹雨里上课，绝对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一个校长，却是第一个屈膝于敌伪的教育界之蟊贼。

然而默默无言的人们，却坚定的做着最后的打算，抛下了一切，千山万水的，千辛万苦的开始长征，绝不做什么“为国家保存财产、文献”一类的借口的话。 

上海国军撤退后，头一批出来做汉奸的都是些无赖之徒，或愍不畏死的东西。其后，却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维持地方的人物出来了。再其后，却有以“救民”为幌子，而喊着“同文同种”的合作者出来。到了珍珠港的袭击以后，自有一批最傻的傻子们相信着日本政策的改变，在做着“东亚人的东亚”的白日梦，吃尽了“独苦”，反以为“同甘”，被人家拖着“共死”，却糊涂到要挣扎着“同生”。其实，这一类的东西也不太多。自命为聪明的人物，是一贯的利用时机，做着升官发财的计划，其或早或迟的蜕变，乃是作恶的勇气够不够，或替自己打算得周到不周到的问题。 

默默无言的坚定的人们，所想到的只是如何“抗敌救国”的问题，压根儿不曾梦想到“环境”的如何变更，或敌人对华政策的如何变动、改革。 

所以他们也有一贯的计划，在最艰苦的情形之下奋斗着，绝对的不做“苟全”之梦；该牺牲的时机一到，便毫不踌躇的踏上应走的大道，义无反顾。 

12月8号是一块试金石。 

这一天的清晨，天色还不曾大亮，我在睡梦里被电话的铃声惊醒。 

“听到了炮声和机关枪声没有？”C在电话里说。 

“没有听见。发生了什么事？” 

“听说日本人占领租界，把英国兵缴了械，黄浦江上的一只英国炮舰被轰沉，一只美国炮舰投降了。” 

接连的又来了几个电话，有的是报馆里的朋友打来的。事实渐渐的明白。

英国军舰被轰沉，官兵们凫水上岸，却遇到了岸上的机关枪的扫射，纷纷的死在水里。

日本兵依照着预定的计划，开始从虹口或郊外开进租界。

 被认为孤岛的最后一块弹丸地，终于也沦陷于敌手。 

我匆匆的跑到了康脑脱路的暨大。 

校长和许多重要的负责者们都已经到了，立刻举行了一次会议。简短而悲壮的，立刻议决了： 

“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 

太阳光很红亮的晒着，街上依然的熙来攘住，没有一点异样。 

我们依旧的摇铃上课。 

我授课的地方，在楼下临街的一个课室。站在讲台上，可以望得见街。 

学生们不到的人很少。 

“今天的事，”我说道，“你们都已经知道了吧，”学生们都点点头。“我们已经议决，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刻便停课，并且立即的将学校关闭结束。” 

学生们的脸上都显现着坚毅的神色，坐得挺直的，但没有一句话。

“但是我这一门功课还要照常的讲下去。一分一秒也不停顿，直到看见了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为止。”

 我不荒废一秒钟的工夫，开始照常的讲下去。学生们照常的笔记着，默默无声的。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然而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的紧张的神色。该来的事变，一定会来的。一切都已准备好。 

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我愿意讲得愈多愈好；学生们愿意笔记得愈多愈好。 

讲下去，讲下去，讲下去。恨不得把所有的应该讲授的东西，统统在这一课里讲完了它，学生们也沙沙的不停的在抄记着。心无旁用，笔不停挥。 

别的十几个课室里也都是这样的情形。 

对于要“辞别”的，要“离开”的东西，觉得格外的恋恋。黑板显得格外的光亮，粉笔是分外的白而柔软适用，小小的课桌，觉得十分的可爱，学生们靠在课椅的扶手上，抚摩着，也觉得十分的难分难舍。那晨夕与共的椅子，曾经在扶手上面用钢笔，铅笔，或铅笔刀，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涂写着，刻划着许多字或句的，如何舍得一旦离别了呢！ 

街上依然的平滑光鲜，小贩们不时的走过，太阳光很有精神的晒着。 

我的表在衣袋里低低的嗒嗒的走着，那声音仿佛听得见。 

没有伤感，没有悲哀，只有坚定的决心，沉毅异常的在等待着——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远远的有沉重的车轮辗地的声音可听到。 

几分钟后，有几辆满载着日本兵的军用车，经过校门口，向东向西，徐徐的走过，当头一面旭日旗——血红的一个圆圈，在迎风飘荡着。 

时间是上午10时30分。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 

“现在下课！”

学生们一致的立了起来，默默地不说一句话；有几个女生似在低低的啜泣着。 

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人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那一个方面走去。 

赤热的心，像钢铁铸成似的坚固，像走着鹅步的仪仗队似的一致。 

从来没有那么无纷纭的一致的坚决过，从校长到工役。 

这样的，光荣的国立暨南大学在上海暂时结束了她的生命。默默的在忙着迁校的工作。 

那些喧哗的慷慨激昂的东西们，却在忙碌的打算着怎样维持他们的学校，借口于学生们的学业、校产的保全与教职员们的生活问题。

【文章分析】

选材：从一件特定的小事——“最后一课”入手去表现爱国主义的大主题。

人物描写技巧：突出细节描写；从外貌、语言、动作、环境等方面去着力刻画人物内心。

角度：郑振铎是从大学老师的角度写师生们对日军入侵的共同反应。

比较都德《最后一课》

一、主题的比较。两篇文章所取的题材是相同的。都是以外族的入侵，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为背景，通过描写在最后一个课上，人们努力的学习本国语言，老师格外珍惜这一堂课，表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两文共同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颂歌。

二、人物形象的比较。韩麦尔先生和郑振铎先生在这最后一课中所表现出的崇高的爱国精神是毫无二致的，他们都感受到国家危亡的忧愤、悲切、伤痛和对侵略者的仇恨。他们都是亡国之民，处境相同；他们也都是教师，身份也相同；他们对祖国语言的珍惜是相同的；甚至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在学生眼中的形象也完全一致。韩麦尔先生“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教给我们，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 “郑振铎心里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他恨不得自己能变成一个超人，可以把所有的知识凝聚在一堂课中，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学生。这一堂课，他讲得格外的亲切。”几乎相隔一个世纪的两个不同国度的教师，对这意义重大的最后一课的珍视如出一辙。这是巧合吗？不是。是他们对祖国的感情相同，是他们的爱国精神相同。

【作者简介】

  郑振铎（1898—1958）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五四运动爆发后，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社会活动，并和瞿秋白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1920年11月，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主编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文学周刊》。1923年1月，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的“为人生”的文学，提出“血与泪” 的文学主张。大革命失败后，旅居巴黎。1929年回国。曾在生活书店主编《世界文库》。抗战爆发后，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了《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抗战胜利后，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民主周刊》，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1958年因飞机失事殉难。

代表作品：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

【练习】

1.第3段中“试金石”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

2.作者写第4—8段的内容的目的是什么?

3.第10、19段是场景描写，它们在文中有何作用? 

4.第16段中说：“谁都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这“意义”指什么?

5.第28段运用了________修辞手法，意在表述                           。

6. 郑振铎“恨不得自己能变成一个超人，把所有的……全部传给学生”郑振铎上最后一课只为传授文化知识吗？ 　　

7.“我们已决定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时，立刻停课，将这大学关闭结束”我们以决定的原因是                       。

 8.从句中加点词语入手，分析“我”这一人物的形象特征。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做着立正的姿势，沉毅地阖上了书本，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

　　

【答案】

1.对12月8日发生的这件事的态度就像试金石一样准确地验明每个人对祖国、敌人的立场和态度

2.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为下文学生上完最后一课，关闭校门做铺垫。

3.（1）以平静的景物描写烘托出当时我们内心汹涌澎湃

（2）表述出了时间的推移

4.因为日本军的入侵，我们已无法在这块土地上继续学习下去

5.比喻   所有的师生团结如一，意志坚定，绝不在日本侵略者的统治下教书学习，苟且偷生

6.不是，更透露出一种爱国之情，希望在日本兵到来之前让学生用只是武装自己，和他们斗争到底。

7.这是对日本人的一种无言的抗议，透露出和他们誓不两立的观点，也表示日本人是龌龊的，卑鄙的，不配与圣洁的学校对视。

8.“我”对日本人十分痛恨，而“我”的一系列的词语也表现出了“我”的坚定和决然——绝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教书育人！

百年暨大·上海时期

上海是旧中国重要的经济、金融、文化中心。为了便于拓展海外华侨教育，1923年暨南学校迁至上海真如。学校先后聘请许多专家学者来校任职，如徐楚生（德珩）、严济慈、周建人、夏丏（min）尊、梁秋实、沈从文、郑振铎等。

1937年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真如沦为战区，学校迁入上海外租借办学。1941年12月8日，日军入侵租借，暨大师生坚持上完“最后一课”后，将学校关闭，迁校福建建阳。